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是写铁路上某小站分来了个知识青年，引发那里一连串变革的故事。难得的是这一台好演员。男主角韩非已经四十多岁了演那位二十来岁，刚刚中专毕业，少不更事的青年，难度有多大？另外演车站站长外号“老解决”的赵子岳，演农村胖队长的凌元，演车站售票员、外号“老怀表”的田烈，演秦广播的陈志坚都是一时之选。尤其是田烈先生老演反面人物中的“首恶”。他那双时时可以放出凶光的眼睛是能吓倒一些小观众的。而在《锦上添花》里他演的是一名认真勤勉的老工人。他那双眼睛仍然引人注目，但这是严峻，而且其中不乏几分慈爱。
我与田烈先生还有过一次意外的交往。1975年初寒假期间带着一岁多的小外甥到珠市口清华池洗澡，恰好与田烈先生坐对面。那时还没有追星风气，田先生洗完了，我们也洗完了，因为共用一个小桌，就聊起天来。看样子他比银幕上苍老些。刚刮的脸，那青青下巴十分突出。他客气地请我喝茶，记不得因为什么他问起我的学历，我告诉了他。“哪里上的中学呢？”他又问。“北京师大附中。离这里不远。”“那是个好学校。”他很肯定地说。我也礼貌地问：“您是在北京读的中学吗？”“我是××中学的，现在的三十几中。那爱轮大锤（轮大锤指年轻人打架）的学校。”他笑眯眯地说：“那时不懂得念书的重要。”这时他拿出包香烟抽出一支让我，我赶紧道谢，说自己不会吸。此时他看见我的小外甥站在一旁盯着他，田先生笑了，他又抽出一支对他说：“怎么喳，小兄弟您也来一支。”说着递了过去。小外甥抬起一只小手推拒。田笑着把烟插入烟盒中：“好孩子不学抽烟。”此时外甥突然咿咿唔唔地说了一句“大烟……”。田先生有点严肃地说：“嚯！不得了啊！敢抽大烟！”我赶忙解释说：“在家里他老拿大人的烟斗玩，他管烟斗叫大烟。”他绷不住，笑了，那眼神就有点像《锦上添花》的“老怀表”。
一枕“乘风破浪”梦
1958年是大炼钢铁年，更是全国跃进年，要用炼钢带动其他产业。电影行业当然也不能例外。电影如何跃进？一是要“多快好省”地拍片子，“好”是软指标，“多”“快”是很硬的。依稀记得1958年一年拍了100多部故事片，有拍得快的，十几天就出炉，其粗糙可以想见；二是要多演电影，每年每个地区要演够一定场次的电影，这也是个很硬的指标。北京有的影院为了凑够场次，日夜放映，风雨无阻。没有观众怎么办？许多影院有些场次不收费（这一点大家也许奇怪，那时“钱”在许多人眼中似乎要作废了。1958年9月间北京早点铺不设收费人员，吃完早点自动交费。坚持了有10余天）。老百姓夜里炼钢，有的累得坚持不下去的，偷偷跑到电影院睡个觉。
《乘风破浪》就是在平安电影院看的夜场。那天夜里大约是炼钢炉出了故障，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大家分头休息。那时我还没住校，要回家太远（从灯市口到菜市口），于是便跑到平安（王府井南口）看电影。一进影院，没有几个观众，但却鼾声如雷，盖过了放映机的转动声。我找个地方坐下来，身体和精神马上放松，于是眼皮发沉，渐渐合拢，可是要看电影的意念并未在大脑里消失，我努力睁着眼，一会儿睡一会儿醒。耳边一会儿是说话声一会儿是管弦齐鸣；蓝天、沙滩、大海、长江、轮船、舢板，五光十色的景致在眼前跳来跳去。最后终于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什么也看不到了，进入属于自己的梦乡。当我感到声音大作，睁开眼一看，原来在电影院里，偌大放映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似看似不看的观众。一看表六点多了，赶紧起来回学校（六十五中）。这是一次奇特看电影的经验，经久不忘。那夜只是零零碎碎看了《乘风破浪》，给我留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这是个早期彩色片，它以蓝、白、绿为主色调，赏心悦目，风格轻快，描写的是刚刚走入生活的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与当时生活的沉重形成反差。它为人们驱走了许多疲倦和烦恼。文艺应该有这种功能。
为第四种人服务的电影
1959年秋，北京市场上物质的匮乏已露端倪，而文艺演出却相当活跃。刚刚庆祝完建国十周年，许多进京汇报演出的文艺团体还没有走，影院的新片也很多，1958年拍的电影太多，演都演不过来（那时影片只要拍了出来，没有政治问题，都能上映的），但粗糙滥制者多。例如反映纺织劳动模范生活的《黄宝妹》竟让黄宝妹本人来演，其水平可见。因此许多跃进产的故事片被人们戏称是艺术纪录片。但好片子也有，而且不少，什么一多了，就会良莠互见。如《聂耳》《青春之歌》《林家铺子》《五朵金花》《林则徐》这些题材多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影片都在此年面世。反映了电影人对于提高影片质量的追求。
