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人视作白痴很容易，但是这并不会有多大好处，因为这对你理解那些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观点或行为没有任何帮助，同时也绝不会动摇对方。当我们侮辱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的智商时，其实也就疏远了他们，从而丧失了影响他们的机会。以2004年美国大选为例，此次大选过后，民主党对选举的失败进行了调查，一些政治评论家指出，将那些和民主党派观点不一致的人视作白痴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如《芝加哥先驱报》的专栏作家约翰 卡斯所说，选民在作出选举决定时，他们“厌烦被别人指责不够聪明而无法理解一些施政纲领的细微差别，厌烦了被嘲笑，也厌烦了被当做无知的农民。所以，在最后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二，他们简单地用选票说明‘对不起’。”
当然，并不只是民主党存在嘲笑对手和轻视对手智力的举动，同样，将“道德价值”作为选举驱动力的选民也觉得被“蓝州，东海岸智者”这样的标语所嘲笑，所以他们反过来会攻击批评他们的人。正如汤姆斯 弗兰克在他的《堪萨斯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中写的那样：许多红州的居民嘲笑那些自诩“喝着咖啡，吃着寿司，开着沃尔沃，读着《纽约时报》”的杰出人士根本就是十足的无知者，他们甚至连“真正的美国”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核心在支撑着美国的心脏运转。一些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将自由派视作愚蠢的象牙塔里的思考者，嘲笑他们更关注保护斑点猫头鹰，而对心脏地带的居民如何养家糊口却毫不在意。
看到对手提出的失去理性的观点，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深深地感到震惊。《芝加哥先驱报》公共编辑丹 威克理夫在阅读了成百上千封大选中收到的来信后，对一位读者的观点作出如下评论：“你是彻头彻尾的白痴，还是仅仅因为缺乏信息？”我们的盲点影响了别人，也必然反过来深远地影响自己的生活。它们不可否认地会影响我们理解他人的方式，或者造成对他人的误解。
下意识地拒绝和那些我们认为“愚蠢”的人交谈，其实阻碍了我们自己最需要得到的交流。2004年大选过后，《伦敦每日镜报》刊发了题名为《59054087人为什么会如此愚蠢》的文章，以此来嘲笑那些投票给乔治 W.布什的选民。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继续秉承这样的态度，又如何消除干扰国家的分裂行为？如果我们继续写出这样一些不可理喻甚至是白痴的观点，又如何建立一种正常的伙伴关系，从而重获团结一致的局面？此外，为了帮助读者克服自身的盲点，我也希望本书能促进读者对自己及他人盲点所带来的影响有更深刻的意识。
很多人经常作出“别人是愚蠢的”这种判断，有时，他们很难承认这种判断仅仅是由于自身的盲点而作出的评论。事实上，他人的行为也仅仅是由他自身的缺点所导致的。那些缺点可能确实比较糟糕，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他人为什么会这么思考或行动时，我们自己也在展现着自己的盲点，至少是当下，某些东西正妨碍我们把握那些不同于自己的观点。
◎恼怒掩盖了一切
当他人的某些行为让我们觉得恼怒时，我们并不一定会认为他们愚蠢。著名作家、商业培训师芭芭拉 帕赫特引用了一封写给安 兰德斯的信，在信中一位名为杰斯敏的读者描述了她的一次乘电梯经历。在拥挤的电梯中，一个人不断地左右晃动脑袋，致使头发总是扫到杰斯敏的脸。杰斯敏非常恼火，最后威胁她说：“如果再把头发扫到我的脸上，你将会很长时间都不需要理发！”
杰斯敏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她认为那个女人故意用头发扫她的脸。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什么样的动机会促使一个陌生人用这种方法故意惹恼别人？尽管这个女人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但是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小，只要我们稍作考虑，就能明白这一点。然而，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都会有杰斯敏的这种反应：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个人根本没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这会让她显得很愚蠢；要么是这个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不但让她显得很蠢，还让人觉得她不替他人着想，应该“受到谴责”。当我们自身存在盲点时就容易作出这两个刻薄判断中的一个。
在政治领域，人们也会轻易作出如下判断：如果我们的政敌没有做出愚蠢行为时，那么他就必定是道德败坏的。保守派认为自由派根本不关心道德价值，而自由派则讽刺保守派忽视社会公平。在作出这种判断时，我们容易给对手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如民主党、共和党、宗教右倾、左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等。我们总是会将最恶劣的动机归结到对手身上，也会用最糟糕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使政党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指责对手道德沦陷是调和社会矛盾的一大障碍，它和征服愚蠢一样困难。
◎意识到盲点的存在——改善的开始
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谈到这些情况时，一位学生对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说：“我认为您对人的看法过于乐观。您总是认为他人只是因为盲点，而偶然无意识地做出了一些行为，我却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有时，有些人真的很坏，他们不负责任、自私、贪婪。所以我认为不能完全用盲点来解释一切的‘不良’行为。”
我同意她的观点。我也并不认为品行问题就是盲点，历史也已经清楚地证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有可能做出由不光彩动机引发的应受道德谴责的行为。即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或他人的盲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个世界的罪恶。因此，如何应对满怀恶意的人是另一个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不做探究。
