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还没亮，家里就都起来开始忙活了。伊丽莎白在煎鸡蛋；迈克尔在预热汽车发动机，并擦拭挡风玻璃上的霜冻。我马上就要坐飞机回去了，该回我自己的家了。连妈妈都挣扎着从被窝里爬起来，穿着睡衣下楼来送我。她坐在餐桌旁捧着一杯咖啡，我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说：“我尽量明年春天回来，好吗？”
“好啊，孩子。”她说。
爸爸也穿着睡衣裤，但是他坚持送我到车上。我把行李装进后备箱，然后扭转头看爸爸，他站在车库里，显得苍老而虚弱。我走过去，伸手打算跟他来一个格罗根家族的礼貌握手。就在这时他把拐杖挂在手腕上向我伸出双手。我迟疑片刻，抱住了他。他的双臂围绕着我，我的围绕着他。
“嗯，爸爸，”我说，“这次回家太好了。”
“谢谢你能来，约翰，”他说，“我知道你离开家不容易。”
我们站在那里拥抱着，这时我想起三天前珍妮送我到机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她的话在我脑海里回旋：“如果有什么话你一直想对他说，最好这次去了就说出来。”现在我就要走了，我知道有句早该说的话我还没有说。我深吸一口气鼓起了勇气。
“我爱你，爸爸。”我说。
他立即回应了我，那么快，如同条件反射，如同我自己的回声。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水从高压的水管里迸发出来。好像那些话在他身体里等待了好多年，就徘徊在他的嘴里等待释放的机会。
“我也爱你，强尼。”他说。
强尼。他只在我小时候那么叫过我。强尼。
我又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会儿，然后跟迈克尔上了车。“继续好起来！”我们在车道上倒车时我从车窗冲爸爸喊。他再次挥手，我们离开了。
回家后，珍妮问我：“大家情绪怎样，很难过吗？”
“有点儿，还好吧。时间确实不多了。即使爸爸完全康复，他现在还是很虚弱。我都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照顾妈妈的，还有家里那一堆事。不过从好的一面看，妈妈看起来还撑得住。爸爸虽然体力不是很好，精气神倒是不错，和病魔斗争的那股子劲还蛮足的。”我告诉珍妮化疗引起的一些副作用，还有爸爸拿出那个盒子和我聊起过去的情景。我细细地回忆陪在父母身边的这几天，说给珍妮听：我在社区里散步，而且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用摄像机录下了爸爸说的一些话，他的那些回忆。“真的觉得很高兴，这次能回去陪陪他们。我想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太遗憾了。”像是对珍妮说的，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你这次回去真的做的很对，他们这个年纪，谁都料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珍妮说。
两个礼拜后的一天，电话响了，传来的消息印证了珍妮的话。爸爸再次住进了医院。12月12日，当护士到家里给他做常规检查的时候，她发现爸爸的脚踝处有裂痕，而且还流着脓水，她担心伤口感染，立刻让爸爸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就诊。不过这回住院并不是因为脚踝的问题。到了急诊室后，大夫拿听诊器放在他的胸部，虽然并不明显，可还是听到了阻塞的声音。对于正在接受化疗的爸爸来说，感染是最为危险的情况。他服用的药，药性非常强，不仅会杀死血液系统中的癌细胞，那些对身体有益的白细胞也会一起被杀死，这让爸爸的免疫系统变得异常脆弱。
X光的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的推断，爸爸的一个肺里出现了轻微的炎症。爸爸在医院的病床上和我通着电话：“你基本看不见那东西，不过他们觉得要以防万一，所以我又住进医院了。现在他们给我使用抗生素I.V，希望把炎症消除在萌芽阶段。”
爸爸脚踝处的问题并没有像护士认为的那么严重。不过，如果护士没有因为这个把他送进医院，或许肺部的问题就会变得严重了。如果拖上几个礼拜而没有察觉、没有用药，那肺部的积液就会造成缺氧、呼吸困难。虽然护士的反应有些过度，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幸运，让爸爸的肺炎得到了及时的治疗，避免了病情恶化。爸爸在电话那头开玩笑地说：“我的守护神时刻保佑着我呢！”
医生说要把最后一个疗程留到肺炎得到控制后，所以他们暂停了对爸爸的化疗。化疗的效果比预想的要好，爸爸的血小板数量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不过化疗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让爸爸变得越来越虚弱。这次住院的前两天，也就是12月10日，爸爸在床上庆祝了他的八十九岁生日。那天迈克尔给他准备了鲑鱼大餐，我们都知道这是爸爸最爱吃的东西。不过因为太虚弱，爸爸没能下楼，只能躺在二楼的卧室里。化疗的药物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我实在是想不通，原本为了挽救生命的药物，怎么将生命变得更加脆弱呢？
