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度过危机
戴尔·卡内基在美国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他仍然遇到过很大的危机。1929年,全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这场危机持续几年,遍及美国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各行业。卡内基和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的崩溃中几乎损失了所有财产,而在事业方面,卡内基训练难以招生。与此同时,他与妻子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这时,卡内基感受到了人生低谷。
这次低谷不同于卡内基青年时期的挫败遭遇。这一次,整个社会的经济都陷入下滑的境地,卡内基要想恢复事业,仿佛不是依靠个人之力能够行得通的。卡内基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往下滑,包括他自己,而他毫无办法。
当卡内基感受到这种内外交困的窘境之后,他的做法是,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答案是:是的,现在真是坏极了,最坏的结果就是我损失辉煌的事业与安稳的家庭。这两者正是他最渴望拥有的。但是,知道了最坏的结果之后,卡内基反而感到踏实一些了:除了这两者,卡内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然而,他还有健康、思考能力、行动能力。
于是,卡内基感到好受了一些。既然失去事业与家庭,自己能够承受,那么不如索性放下美国的一切,去远行。于是,卡内基去了中国旅行。
此行果然让卡内基个人获得了解脱。他从中国回来后,调整好了心态,继续开办卡内基培训。接着,他所写作的《沟通与人际关系》出版了。
此时,经济危机已经让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为了获得一份工作,人们需要学习社交的技能,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卡内基训练受到了追捧。正是因为经济大萧条,人们尤其需要信心,卡内基的图书带给了人们信心和克服忧虑的方法。
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后,都觉得获得了益处,这本书或多或少地帮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个买到《影响力本质》的人说:“尽管经济萧条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代,然而我正是借着这本书而增强了生活的信心生存下来的。”
就在一两年前,卡内基还觉得一切都已经完结,可现在,他俨然成为了一个榜样—能够从糟糕的环境与恶劣的心态中重新站起来,追求成功的人。
当年他所设想的最坏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他获得了更好的事业发展。
于是,卡内基完善了“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这条克服忧虑的方法,并在自己的演说中告诉更多的人。
其中,卡内基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着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也是一位智者。而当时雅典的一些人对打着赤脚的苏格拉底又嫉妒又羡慕,给他戴上“不敬神”的罪名,将他审问之后处以死刑。狱卒把毒酒交给苏格拉底时,苏格拉底对他说道:“对必然的事,姑且轻松地去接受。”苏格拉底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以非常平静而顺从的态度面对死亡,那种态度几乎已经可以算是圣人了。
“对必然的事,姑且轻松地去接受。”这是在公元前399年说的。但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
卡内基说出了自己解除忧虑秘诀中的重要一条,那不仅是苏格拉底这位智者的方法,也是卡内基据此走出低谷的一个原则:问自己最坏的事情是什么。
这包括三个步骤:
◎问自己:最坏的状况是什么?
◎接受最坏的状况。
◎设法改善最坏的状况,不要扩大“最坏的状况”。
卡内基认为,这一秘诀能帮助我们从漫无边际的烦恼中回到现实,认清自己的处境。若不认清实际的处境,又怎能指望有清晰的思考力与决断力呢?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选择一种,或者生活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而弯下了身子,或者抗拒它而被折断。
卡内基的学生很快就能运用这样的方法,其中一位学生是纽约的油商。
“我被敲诈了!”他对卡内基说,“一天,一个自称是政府调查员的人来找我,向我要红包。他说他掌握了我们运货员舞弊的证据。他威胁说,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把证据转交给地方检察官。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主管的石油公司里有些运油司机把应该给顾客的定量油偷偷克扣下来卖掉,这是非法的。
“如果被人知道,这种坏名声就会毁了我的生意。我急得生了病,整整三天三夜吃不下睡不着。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应该付钱给那个恶棍,还是置之不理,我每天都做噩梦。
“后来,我想起使用‘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的卡内基方法,于是我向自己提问:‘如果我不给钱,那些勒索者把证据交给地检处的话,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答案是:毁了我的生意。我对自己说:‘好了,生意即使毁了,但我在心理上可以承受这一点,接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嗯,生意毁掉之后,也许我得另找份工作。这也不难,我对石油行业很熟悉—几家大公司也许会雇用我……我开始感觉好过多了。三天三夜来的那种忧虑也开始逐渐消散。我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当然也能开始思考了。
