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7年：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在前后相继的两段时间，它有不同意义的两种身份。这不是唯一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在这一路上，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荣耀与悲伤。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尼采并不喜欢这种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也有一种掌握知识的乐观，尼采相信，“这种乐观成分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
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政体：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