上回爸爸住院，住的是独立的房间，屋内条件很好，感觉就像是度假。这回则不同，他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病房，同屋的那个病人整天大吼大叫，喋喋不休地抱怨这抱怨那，护士也不是工作得很细致。他住院的第二天，我给他打去电话，他听起来有气无力，声音颤巍巍的。他的身体太虚弱了，连坐起来都觉得困难，也不能自己吃饭了。但是护士只是把食物送到病床旁边的托盘里，并没有关照病人吃饭。“我吃饭的劲儿都没了，”他孱弱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连一口水都喝不了。”
“爸爸，耐心等等。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马上就给医院打去电话，告诫他们小心照顾爸爸，而且让他们赶紧把爸爸安排住进独立病房。迈克尔的口气比我更凶。就像生活早就教会我们的，医院的经历只不过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你不强硬点，人家压根不拿你当回事。我尽量通过电话了解爸爸病情的每一个细节。然而，情况却是越来越糟。医生尝试了多种抗生素，但还是没能控制住肺炎的恶化。爸爸已经需要依靠氧气罩来呼吸了。一天，迈克尔去医院看望爸爸，在走廊里无意间听到两个医生在谈论爸爸的病情：“这东西恶化得太快了，咱们用的药根本起不到作用。”
爸爸的免疫系统几近崩溃了，由着肺炎肆意伤害。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入侵者进入到一座没有任何防御的城市，没有正规军，也没有游击队，甚至老百姓想找个铁锹、木棒都找不到。鲍勃医生当父母的家庭医生已经很久了，她负责我们和医院之间的联络。她会把消息告诉迈克尔，然后由迈克尔告诉我们大家。她说爸爸的病情成了一个医学难题的佐证。如果希望控制住肺炎恶化的潜在危险，那么医生们需要停用化疗的药物，可是，一旦停药，爸爸体内的血小板就会骤然减少，之前化疗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白血病会更加恶化。爸爸的身体依然是座空城，不仅如此，还有两个恶魔同时入侵，都想要了爸爸的命。不论我们尝试抵抗哪一个，都只会让另一个更加的嚣张。
爸爸住院第三天，我照旧给他打电话：“爸爸，坚持住。医生说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明天就要给你用了。一旦这个发挥作用，肺炎的症状消除，我们就能专心对付白血病了。”
“除了坚持，我别无选择了。”爸爸的声音依旧孱弱。
第四天，我又给爸爸打电话，那时我正在买圣诞礼物。电话响了好几声之后爸爸才接。
“嘿，爸爸，现在说话方便吗？”
“不方便，非常不方便。我得挂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的。说完他就挂了，电话里传来的“嘟——嘟——”让我莫名的紧张起来。后来我得知，那个时候一位神父正在爸爸身边做临终祈祷，一种天主教在教徒临终前举行的仪式。那时爸爸不能说话，所以才急匆匆地把电话挂了。这并不表示爸爸放弃了和病魔的斗争，只不过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而且身体也不好，想要有所准备。我时时刻刻都关注着他的身体健康，而他还想着他的精神世界。
开车回家时，我做了一件已经很多年不曾做的事情：祈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祈祷。那天，我就像多年前的那个小男孩一样开始祈祷：“亲爱的耶稣、亲爱的主、尊敬的圣灵，天堂里所有的神灵和天使们。请保佑新的抗生素能控制住爸爸的肺炎吧！我请求你们，保佑化疗进展顺利，保佑爸爸早日恢复健康。请保佑爸爸渡过这个难关，再享受几年快乐的时光，或者，就一年。我并不奢求太多，就一年。妈妈需要他，我们都需要他。阿门。”
我非常规范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就像是四十年前修女们教我们的那样：右手的手指尖，触碰额头、前胸和左右肩膀。现在，即便是一个人坐在车里，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我已经很多年不相信祈祷能有什么作用了，我把它看做严格的冥想行为，价值只在于虔诚的自我反省与启示。有多少犹太人曾在集中营里虔诚地祈祷？有多少杀人犯在扣动扳机前的一秒在胸前划过十字？有多少孱弱和正在被死神召唤的生灵虔诚地祈祷，希望主能帮帮他们？但如今我又开始祈祷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相信祈祷能带来奇迹。不过，现在我知道了，为了爸爸的生命，我相信，带着满心的虔诚，我祈祷主能庇佑爸爸。