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思想比较狭隘，他们只关心自己而顾不上关心他人，所以经常会做出一些利于自己但伤害他人的事情。那些思想比较超前的人，对有损于部落的事情总是想尽办法阻止，于是便有了赏罚：做好事的人会得到奖赏，做坏事的人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最原始的法律，我们也称其为酋长的权威。酋长的赏罚，不可能完全做到公正无私；而且，作为赏罚的标准，其监督作用也不可能完全周密没有一点疏漏。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归酋长管制的人看到有漏可钻便会绞尽脑汁想出各种逃避责任的方法，因此，再也不害怕做坏事了，其结果是酋长的权力和威信越来越小。
有些人自称找到了解决酋长权力和威信日趋变小的办法，他们说：“人们行为的监督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酋长一个人，还有神。即使一个人住在房子里，却有不止十只眼睛在盯着我们、十个手指在指着我们。做好事的人，总能得到神的庇佑，做坏事的人，就会遭到神的责罚。神对人的种种赏罚，不仅存在于人活着的时候，也存在于人死之后；好人死后被升上天堂，坏人被打入地狱。”还有的人说：“神对人的赏罚，不只针对他一个人，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好人多子多孙，且子孙们都贤良能干，而坏人则会断子绝孙，即使有子孙也多是鸡鸣狗盗之辈。”另外，也有的人说：“神的赏罚，不是单纯地针对他的今生，还能够涉及到他的来世。好人来世会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富贵之人，而坏人来世则会生为孤苦无依或身有残废的人，至于那些罪不可赦的人则会投胎成为禽兽。”这都是宗教家的说法，也正是人们所说的神的权威。
即便如此，神的赏罚当真能与人们的行为相吻合吗？人们未来的痛苦与快乐，真能遏制他们现在的不良行为吗？所以，神的权威，并不能让人们弃恶从善。
更何况，那些君主、官吏、教主经常利用酋长和神的权威，逼迫人们不做好事，蛊惑人们做坏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争斗和宗教争斗。结果是，拥有权威的人不但没有通过威信除恶扬善，反而产生了消极恶劣的影响。
随着人类智力的不断发展，科学便出现了。所谓的科学，就是舍掉权威，追求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人们常说，我们所说的自己，别人称为他人。我们所说的他人，别人则称为自己。所以总的说来，没有所谓的自己和别人，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都统称为人。人与人之间，只要互助互爱，就会让所有的人都受益。假如无奈之下无法让所有人都受益，就只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让大部分人得到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不去计较是谁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样来看，做好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我们又何必去做坏事呢？
我们的所作所为，既然以真理作为标准，当然就不怕权威了；并且对那些传承、滋生的各种所谓的权威，一定要清除干净，以创造自由平等的世界，这是我们的职责。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精细与多疑
《吕氏春秋》上说：“事物分为很多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说：“我最厌烦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烦杂草，是担心人们把它与禾苗相混淆；厌烦紫色，是担心人们把它与红色相混淆；厌烦郑地的音乐，是担心它扰乱了雅乐；厌烦奸人，是担心他们混乱了道义；厌烦流言的散播者，是担心他们破坏了诚信；厌烦伪君子，是担心他们扰乱了社会道德。”《淮南子》上说：“表面上的似是而非，往往是人们炫耀的资本，所以那些凶狠、恶毒之人，虽然表面上看来很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蠢之人，表面上看来很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鲁莽之人，好像很勇敢，但实际上并不勇敢。”那些表面上非常相似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人们不得不认真观察。
孔子说：“人们都非常喜欢的事物，必须仔细考察；人们都讨厌的事物，也必须仔细考察。”又说：“观察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再观察他怎样去做，紧接着再观察他做这件事的时侯，心态是否平和。经过这样一番仔细观察，这人的真实品质怎么能藏得住呢？”庄子说：“一个人的品德与性情都是藏而不露的，所以，君子会远距离地来观察他的言行，以判断他是否礼貌；通过不断地给他安排工作，以判断他是否才能出众；会突然向他询问事情，以观察他是否反应机敏；与他约定时间，以观察他是否守信；将钱财交给他管理，以观察他是否廉洁；告诉他形势的危急，以观察他是否坚持操守。
”这些都是观察一个人品性最详细、最有效的方法。不只是观察别人要这么做，约束自己也应如此。曾子说：“每天我都会问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为他人办事是否不忠诚？与朋友来往是否讲信用？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温习了？”孟子说：“假如别人对我蛮横无礼，作为正人君子，我一定会先做这样的自我反省：我一定不仁慈、没有礼貌，否则他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呢？等我通过自我反省变得仁慈、有礼貌之后，如果那个人还是对我蛮横无礼，我一定会接着自我反省：我一定不忠诚。等自我反省变得忠诚之后，如果那个人仍然蛮横无礼，作为正人君子，我才可以说：‘这是一个无知狂妄的人呀。’”君子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就是这么细心谨慎。
细心是要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权衡自己心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否则，只是妄自忧虑和胡乱担心，就变成多疑了。列子说：“有一个人不小心弄丢了一把斧头，就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自此之后，他看到邻居家的小男孩走路，感觉像极了小偷走路的样子，看到小男孩的表情，也觉得像极了小偷的神态，总之小男孩的一举一动，无一不与小偷的行为相吻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翻动自家谷仓时无意中找到了丢失的斧头。”荀子说：“夏首南部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此人不仅愚钝，还胆子极小，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他独自一人走在路上，低头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地下的鬼在出没，抬起头发现影子有变化，就以为是站着的鬼，他顿时大惊失色慌忙逃走，等到跑回家中，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被活生生地吓死了。”这些都是多疑的坏处。
