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元。但不久后，就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还只有3年。1984年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邓小平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在一片喧嚣中正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像无数的潮汕和温州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走南闯北，把那些紧俏的电子电器产品迅速地倒卖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日后，大富大贵的黄光裕曾回到村里，在村口的古渡口旁边许下了愿望，准备投资1800万元在练江上修建大桥，把曾厝和对岸的司马浦镇连接起来，并且直通广汕公路。他说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像他小时候那样游泳过江，有生命危险。当然，目前这个承诺恐怕暂时无法兑现了，练江现在还很肮脏，发黑的河流里面，还是有大批孩子在玩耍，其中一半是废弃物回收工厂的外地工人的孩子。
四、在时代的热浪中如何翻滚？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13000港元年收入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贫富差距，加之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的冒险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根据《中国1978—2008》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而这种快速增长，跟1984年初邓小平的第一次南方之行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开始了。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个充斥着喇叭裤、蛤蟆镜、电子表和邓丽君“靡靡之音”的年代。1985年，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一个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运揪心，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州演出的英国“威猛”乐队癫狂，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问题时的模样，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要为生存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方。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并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警察正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中，一家人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这位朋友听说黄家的情况时，竭尽全力无私帮忙奔波，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下友谊，以后又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在黄氏兄弟踏出家门北上13天之后，也就是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在会见中，邓小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在中国一直是被当做资本主义特征而受到坚决排斥的。
潮汕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不会轻易互相背叛。有人如此形容潮汕人的抱团意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对黄家来说，有几位潮汕老乡对他们的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就有詹培忠、许钟民。另外，据媒体的报道，与黄光裕案有关的可能还有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和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人——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
1947年，詹培忠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到香港定居。但他无心向学，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1972年，极富商业眼光的詹培忠进入了当时才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机警的詹培忠被委任为出市员，负责为股票发行者推销股票。他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优越地位，私下从事股票买卖，并斩获颇丰，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
天有不测风云。1973年股市“大崩盘”，使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詹培忠由于跑得比别人快，才得以幸免灭顶之灾。
后来，詹培忠又帮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商界最“火”的富豪之一陈松青坐庄，陈松青名下的佳宁股票价格，在詹氏的操盘下竟如脱缰之马一路上涨，詹培忠“金牌庄家”的美名不胫而走。盛名之下，找詹培忠坐庄的上市公司愈来愈多，詹培忠赚钱如“猪笼入水”，短短3年时间，詹培忠竟晋升亿万富豪！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急速上涨的佳宁股票迅速崩盘，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避难。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此时有了“前科”的詹培忠对继续坐庄不大感兴趣，而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处于三四线的无名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由“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在医治“港澳发展”的事件中，詹培忠本人仅注入数十万港元资金，竟获3亿港元以上股权，在香港商界堪称奇迹！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香港联交所。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曾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则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和黄光裕的渊源较詹培忠更为深远。
综观许钟民和黄氏兄弟的个人经历，竟然极为相似——
许钟民1964年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大寮村。自许钟民懂事起，父亲就被判刑入了深牢大狱，许家四个孩子太过年幼，根本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穷得一塌糊涂。在潮汕地区有一句老话叫“没什么不能没有门床（一种带框梁的床）”，但许家连门床都没有，一块木板两个凳子便搭成一张床，饥肠辘辘的弟兄四个就蜷缩在这样的床上忍受着贫寒的煎熬。
是1.8元“葬送”了许钟民童年的自尊和天真！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学费是人民币1.8元，可许家连这都付不起。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笔写下“许钟民欠学费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每天处在1.8元的耻辱煎熬中，让许钟民与贫穷结下了深仇大恨。为驱赶这个“恶魔”，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于是，他开始付诸行动——年仅13岁的许钟民企图偷渡香港，但差点被抓。回来后又逃学跑到广州去贩卖走私手表。15岁那年，他又钻进了一家煤窑做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