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有个私人病房空出来了，下午4点的时候爸爸被转进了那个房间，而且精神立马好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平静了许多。我心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爸爸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恢复元气，再和病魔战斗。新的抗生素疗效不错，化疗的效果也已经得到验证了，问题在于爸爸的身体能不能恢复到足以抵抗化疗的副作用。爸爸并没能在私人病房住多久。医生时刻监测他的呼吸频率——一分钟呼吸的次数，还有血氧含量，将它们作为判断肺功能是否正常的指标。尽管医生已经增加了输氧的成分帮助提高血氧浓度，这两个指标一周以来还是持续恶化。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平均每分钟呼吸12次，而爸爸的呼吸次数达到30次。就算是他用力喘气，血氧含量也上不去。监测到的数据已经表明：爸爸需要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了。
“我不想去重症监护室，”爸爸对迈克尔说，他的申请更像是在恳求，“进了重症监护室就等于是等死了，那里是只进不出的。”迈克尔向他保证说，去那里只是因为他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好、最先进的治疗。无论怎样，爸爸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了。晚上10点，医护人员将爸爸转移进了位于住院部另一层的重症监护室。
爸爸转去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我给蒂姆在纽约的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我们得回家一趟了。”他和我想的完全一样。因为伊丽莎白一直在爸妈家，他也打算开车回家过圣诞节。他说在离开纽约之前，需要集中精力写好两篇稿子给杂志社，另外还有手头上的一些工作需要处理。之后，他就可以出发了，最早下周三可以到达密歇根，那样的话正好赶上平安夜。看来这回轮到蒂姆否认现实了。
“下周？”我打断他的话，“蒂姆，你还不明白吗？爸爸的病情已经不允许我们等到下周了，我们要马上出发。”蒂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明天早上8点到你家，我们一起开车去，应该能在天黑的时候赶到。” “行，我等你。”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开车载我到78号州际公路的出口处，在那里等待着和从纽约市十万火急往西赶来的蒂姆会合。此时此刻，我和蒂姆都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巴不得把路上的时间缩短一半，火速赶往爸爸的身边。蒂姆的车一到，我就快速滑进他的车中，刚刚在后座上坐稳，珍妮就递给我一包三明治。她说： “有了这个，你们这一路都不用停下来花时间吃饭了。”我和她吻别后说：“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你的。”
蒂姆和我刚刚行进了几公里，旅途故事会就开始了。我不太确定我们俩谁开的头，但一旦开始，接下来的数小时里我们都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让人捧腹的故事、让人难堪的故事、让人难过的故事。妈妈在厨房的灶台上讲给我们听的故事，纵使经过时光的打磨依然如宝石般闪闪发亮；还有那些无从考证的传奇故事，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家庭的点滴故事，就像是编织成毛毯的一针一线那样，穿梭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这些故事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使我们愉悦；在我们不顺的时候，使我们平静。当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这些故事填补了让人棘手的死寂；同时让那些温暖的时光倍加温暖。这些家庭故事，使我们不仅仅是六个血脉相连的亲人，而且让我们组成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家庭，有时候乱糟糟，有时候脏兮兮，有时候闹哄哄。但我们却组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整体——家庭。
“老哥，你还记得那个星期天吗？我们身着盛装，参加完教堂的祈祷。沿着湖边往家走，你却失足掉了进去，成了一只落汤鸡。”我问蒂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