“然后,我想到,如果我把整个情况告诉我的律师,他也许能找到一条我没有想到的新路。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完全是因为我只是一直在担心而没有好好地思考。我立即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去见我的律师—接着我上了床。睡得安安稳稳。
“第二天早上。我的律师让我去见地方检察官,把整个情况全部告诉他。我照他的话做了,出乎意料地听到地方检察官说,这种勒索已经连续几个月了,那个自称是‘政府官员’的人,其实是个警方的通缉犯。在为无法决定是否该把5 000美元交给那个职业罪犯而担心了三天三夜之后,听到他这番话,我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次经历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卡内基向学生们解释轮胎的构造来说明这一道理: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创造轮胎的人想要创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条。后来,他们制造了一种轮胎,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各种压力和所有颠簸的话,我们就能活得更长久,能享受到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而去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挫折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再退一步,我们抛弃现实社会的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的梦幻世界里,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了。
卡内基写书时曾采访过一些美国着名的商人。他发现,这些成功的商人大都有能力接受无力避免的局面,这样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假如他们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就会被过大的压力压垮。
亨利·福特曾对卡内基讲述他的做事之道:“碰到没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自己解决。”
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则是:
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我也问过自己
2008年,台湾地区的《联合报》刊登了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7%的年轻人有过自杀念头。
多么惊人的数据!年轻人应该是充满活力、无忧无虑、享受青春岁月的一群人,竟然平均每4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想过自杀!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忧郁倾向,年龄层更有往下延伸的趋势。社会中弥漫着焦虑,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卡内基训练引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经济也不景气。而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家人的关心是一种方法,而社会中提供的一些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的课程是另外一种方法。我很希望卡内基训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关于卡内基训练克服忧虑的办法,其中很多我不仅非常赞同,也有很深的亲身体会。比如“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在青年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体验。
我19岁就进入军队,开始工作;我军校毕业,是一个月薪200元的职业军人,连维持生计都困难,好像处在人生的低谷。如果我当时因为军人待遇差、发展无望而怨天尤人,不肯接受“最坏的状况”,恐怕早就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了吧。
但实际上,我接受了最坏的情况,然后开始在业余时间找机会进修英文,甚至获得公费留学,才一路走到现在。
当我作为军方的公费留学生在美国时,回想军中几年,我就有一种感想:遇到任何打击,与其让自己陷于忧虑低潮、绝望失措,不妨想一想,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接着,通常你会发现,改善最坏状况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30多年前,我有一个在外商公司任职的朋友遭到解聘。突然没了工作,她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又忧心未来的生计,情绪非常低落,常找朋友哭诉。如果当时她能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她和她的朋友,都能少受些苦。
我在设想,以她的例子来说,遭到解聘,最坏的状况是什么?能不能接受?改善的办法是什么?
就实际分析,在外商公司工作薪水的确不错,遭到解聘,固然是失去不错的待遇(最坏的状况),但她先生工作顺利,家中也有积蓄,就算暂时少掉一部分收入,也不会马上面临生活压力(应该能接受)。而她有一技之长,英文又好,还怕找不到新工作吗?找到新工作,情况也就改善了,大可不必那么忧虑。
果然,离职不久,她就找到了新工作,虽然待遇比以前稍差,却更适情适性,她做得更愉快、更热忱、更投入。之后,她又跳槽了几家公司,薪水、职位愈升愈高,整个人散发出自信的光彩。
坦白说,多数使我们陷于恐慌忧虑的情况,仔细分析后,其实真的没那么严重,只是事发突然,引起情绪过度反应而已。
当然,这个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让我想起我担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公司每年都要举办年度全球经销商大会,让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精英齐聚一堂。那一年,筹办事宜由我的部门负责,我们也早早预订了圆山饭店的场地和房间。没想到就在大会前一周,圆山饭店突然通知我们房间数量不够。