然而，当我们试图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道德败坏时，我希望大家能三思而后行，理由有二：第一，当我们进行详细考察时，那些表现为简单的贪婪、自私或懒惰的行为往往会显露出它复杂的本质；第二，认为他人无可救药反而会使他人的改变变得更困难。
下面是一些简单的例子：有些人比较粗心大意，他们不会发现爱人刚刚为他洗过车，也不会注意到同事穿了孕妇装，或者即便坐在朋友的房间里，也不能敏锐地观察到朋友最近才贴在墙上的照片，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些变化。洗碗之后，他们会直接离开厨房，却根本注意不到灶台上的面包屑、炉子上的壶或平底锅仍然很脏。他们的这种行为，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没有注意”的盲点。但是，这些行为也可以用缺点来解释。比如，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注意到同事怀孕和朋友照片的人是过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妻子会认为丈夫没注意到自己洗了车是因为他不懂得感激，而那些洗完碗却忘了洗锅的人则可能被认为是懒惰或做事考虑不周全。
“等等，”你可能会想，“你不能让这样的人依靠‘盲点’这个借口而迅速摆脱窘境！”但是承认盲点会影响行为，是否就真的一定能让人们轻易逃脱困境呢？我觉得恰恰相反。只有发现自己的盲点时，我们才会知道要做些什么来弥补。一旦意识到朋友因为我没注意到他的照片而颇受伤害，我就会有意识地在去他家时观察一下他的墙面。其实，我并不只是耸耸肩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是因为我对此有盲点。”相反，我对自身盲点的意识能让我采取一些弥补的措施。
◎支持与挑战结合是最佳改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善良的人们也会由于盲点而不经意地搞糟一些事情，这种情况比蓄意伤害更常见。因此，在责备他人之前，如果我们能反复思考一下，就有机会帮助别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帮助他人发现他们的盲点有可能会使人感到受伤，因此我们要像教育专家亚瑟 曲克令所说的那样，将挑战和支持巧妙地融合起来。如果我们反复为朋友开脱说“她仅仅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我们的重心是偏向了支持她，而没有向她发出挑战，让她看到被自己所忽略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地认为朋友自私或不敏感，我们就偏向了挑战的一面，而没有为她提供支持以应对自身的限制。
我听说过一位女同性恋的故事，她是公司的行政领导。一次，她和公司的高层一起开会，9个与会者中仅有她 1个女性，有两个非裔美国人，其余的都是白人。会议中场休息时，那两个黑人离开了会议室。他们离开后，一个名叫戴维的人立即打手势示意其他几人靠近他，并小声说：“既然他们出去了，我就跟大家讲个笑话。”他讲了一个嘲笑非裔美国人的笑话，这个女同性恋者当时就觉得很尴尬，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鼓起勇气打断戴维说：“希望你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是以侮辱黑人来收尾。我也能想象，随后你们就会开其他的玩笑，也许接下来你就会讲反犹太人的笑话，可能会开玩笑来嘲讽同性恋者，而我刚好也属于这个小群体，所以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们嘲笑我之前先阻止你，并离开这里。”说完，她起身离开会议室，紧接着，大家也都起身走出会议室，留下戴维一个人坐在桌子边，大声为自己辩护说：“嘿，我根本就没嘲笑谁的意思，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知道我不是个坏蛋啊！”
对于这个女人的勇气，我感触颇深。对她来说，当时如果保持沉默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她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然而，她却勇敢地站出来向开玩笑的同事发起了挑战，而其他同事也纷纷通过走出会议室支持了她的行为。也许，戴维需要这样一次强烈的刺激，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别人提供改过的机会
然而，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疑虑。哲学家玛萨 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羞耻和道德上的内疚有着巨大的差异，道德上的内疚可以由某些行为来赎回，而羞耻则会使我们感到彻底的肮脏，根本无法挽救。假如一个孩子从她弟弟手里抢走一个玩具，如果父母的反应是：“看你做了多么糟糕的事情！真是个自私的孩子！真羞耻！”那个孩子一定会觉得很耻辱。面对这种情况，父母可以采取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轻微指责引发孩子的道德内疚：“不要拿走弟弟的玩具！你应该学会分享。现在应该轮到他玩了。你看看，他都在哭了，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将玩具还给他，再给他一个拥抱。”
对于成人来说，弥补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但关键就在于，当孩子体验到道德内疚而不是羞耻时，能学会采取“补救”措施：即能用好的行为消除不良行为。为了使孩子们的人格更健全，我们不应该强加给他们一些不可能的完美要求，而应该给予关爱，“包容他的不完美，告诉他世间充满了原谅和仁慈的可能，无论如何，他一定是值得爱的，他的权利也应该被尊重”。
同样，作为成人，我们也有盲点，会犯错误，会伤害他人或考虑不周，所以，我们也需要别人能接受我们的不完美，需要别人告诉我们犯错误后仍然会被原谅。犯错误时，如果有人向我们发出挑战并给予支持，我们将更可能纠正自己的道德罗盘。因此，我希望戴维的某个同事能将他带到一边，告诉他：“戴维，我知
道你其实不是坏人——我看到大家都想让特蕾沙当替罪羊时，你勇敢地站出来为她抱不平；我也看见你努力地教导新人；我也知道你在教堂从事义务执事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你真的很不错。但是你应该也已经看到了，刚才你的行为确实是不对的，这样的玩笑伤害了大家。”
这样的回应就给戴维提供了支持，同时也让他看到可以如何来补救，用玛萨 诺斯鲍姆的话来说，就是“用良好的行为消除不良行为”。
在本书中，我不仅希望能帮助读者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并克服它们，同时，当他人因为盲点而引发伤害时，我也希望读者能以盲点的视角来寻找挑战和支持他人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