还有一些多疑的事例，比如：韩昭侯因为怕妻子听到自己说梦话，于是夫妻俩分房而睡；五代的张允家财万贯，为了不让小偷有可乘之机，他随身携带家里的多把钥匙，并挂在自己的衣服底下。如此多疑之人，正应了那句老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多疑和精细相比，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文明与奢侈
我们来看一下人类进化的历史：古人住的是野外的洞穴，现在人们住的是很好的房子；古人生吃动物，他们以兽肉为食，以兽皮为衣，如今人们掌握了先进的烹饪和裁缝技术；古人把柴草扎成捆作为火把，用陶土来做灯，如今我们用燃气做饭，用电力照明；古人用木头做成车轮子，把大树挖空做成船，作为当时的短途交通工具，如今则有汽车和轮船作为代步工具，不管多远都能到达；把古今其他的日常用具比较后会发现，古代的粗糙而今日的精致，古代的简单而今日的复杂，大都如此。所以就同样一件东西而言，现在的价值要超过古代的一百倍，有的超过一千倍，甚至上万倍、上亿倍，就好比古人节俭而现代人奢侈，而奢侈的程度，还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愈演愈烈。所以痛恨奢侈的人，甚至把当代一切物质文明的成果都摒弃，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
虽然如此，但文明与奢侈就这样密不可分吗？当然不是。文明，就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普遍造福人们。把道路铺得如同板一样平整，让人们在上面行走，把水过滤干净，让人们饮用；在街道上安灯，为黑夜中的人们照明；在公园里播放音乐，让人们聆听享受，普及教育，开办平民大学，让人们有受教育的机会；图书馆里的书籍有成千上万册，供人们阅读；博物馆的美术作品价值不菲，供人们鉴赏。这就是所谓的文明。而它们有的用来改善卫生条件，有的可以增强人们的智慧，有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因此，尽管花费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亿的费用，却不能认定为是奢侈之举。
奢侈，指的是一个人的费用超出了普通人费用的平均值，不仅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甚至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如《吕氏春秋》中说：“出门必须坐车，回来必须乘辇，一定要让自己的出行舒服，其实，这些都是容易使人跌倒的工具；喝大量的酒，吃很多的肉，一定要让自己身体强壮，其实，这些都是不利于肠胃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些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恶习，本来是原始部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古时候，当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很差的时候，那些高大的房舍、雕花的墙壁、玉石的杯子、象牙的筷子以及通宵的畅饮欢歌和野外的出游行猎，不知要比百姓的生活费用超过多少呢？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某些富贵人家挥霍无度，但其超出平均费用的奢侈程度也远不及原始部落的酋长严重。所以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奢侈的行为越来越少。今天的文明还不能彻底消除奢侈，这倒是说得过去；但是，把奢侈当作是文明的产物，就说不通了。我们应当仔细分辨文明与奢侈的区别，推崇前者，禁止后者，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尚洁与太洁
中国人向来以不爱干净而闻名：不勤洗澡，不爱换洗衣服，随地吐痰，用衣袖擦拭鼻涕，不洒扫街道，听任厕所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喝饮用水从来不过滤，有人得了传染病，也不知道隔离治疗。从小的方面说，这会损害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地方瘟疫的肆虐横行。这是最令我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以崇尚整洁来相互鼓励。
然而，崇尚整洁也是有尺度的。洗澡、洒水、扫地，这种事情一个人就能完成；而公共环境的卫生，则需要大家共同约定并采取行动才能实现。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而矫枉过正的话，也会产生很多弊端。
南宋的何佟之一天洗十几遍澡，即便这样还嫌不够干净；元代的倪瓒给痰盂频繁地换水，衣服帽子每天要擦拭数十次，甚至连自家房前屋后的树木石头都不放过；清代的洪景融每天洗脸的时间从早晨持续到中午，却还没有洗完。这些人都是因为过于追求干净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南齐的王思远，在诸多登门拜访他的客人中，如果发现谁的衣服不整洁，他都会敬而远之。而对于形貌庄重、衣服整洁的客人，王思远就会与他促膝交谈。等到客人离开之后，王思远还命两个人轮流擦拭来访者坐过的地方。南朝宋的庚炳之更是过分，来访的士大夫还没有走出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命令仆人擦拭客人坐过的位子；宋朝的米芾从来不和别人共用毛巾和器具。这些人都是因为太爱清洁而影响到了别人。
假如去遍访各地的风土人情，去蛮荒之地教授知识，救助孤儿穷人，医治护理病患，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不得不进入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并接触一些不整洁的人。如果因为太爱干净就裹足不前，那么人类的文明就无法传播，人道主义也会灭绝。汉朝的苏武被匈奴扣留后，不得不住在山洞中，还把雪块和兽毛裹到一起直接吞下去。宋朝的洪皓被金国扣留，便用马粪当做燃料煮面粉吃。宋朝的赵善应把路上遇到的病人带回家，还亲自为他们煎汤熬药。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收留了五十多个孤儿和流浪儿，并把他们安置在一起进行教育。这些人与王思远、庚炳之那些人相比，又是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