那是1985年,台湾的五星级饭店还很少,任何企业办活动都得早早抢订住房,事发突然,同事们方寸大乱,和饭店人员吵了起来。
身为主管的我,连忙出面协调,紧急开会寻求解决方案。首先,就是请同事们想想,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结果出来了,最坏的情况是有10个经销商得暂住在山下的其他饭店,每天搭车往返会场与饭店。这是麻烦些,但也不至于无法接受。大家一想,顿时就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激动慌乱了。
很幸运的是,大会开始当天,因为有人提早退房,圆山饭店临时空出三个房间,第二天又再给出两个房间。这样算一算,不过只比原先预订的耽误了一天,事情也算圆满解决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若追究责任,固然是圆山饭店的失误,但当初若任由同事们发泄怒气,和饭店闹翻,恐怕事态会更严重,宏碁公司的形象也会受损,可谓两败俱伤。所幸,我们问了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次,我到西班牙旅游,同行的一位朋友当街遭抢。她受到的惊吓不难想象,哭得花容失色。虽然人没有受伤,在紧急挂失信用卡、补办护照等改善措施后,财物也完全没有损失,但之后的行程却毁了,她完全失去了旅游的好心情。但是我们真的应该让这些小事在我们的情绪中长驱直入,造成我们的焦虑吗?为什么不试试,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钥匙丢了,最坏的状况是什么?重配一把钥匙、找人开锁,甚至换一整套新锁,最坏的结果是花费几百元、几千元,所以不必惊慌失措。
在路上和别人的车发生擦撞,如果没有任何伤亡,最坏的状况是什么?花钱修理,找保险理赔,所以,不必大吵互骂,甚至大打出手,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
人生之中,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日常生活里,也许常会遇到烦人琐事:交通阻塞、与人争执、被放鸽子……当你不由自主烦躁起来时,何不先问问自己:发生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接受它,并且设法改善它。
从报纸上的社会栏目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有人遇到感情问题,郁郁寡欢,挟怨报复;有人遭遇婚变,万般绝望,携子自杀;有人工作受挫、心烦意乱,威胁老板。其实,即便遭遇了这些不顺利的情况,或许只要先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冷静想一想后,我们会发现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有一位学员在课堂上听到我如此说之后,回答我说:“我一直都在想,所以才越想越烦恼。”
他说得没错,很多人像他一样,一直在想,也一直在烦恼。我问他:“你究竟是在‘想’,还是在‘担忧’?如果你一直在‘担忧’,怎么可能有时间、有力气、有心情去‘想’呢?”他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改变的力量
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曾经帮助卡内基训练的讲师魏逸群度过了癌症的危机。2007年年底,魏逸群发现自己口腔内长了一个小包,检查后发现,这是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治疗。
与此同时,魏逸群的太太检查出乳腺癌术后复发了。于是,2007年12月24日,平安夜,魏逸群和太太一起住进了医院同一间病房,在医院里度过圣诞夜。
接下来,魏逸群接受了放疗,副作用非常大,胃管从鼻子插进去,很疼,每天只能喝点儿牛奶。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魏逸群性命无忧,但他发现自己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治疗让口腔黏膜大部分被破坏,魏逸群不能进食;出院后,他躺在床上,由太太每4小时给他灌一次奶,其余时间,则是躺在床上,等待太太来灌奶。他已经虚弱到不能思考、不能行动。
半年之后,魏逸群勉强可以下地走路,但走上几步路就会非常疲倦,不停地喘气。他的脑子有时清醒,有时又觉得很糊涂,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样。
魏逸群偶尔会问自己:魏逸群,你现在这样子,将来如何办?他感到非常无助。
但魏逸群明白,焦虑只会损害他的健康,他需要摆脱焦虑,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康复的心理条件。于是他想到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下半生不能继续留在职场上工作,现在就退休。如果这样,我和太太是否可以生活,我算了算,我们的经济条件虽然不是非常富裕,但只要能适当控制,生活仍然可以很安稳。这样一想,我心理上就变得平静安定了。”魏逸群这样想。然后,他就不停地告诉自己:你要离开职场,你要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
接下来,他就安心地把身体交给医生负责,自己积极配合。
三年以后,魏逸群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他可以走路,甚至能够少量锻炼。现在,他甚至可以游泳1 000米。2011年年底,魏逸群重新回到卡内基训练的教室里,开始工作。这些都是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
魏逸群是我们卡内基训练的讲师,也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不是运用了“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他不会康复得出乎大家意料的那样好。
有一段卡内基从纽约联合工业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雷恩贺·纽伯尔处得到的祷词,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知道这段话:
请赐我沉静,
去承受我不能改变的事;
请赐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请赐我智慧,
去判断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