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作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而为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还能嬴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
然而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3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儿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氽，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淋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楂楂，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浮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的怀疑或误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起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人土了！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一位曾有六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五毛一天。那时斤大米四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他骆有华在外从军六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人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么！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一张证明。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再证明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
我现在还淸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三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十三块五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三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2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三十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曰子。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义乌人，没听说淮千过鸡毛换糖的事么。
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么！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臂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夹什么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一块二毛钱住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坞毛换糖的生意说来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二月底三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肚皮，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一我们苏南那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机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
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一！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的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系，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他们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作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诌他从开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痼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离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六十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填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叠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三块由市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二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四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衝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二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3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坷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
有人说洱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兒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来平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中小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个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那条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人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苟华夏第一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在外。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几千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的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