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黄光裕培育的关系果真起到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相怀珠给该处打电话说，北京总队以前曾查过鹏润公司的案子，让该处在办理时不要费太多警力，不要费太长时间，尽快有个结果，给局里打报告。过了几天，相怀珠又给该处打电话说，他与许钟民、黄光裕认识多年，关系很好，黄光裕可以主动到该处说明情况，希望不要对黄光裕采取强制措施。但这一次，黄光裕再也不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另外，北京市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案发后，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外资司前副司长邓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外企注册局副局长刘伟等一批高官相继落马，由此牵出一个庞杂的政商关系网，黄光裕也牵涉其间。
在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过程中，最让人疑虑的是黄光裕留下了35％的股份。对此，黄光裕曾公开表示，是为规避商务部对合资商业企业外资比例的规定（不超过65％）。但事实上，在黄光裕报批此事时，商务部适用的是1999年颁布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该办法中规定的上限只有49％，65％的外资比例已大大超限。
据媒体透露，黄光裕与该案中的政商纽带、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过从甚密。张玉栋自从1996年从商务部下海成立思峰律师事务所开始，就一直在黄光裕的“老巢”鹏润大厦B605室办公，直到近三四年才搬到位于东长安街的商务部对面的办公楼。
两人不止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近几年来，张玉栋与黄光裕至少每隔两周都要电话联系或碰面一次。黄光裕非常欣赏张玉栋的资本运作能力，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做PE、玩资本比卖家电赚钱快多了”。有趣的是，国美电器整个借壳上市的操作手法，与张玉栋设计的帮助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或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框架如出一辙。
有人如此评价几个人的关系：在黄光裕与权贵的交往中，张玉栋和许钟民是两位“公关总监”，一手牵着“山东帮”，一手拉着“潮汕帮”，连超则是黄光裕的“财务总监”。
另外，在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外资司前副司长邓湛等官员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官员供认黄光裕在海外上市和并购永乐时曾多次行贿。而从8月13日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到11月17日黄光裕被查，其间相隔仅三个月。
从2006年7月18日国美向永乐提出收购建议开始，到7月25日双方启动合并，过程快得惊人。而从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其审批速度之快，确实远远超出外资并购的常规时间。
更有人指出这样的细节，为黄光裕与商务部有关官员关系密切提供了佐证的，就是首富的座驾迈巴赫常常挂的是商务部的牌照。
在2010年5月21日开庭宣判的郭京毅案，被控的受贿名目中包括黄光裕公司分两笔行贿的110万元，以帮助后者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但让人颇意外的是，黄光裕对郭京毅行贿的事实，却在黄光裕案中只字未提……
由此可见，2006年10月爆出的违规贷款案，对黄光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他涉及更多的是原罪问题；而此之后，他没有洗脚上岸，却在现罪的“地雷阵”中越走越远。
那么，黄光裕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栽在了哪里？答案是：“路径依赖”。
和黄光裕同时代的企业家，发家路径基本上相似，而且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性格特点，无非是凭借着聪明、勤奋、大胆、敏锐的商业眼光，以及种种灰色手段，从草莽之中迅速崛起。
因为早年的一些灰色经历，比如涉嫌贩卖走私电器、比如官商勾结，让黄光裕过分依赖于这种“灰色轨迹”。其实，当时的很多企业家都有过这种“灰色轨迹”，也有过原罪，但他们在企业发展壮大后，知道开始痛改前非、改变企业的发展路径，最终得以健康发展。但不同的是，黄光裕的个性更为张扬，不知道及时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路径，所以一直走到了悬崖边上，最终从悬崖上坠落下去。
不少企业家和黄光裕一样，因为通过贿赂一些官员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超常规的利润，便主动地在一些官员身上加大投资，为自己购买某种特权。一些非常具有野心的企业家通过金钱收买一些官员之后，其心态、行为模式必然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他们会蛮横地对待交易伙伴、第三者，甚至会肆无忌惮地操纵市场。在自大心理驱动下，他们会谋求企业超常规的扩张，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第一。这种狂妄、放纵、肆无忌惮，最终给他们招来灾祸。
过分贪婪、不知自律，过于依赖于“灰色路径”而不知警醒，其结局只会像诗人穆旦描绘的那样：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破产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面对那些丧失的财富，丧失的自己
五、落马高官为什么消失不见？
“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站着一群问题官员。”这是小说《驻京办》里的一句话。
黄光裕案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自从2008年11月17日他突然招致公安机关的拘查开始，有如踩爆了一串连环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噼噼啪啪炸响不停，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官场地震：
在2006年10月爆出的违规贷款案中，黄光裕最终涉险过关，但他从此一直未脱离相关部门的监控视线。在秘密调查过程中，黄光裕与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及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的“三角关系”成为重点彻查对象。无论是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还是2006年对国美永乐并购案所进行的反垄断审查中，都有三者互相勾结、寻租的影子。在取得了大量证据之后，2008年8月13日，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双规”，而张玉栋等人也牵涉其中。
在郭京毅等人落马之前的2008年6月28日，有“中国第一执行局长”之称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被怀疑在执行拍卖中涉及贪污舞弊，被中纪委“双规”，并直接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于当年10月底落马。黄松有与黄光裕是潮汕老乡，也常有往来，据传也涉及黄案之中。黄松有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涉嫌贪污腐化而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司法系统官员。
