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做到这点，就能掌握住自己的人生；反之，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握。”成功的领导者善于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结合，既不乏理智的冷静，又不失感性的温情，从而得到员工的敬佩和忠诚，挖掘员工无限的潜力。喜怒无常是无能的表现，真正有魄力有威信的领导者并不苛责求全，乱发脾气，而是善于控制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怎样才能冷静而成熟地控制好情绪呢？第一，一旦投入了工作就把一切烦恼抛之脑后，烦躁之时，停止工作，寻找其他发泄途径来转移情绪，比如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运动等。第二，怒火即将爆发之时，为了防止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应竭力冷静，平息怒火，忍一时风平浪静。第三，坚守原则，公平公正，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不迁怒于无辜之人。第四，广开言路，学会倾听。鼓励员工纳谏，监督自己的言行，完善自身，虚心诚恳地了解别人的想法。
星期三内省
朕每间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贞观政要.求谏第四》【译文】我每当闲居静坐，就开始内心自省。常常担心自己上不符天意，下被百姓埋怨。但求正直的人，能给我匡正规谏，使我耳聪目明，了解外界情况，使百姓的怨情一扫而空。这是贞观八年（634）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表白求谏心迹的一段话。主动求谏堪称唐太宗用人之道的精华。贞观初年（627），唐太宗为了听取臣下意见以利于治国，广开言路，鼓励臣下大力进谏，形成了唐代初期进谏直言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这也是“贞观之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绩之一。唐太宗的求谏思想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唐太宗摆正了进谏者和纳谏者之间的心态关系。
唐太宗常常内省自己治国之道的不足，为弥补缺憾和过失，真诚地向臣下表露纳谏的决心，这对于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而言，没有良好的心态是不可能保证求谏的实效性的。因为这种内省并非是简单地对自己行为的反思，而是勇敢地承认个人能力上的欠缺、行为上的过错。另一方面，唐太宗摆正了求谏与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求谏的目的在于治国，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知求谏之重要，但是，帝王们往往因为顾及尊严而堵塞谏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意识上摆正求谏与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否则，历史上会有几个帝王因为面子而放弃整个国家社稷呢？优秀的领导不仅需要倾听团队每一个成员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对意见的倾听不要以美化领导形象为目的，而要出于对个人能力“短板”的内省。否则，领导的求谏要么沦落为一种形式主义，要么员工提出的都是不痛不痒、毫无价值的意见。
星期四不以为忤
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岂肯更言。——《贞观政要.求谏第四》【译文】每当有前来进谏的大臣，即使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我意，我也不认为这是对我的忤逆。如果我当即对他呵责怪罪，怎么还会有人敢再谏言呢？和颜悦色，以求谏言。这是唐太宗求谏的宝贵经验。面对谏言，即使切中皇帝要害，也很难做到和颜悦色，这是古来帝王求谏中常见的现象。而唐太宗在求谏上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留下最灿烂的一笔，不仅在于其做到了和颜悦色地面对正确的意见，更在于其即使面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表现出虚心接受的一面。这不仅是唐太宗个人道德修养高尚的体现，更是他真正从心底里意识到了“人无完人”的表现。既然身为帝国之君都存在能力短缺，那么，谏言的大臣又怎么可能保证提出的每一点意见都是正确的呢？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唐太宗对待谏言的和颜悦色，并不是纵容不合理的建议，而是考虑到批评其中不合理意见会引发言路堵塞的严重后果。这和今天许多管理者一听到别人提意见就大为不悦，甚至背后打击报复有天壤之别。优秀的领导面对敢于走进办公室提意见的员工，永远保持微笑的面孔，认真倾听，这是对员工人格的尊重，也是让员工真正说出心里话的基础。
星期五自知
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贞观政要.求谏第四》【译文】自知之明，实在是很难做到啊。例如写文章的文士、从事技艺的工匠，都夸耀自己的本领高超，其他人不如自己。如果让著名的文士或工匠，议论评价他们的文章和制品，那么他们文章的冗词病句、制品的拙劣缺陷，就会被一一发现。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房玄龄谈起人应有自知之明的道理，对于唐太宗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一是诚如太宗所说，自知者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何处呢？太宗以属文之士、技巧之徒各自夸耀自己文采和技术高超为例，指出他们一旦到了水平更高之人的面前，其拙劣不足之处将随处可见。由此可知，自知者明很难做到的关键在于，是否从心底里意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但是，天下之人往往自高自大，总喜欢炫耀自己比别人强，其实，实在是井底之蛙，目光短浅。