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自由主义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做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得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著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
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 ，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法广”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具体感受罢！
王学泰于2008年4月20日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李慎之先生多次谈到“文革”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是社会进步的“反面资源”。他说，我们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人们的心头，不妨说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同醍醐灌顶。
当代的蒙昧是指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未能接受现代文明，脑子尚停留在前现代。这是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有两三千年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亿万个性不成熟的人们很少独立思考。他们易于被统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这样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为的目的，正像哈维尔所说，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橱窗要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文革中许多政策触动了人性之恶，蒙昧者被无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杀，“格杀勿论”“砸烂狗头”“火烧、油炸”一类标语触目惊心。
实际上，由于蒙昧者是对自己处境不满，往往被“恨”所笼罩，而且并非因为有“爱”而恨，那些口头的“爱”不过是恨的标牌而已；文革中除了圣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为嗔恨的对象，举着“砸烂旧世界”旗帜，扫荡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冲动的驱使下，不仅昨日的师长、朋友，今日就能拉来揪斗，甚至一家子里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红八月”期间，我亲眼见过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劳改”，儿女就是挥动皮带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从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来看，人们要积攒多少怨恨，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不共戴天之声！？人可能因爱而有恨，但恨不能作为办事情的出发点，要造就和谐社会应该从爱出发，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极其狭隘，色彩分辨率极低，五色斑斓的世界，只视作黑白两色。纷纭复杂的世界被分割为“好”“坏”两极，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则坏。在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众生分为敌我两极，整日念兹在兹，成为不可一解的情结。凡事先分“敌我”，缺少应有的是非观念，而且稍有异义，就以敌人视之。如何把所谓的敌我分开，最简单的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还说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只要是被批斗，马上荣膺一顶“黑帮分子”的帽子。后来帽子越来越多，如：地、富、反、坏、右、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特、僧、道、巫、尼、娼共十五大类。这还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还有新揪出的：特务、叛徒、走资派，更扩展为工贼、内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还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标志。
如戴高帽、剃阴阳头，较长久的是胸前挂上牌子。由于揪出的“敌人”太多，单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个别的允许回家。但得挂着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时，把牌子夹在自行车座子上，到单位门口，拿出牌子，挂在脖子上，弯腰躬身进单位。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门别类，让“革命群众”分清敌我；其二就是侮辱，让“革命群众”看看，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有所畏惧。这种乱扣帽子极大的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和人格。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颜面扫地，从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过帽子，游过街的，数以千万计，给多少人心灵上造成过伤害？粉碎“四人帮”后，常贵田说的一个相声就叫《帽子工厂》，反映了恢复正常的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憎恶。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对扣政治帽子行为很反感。
蒙昧者处理问题则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是语言暴力，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威慑力的词汇，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污秽语言，充斥在人们的口头，甚至报刊。例如被一位学者举证的当时在多家报刊刊登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一文，其中就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污言秽语，“这简直是放屁”“砸烂它的狗头”“大反扑的狂吠声中”“混蛋们你们听着”……这像一个文明人所为吗？人们所处的是个文明环境吗？！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孔子也用的是这一套，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语言之后，就是暴力行动，一言不合，便要开打，北京是中央所在还好，武斗只是大刀长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仅机枪、手榴弹，连坦克车都出动了。1979年，我去成都出差，武斗的炮弹皮还有嵌在街道两旁树皮上的，青羊宫的墙壁上还有弹洞。时过境迁，文革流行的许多词汇消失了，但“打砸抢”留下来了，这个词的全称是：打砸抢抄抓。现在写到这个词我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
那时政策上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句话生动说明“文斗”也是一种“鞭刑”，不过它更深刻，不满足于只抽打皮肉的“武斗”，还要更进一步地拷打平民百姓的灵魂。为什么这一批人就有权力抽打另一批人？当时的解释，被拷打的都是在“灵魂”上不够好的人，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一群被自认为身世清白、思想够好的庸众就担任行刑者，或说思想上的杀手。其目的是迫使人们的想“归一统”。至于结果如何，后来的发展人们都看到了，这里不赘述。其实，许多处在上层的人士、甚至包括“触及灵魂”的发明者都懂得，改变人的灵魂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应认识到思想多元的必然，互相宽容，不要弄一部分人去改造和批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不仅使得被整的人蒙冤，更荼毒了整人者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上面所说，在青年人看来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了，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谈到这些还都有切肤之痛。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里，虽然经济还有困难，社会还有乱象，而且三十年遗留的问题成堆，可是社会是团结的，人心是蓬勃向上的，因为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类似文革的过激的、暴力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所警惕。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了，由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滞后，人们对于文革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极端主义淡忘了。前几年听说，有的领导人在人代会小组会谈起文革时期内斗的残酷，感慨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几年因为与媒体打交道多，认识的青年人不少，对此深有同感。因此我们要把文革思潮的特点，它的残暴丑陋要经常讲，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有所警觉。这些日子里，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表现，有哪些故态复萌？有哪些是旧技重演？这是值得举国深思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三十多年前常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古人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一次文革，已经举国难支，几十年攒下的家当（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几乎扫地以尽；还要预约再搞！？然而这“七八年”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估计，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人们内储的因压抑而形成的能量如果没有正当的、及时的出口，到一定时间就会激化，就可能演化为无序的、暴力的、期盼上下易位的“群众运动”。当时这被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即所谓“大民主”。它仍然是“周期率”的反映，当政者希望通过有控制的“小乱”，释放能量，以避免失控的“大乱”。然而，大小之间，如何划线？“控制”和“失控”之间如何操纵自如，都在未定之天。我以为避免社会动乱最佳途径还是建设法制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但应该从当下做起。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敬悼王元化先生
昨天晚上，从外面讲课归来，刚休息一会儿，《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话说：“您知道吗？王元化先生于昨晚逝世了。”我大吃一惊，上个月铁骨嶙峋的贾植芳教授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元化先生又遽归道山，思想界、学术界连失两位领袖，震惊之余，令人生“日月风云顿觉闲”之感！
睡觉前，静思默想，辛稼轩送陈亮的《贺新郎》总回旋在我的脑际：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王先生一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成就，可叙述评介处、可圈点赞叹处极多，这些自有他的亲朋好友及门弟子一一论列，我不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里仅就90年代先生在思想界的地位及其所作的贡献做一评述，作为对先驱者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