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上面或者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小葱拌豆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
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我们0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夫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
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之物质条件已基本成熟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到，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人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3几年来，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拥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八月秋高蔗正甜，枣红橘绿桂花香。
风吹禾稻连曦色，迷尔楼台笑夕阳。
滚滚车轮近日月，纷纷云燕况翱翔。
市场吞吐五洲利，軎鹊招来四海商。
在一派繁花如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曰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当了几十年的深沉哲人，诗兴大发。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连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行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名扬天下的金丝琥珀枣。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谪贬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的，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作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一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三十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的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
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头骨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九十髙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1，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所以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当当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作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邱遗憾，怛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着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五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2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匕的…块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个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儿位镇〒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五个镇干部中，有三个是当年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二否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惟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形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1：儿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样，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怛义乌人自己淸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时，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弃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作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