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
2009年1月12日，在位于北京天安门斜对面的公安部行政大楼里，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突然被数名纪检干部拦住，他的一些前同事被要求控制局面。手足失措的郑少东并没有表示出太过激烈的言行，只是难掩一脸的尴尬之情。郑少东有“警界少帅”之誉，其仕途曾经如春花般灿烂，如今突然凋零，让很多人感到惊诧与意外。
与郑少东同时被“双规”的，还有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根据检方后来的起诉指控，黄光裕旗下的国美电器、鹏润地产分别向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行贿106万元，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民警靳红利行贿150万元，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一处处长孙海渟行贿100万元，向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检查科科长梁丛林及其同事凌伟各行贿50万元。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根据黄光裕案、郑少东案相关涉案人招供的线索，相关部门掌握了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违法违纪的事实，并在调查时发现陈绍基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问题。另外，还初步查出陈绍基涉嫌受贿、由其家属收取受贿资金的事实。2009年4月11日，陈绍基被有关部门控制并接受调查。而一天之后的4月12日，曾任广东省纪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也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据悉，王华元被调查，主要涉及其在广东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
三位正副部长级高官相继落马，无异于一场令人极为震惊的官场地震，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黄光裕案的复杂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陈绍基、郑少东等人都先后发表过一些“特殊言论”。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绍基就建议：在国庆60周年时，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特赦，“这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当年的“两会”上，陈绍基还建议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而到了2008年12月份，黄光裕出事不久，郑少东便抛出了“慎刑论”，主张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坊间还有传闻，说郑少东曾为黄光裕妻子杜鹃通风报信，帮助其外逃。
2009年12月底，前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朱影正式被刑拘。据媒体了解，朱影在上海公安局任职期间主要分管“经侦”，年初调离岗位至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副局长。知情人士透露，朱影调离公安系统主要因黄光裕案发，到工商行政管理局也是徒有职务名称并未到任，实为接受调查。
事后，有网友戏谑，称陈绍基、郑少东、王华元等人为“潜伏的腐败官员”。当然，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潜伏的腐败官员”恐怕不止以上几位。
这些涉案高官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官位之高，是很让人震惊的。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从后来一审判决书来看，黄光裕案并未发现很多高官牵涉其中，最终被起诉的也就公安、国税系统中的几名司局级官员。法庭的冷静与之前媒体争相披露内幕的热闹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值得琢磨的是此案律师签署的保密协议。按常理，一般的案件很少有律师出具保密文件的情况。所以，有人觉得此举有点不可思议：“这是否意味着本案有可能涉及高层次的机密吧？”
2009年初，不少媒体爆出了“黄光裕自杀未遂”的传闻。当时媒体分析说，黄光裕自杀的原因是“他不断爆料，供出与己相关的官商界人物，而随着一些高官政要被调查或拘捕，黄自感罪孽深重，不但难逃法网，今后亦无颜重出江湖，因而萌生死意”。
后来有媒体通过相关知情人了解到，黄光裕从没有自杀过，而且，当黄光裕被问及自杀事件时还微笑地说：“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据了解他的人说，黄光裕是个聪明人。对于他来讲，最优的选择就是减少刑罚、尽量防止资产被过多查没，以求服刑之后东山再起。
六、是否会引发富豪外走浪潮？
《洛杉矶时报》在2010年5月18日的一篇相关报道中说，黄光裕突然倒台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地位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繁荣造就了上百位亿万富翁，但人们却普遍抱怨这些人存在不法行为。
报道援引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宇硕的话说，黄光裕等中国富豪的倒台，彰显了中国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以及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广泛联系。猖獗的腐败现象，以至于商界人士普遍认为要想做生意就得行贿；当官员们或因为腐败或由于派系斗争而遭遇麻烦时，那些与之联手的商界集团往往也会陷入困境。
同一天的英国《卫报》做了一篇题为《中国家电大亨成为该国最富囚徒》的报道。报道如此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政府对黄光裕展开刑事调查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人认为，黄光裕结交上层人物的努力使他成了被打击的靶子。”报道还援引胡润的话说，“如果你去讨好某位特定政治人物，那么他的敌人也将成为你的敌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如此分析道：“主角黄光裕的发家进程，是公共权力私性化，逐步沦落为权势者寻租工具，进而与资本进行紧锣密鼓勾兑的历史。黄光裕们深知，要想发家，并且保住家业，不能将资本兑换为权力网络的入场券，终究危乎殆哉！毕竟现有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宪法还是物权法，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似乎多所保留。私权神圣的观念，尚未形诸立法，亦未成为基本的法权观念。作为市民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迟迟不见颁行，堪为一例。在此条件下，既存体制不能容忍另一种权力做大，或者，至少对其多所猜忌，这使得某种意义上，巨额财富反倒顿成心腹之患。在此，资本的贪婪本性与权力的扩张势能不仅互为知己，而且，基于相互深刻的不信任，一不小心，势必形同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