那时的编剧、导演、演员大部分成长于三四十年代。他们是在大城市中学习生活的，如果让他们拍摄这类生活的影片，他们是得心应手的。然而五十年代初，所拍摄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描写革命战争的，实际上导演、特别是演员是不太适应那种题材的。听说上官云珠演《南岛风云》中女游击队长，作战时手榴弹才能扔出几米远，有这样情节时，都要用两组画面组接。相反《聂耳》《青春之歌》这类题材的作品，他们有这样的生活，甚至是亲身经历，所以拍出来就比较真实感人。
1955年以后，苏联文艺政策较为开放，西方称之为“解冻文学”，此时出现了许多描写知识分子生活和感受的文艺作品。当时还是在学苏联，文艺界亦步亦趋，其寒暖是以苏联的气候为转移的。电影界更是这样，当时派了许多人到苏联学习电影，他们回国后必然要发扬在苏联学的那一套。像著名导演成荫就是留苏生，他回国后拍第一部电影是《上海姑娘》。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其留苏成果、是带有汇报性质的。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甲方代表》改编，描写上海姑娘白玫作为甲方代表对于工程验收特别严格，为此受到许多误解，得罪了一些人，但献身于祖国建设精神使她经受了各种考验。可是这片子一问世就有了麻烦。自1956年以来拍了几部的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电影。
如《女篮五号》《生活的浪花》《青春的脚步》《护士日记》还有上面说过的《乘风破浪》等等，引起了争论。《上海姑娘》这个片名在当时就很扎眼，人们看惯了大线条的作品，出现的都是高大威猛的工农兵形象。“上海姑娘”这个名字就让人想起“娇滴滴”的小姐（那时“小姐”这个词，完全是贬义的）。有人说“‘姑娘’就已经很酸了，又加上‘上海’，真是肉麻呀”。理论家把它视为脱离工农兵、背离火热的战斗生活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表现。现在许多青年喜欢以“小资”自称，觉得“很高雅”。而那时“小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避风港。当人家批判你是“资产阶级”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用“小资”以抵挡搪塞，其实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小资”离反动派也只有一步之遥。作为普通观众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这类作品的，因为演员的表演平实不拿腔作调，看着比较舒服。
大约是1957年前后，有人提出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主张要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不能光为工农兵这三类人，而忘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此论一出马上受到围攻，说这是主张“第四种文学”。此时这类描写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电影，正是这种想法在创作中的表现。
和“小资”类作品接近的是解放前名著改编的作品。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其中以《林家铺子》最成功，也许茅盾小说的单薄给了改编者很大的发挥空间。《家》似乎最差，尤其在大陆先演了香港的名演员吴楚帆主演的《春》《秋》。听说香港也拍了《家》，因为怕冲击了大陆的《家》，所以只放映了《春》《秋》。按说大陆演员阵容也不差，如孙道临、王丹凤、张瑞芳、黄宗英与香港的吴楚帆、红线女、白燕比较起来，似乎不弱，我看主要原因是导演。香港的片子主要是在摄影棚拍的，而大陆是到四川成都某豪宅拍的。两相比较，香港却更有富贵气，真是不可思议。而四川豪宅却弄成像北方的大杂院一样，显不出“豪华”来。我清楚地记得有个画面是在院子里拍的，镜头扫过每个房屋外墙和门窗。可是有个门外墙角处，反扣着一个瓦盆，仿佛是北方农村用的尿盆似的。一个细节，就大大降低了“豪宅”的档次，影响了全剧的氛围。