二是既然自知者明难以做到，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提醒得意忘形者。普通人如此，帝王同样如此。当国家繁荣，天下太平之时，帝王们往往以为自己开创了前人未有的功业，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正直勇敢的臣下来提醒帝王，以尽量避免人性中的缺陷，把帝王有可能因为盲目自大所犯的错误扼杀在萌芽中。在这个意义上，人能否做到自知之明，既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还与身边是否有“名工文匠”的点拨提醒不可分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与普通员工的区别在于职位高低的不同，并不代表他们不会犯错误。因此，优秀的领导固然应该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自信，但是，同时应该保有自知之明。好的领导可以成就一个好的团队，而一群好的员工同样也可以成就一个好的领导。自知之明，需有好的朋友、员工、同事的鼎力支持；否则，不仅无法做到有自知之明，还会变得更狂妄和更无知。
第三周
星期一谏渐雕琢
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贞观政要.求谏第四》【译文】从事雕琢工作就会妨碍农业生产，纺织带有图案的布，就会加重妇女们的劳动。一旦形成奢侈淫逸的风气，就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敢于进谏的臣子们，一定要在事情刚有征兆的时候就加以劝谏，如果等到过失满盈的时候再去劝谏，就来不及了。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以前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刻祭器，当时进谏的就有十多个人。
制造酒食器皿这样的小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苦苦劝谏呢？”于是，褚遂良就给唐太宗讲述了上面的谏官从小事进谏，实为防止更大的危害发生的深刻道理，这让唐太宗非常钦佩折服，从此，更加重视谏官们对小事进谏的意义。褚遂良的话从表面上看，是封建臣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对主子的效忠，但是，在深层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事物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相互关联状态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并非一定直接针对农业生产本身，诸如雕刻这样的手工业的发达，就直接影响到从事农业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最终将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谏官的责任在于进谏，但是，进谏的目的并不是要等到大的危机已经出现，才出面阻止帝王，而是要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目前的小问题必然引发更重大的危机，通过对不起眼小事情的劝谏，实现防大患于未然的目的。优秀的管理者应该目光长远，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当前信息背后必然引发的其他结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对。
星期二善
善能用，恶恶能去臣闻于《管子》曰： 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我曾经见《管子》上说： 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百姓：“郭国为什么会灭亡啊？”那里的百姓回答说：“因为国君喜好善而讨厌恶。”桓公说：“如果照你们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位贤明的国君，为什么还会亡国呢？”百姓回答说：“不是。郭国的国君喜好善，但是不能运用善，讨厌恶，而不能去除恶。所以亡国。”贞观初年（627），唐太宗曾与黄门侍郎王珪在一次宴会上谈话。当时，有个美女在太宗身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亡后，她被收入皇宫。
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 庐江王实在荒淫无道，杀害了她的丈夫，还将她占为己有。王珪就对唐太宗讲述了上述故事，指出，现在这个美人还侍奉在陛下左右，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是错的，那就是知恶而不能去恶。暗示唐太宗把这个美女留在身边的行为，只能算是知道恶而不能去除身上的恶罢了。王珪的“善善能用，恶恶能去”说明，一个人仅仅知道是非善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能算是情感层面上的认识，真正做到善，必须在行动上实现去除恶、效仿善的跨越。现代管理无不强调“善善能用，恶恶能去”，但是，真正落实起来往往效果甚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其意义。不要把学习善、去除恶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应该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否则，只能算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优秀的领导更应该注重通过自身的行动为员工作出表率，不管领导口头上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如何正确，只要没付出行动，与被指责的错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星期三勿初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