俄国经典文学与《白夜》
《新京报》7月31日的《地球周刊》刊载了一篇长文，名为《圣彼得堡白夜》。这个题目与一起刊发的圣彼得堡风景照真使我有午夜梦回之感。不是我有幸到过圣彼得堡，而是苏联电影《白夜》所展示的圣彼得堡白夜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可是我一闭上眼，圣彼得堡灰蒙蒙的白夜，涅瓦河畔的栏杆，曲折的、湿漉漉的石板小路，小巧玲珑的路灯，忽而忧郁，忽而欢快的男主角梦幻者，纯洁无暇的少女娜斯金卡都在眼前活跃了起来，甚至那饱含着水分的、凉而湿的空气也随之拂面而来。“白夜”仿佛就在昨天。可以说我青年时期看的电影中，《白夜》给我留的印象最深。这部极富魅力的电影是根据俄国古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政策也很“左”，但他们不像我们对历史和古典文学否定多于肯定。因为俄国历史短，对有记载的历史都很珍视。对于为了俄国建功立业的（包括侵略扩张）的帝王将相竭尽吹捧之能事。像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乌沙洛夫都拍了电影，而且翻译到中国来；苏联对他们的古典作家几乎个个都是赞扬备至，如普希金、莱芒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上面提到的陀氏。就我所看到的根据他们的作品改编成为电影的，大约有一二十部之多。一般来说短篇改编得更成功一些，因为原作篇幅短，给改编者和导演发挥的余地较大。
像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契诃夫的《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跳来跳去的女人》等。这些电影充分表现出苏联电影导演及演员的才华。如屠格涅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木木》。《木木》的男主人公是个农奴，他是哑巴，仅能发出简单的“木……木”的声音，通篇讲的就是他与狗相依为命的故事，但女农奴主，讨厌这条狗，非要除掉它不可，后来狗被沉入湖中，农奴的心也死了。影片感人至深。与此相反，长篇小说所展示的社会生活极为丰富，电影很难一一再现，从而显得单薄。最明显的的例证就是托尔斯泰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些影片没法与原著相比。
《白夜》是名导贝利耶夫导演的，当时还翻译他导演另一部也是据陀氏同名小说改编的《白痴》。小说《白痴》是长篇，电影只取了小说的四分之一，虽然它也有其惊心动魄之处（如女主人公把她卖身钱二十万卢布扔在壁炉里时，在场者不同的面部表情在银幕快速闪过，给观众带来震撼），但总的说来还是不如原著更富于哲理。
《白夜》是短篇改编的，它远胜于原著。电影一开始就是梦幻者的独白。此时他已经老了，在破败的小屋里，在一片昏暗和烟雾中回忆和忏悔。他说自己没有历史，没有生活，只是个“中性生物”。如果没有数十年前的那五个白夜，他的历史就是零，虽然他躺在床上常常设计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他一会儿是罗宾汉式的侠客，想象着救助弱小与美人；一会儿想象自己是上流社会交际圈中的白马王子，对那些矫揉造作的贵族夫人和名门小姐的垂青不屑一顾……但这些只盘旋在他的脑际。可是有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五个夜晚不同了，他曾用爱和关切温暖过一个少女。
女主人公娜斯金卡是《白夜》中的亮点，不知道导演哪里找来的这样一个天真烂漫、自然欢快的少女担任这个角色，使观众感到演员仿佛就是角色本身。娜斯金卡家境贫寒，就靠出租家里多余的房间和自己与双目失明的奶奶的针黹手工维持生活。奶奶怕孙女到外面瞎跑，用一个大别针把自己的裙子和娜斯金卡的裙子别在一起，要孩子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突然有个大学生兼革命者到她们家当房客了。娜斯金卡帮他收拾屋子，两人相爱了。大学生请她们祖孙听歌剧《塞尔维特理发师》，欧洲人听歌剧是个隆重的事，娜斯金卡洗头梳妆打扮的一场至今令人难忘。满头肥皂泡沫在纤细手指间滚来滚去，她哼唱着、笑着，片子用歌剧《塞尔维特理发师·序曲》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