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搁下电话，心里想姗姗肯定等不及何家奇来找她，她就找上门去了。按祖母的说法，就是轻贱了自己。我明白祖母为什么不喜欢姗姗，那完全不是她笨的缘故，而是自卑与轻贱自己。祖母是经过上流社会良好教养的人，若是祖母遇上这样的事，她肯定不会主动去找对方。无论等得怎样不耐烦，都要端庄优雅地等。姗姗自然是做不到的。为了姗姗的做不到，也为了姗姗日后不吃亏，我打电话对姗姗说：“你来杭州玩玩吧！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不适合你。”
“那么谁适合我呢！我横竖是上辈子欠了他的。我不想失去他，你别管闲事。”姗姗说着把电话搁了。我碰了一鼻子灰，心想我其实并不了解她。
转眼姗姗与何家奇，即将毕业了。他们都没有被留在实习的单位。姗姗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何家奇要落实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回家乡。但何家奇并不着急。姗姗天天往他的寝室跑，他一股爱理不理的样子，仿佛要留上海的不是他而是姗姗。姗姗说看你没精打睬的，我们先去结婚登记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上海，运气好还可以分得好一些。你好就是我好。于是，何家奇高高兴兴与姗姗去结婚登记。登记的当天，何家奇又搬回了姗姗的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大床上，姗姗这天从被子到床毯，全部换了干净的。
我的姑母与姑父，并不知道姗姗自作主张与何家奇结婚登记了。这一点姗姗实在比我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孩子结婚是头等大事，但姗姗把大事平常化了。她是先怀孕，再举办婚礼的。姑母与姑父虽然不赞成这门亲事，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姗姗的婚礼，没有她原先想象的礼服与婚纱。甚至也没有一套质地好一些的服装。她穿着大红的涤伦衣服，在四桌酒席的亲朋好友间点烟敬酒。我心里酸酸的，才二十几岁她的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
六、做母亲
姗姗的新房就按在祖母这套房子里。我曾经与姗姗住过的那个房间，做了他们的客厅。后来，我若去上海就住旅馆。姗姗问为什么不住她家，我无言以答。记得这一次我去看姗姗时，在弄堂口遇上了王家姆妈。王家姆妈一家，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年就搬走了。她是特地来看看即将临产的姗姗。她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像姗姗这样一个好媳妇。我惊讶王家姆妈与姗姗的感情，更惊讶姗姗能与王家姆妈常年联系着、来往着。而姗姗与自己的父母、妹妹却是不大来往的，有事也不太商量的。
王家姆妈搬走后，入住的那家女主人大家都叫她亭子间嫂嫂。亭子间嫂嫂是个勤劳的女人，喜欢家常里短助人为乐。她给姗姗翻婴儿的棉衣棉裤，也拿出自己家里的破被单，给姗姗准备婴儿的尿布。姗姗是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她把亭子间嫂嫂对她点点滴滴的好，都记在日记本里，待有机会就报答。
我走进姗姗屋子的时候，姗姗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编织婴儿的毛衣，一边听着拉威尔的音乐。那是一支《西班牙狂想曲》，旋律正从一架老式电唱机里，流到姗姗的心底、胎儿的耳朵里。这架电唱机是祖母留下来的遗物，也是我熟悉的东西。我曾经就坐在祖母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听拉威尔的灵魂，在一九三七年晚雨的空气中，湿漉漉地复活。
姗姗穿着宽大的孕妇衫，快要做母亲的她，脸上洋溢着安详。这是极难得的安详，在我的感觉里，姗姗总是劳碌的、烦恼的。我们静静地听着音乐。在无言的默坐中，我忽然感到了与姗姗的距离。老实说，姗姗婚后的生活是否幸福，我一点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姗姗毕竟是姗姗，她除了在我这里能够真正畅快地倾诉，便没有别的地方了。
我已经记不清，她是怎么打开话闸子的。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何家奇一些劣根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他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比如他一个月大概只刷三次牙。比如他吃饭吃得啪啪响。比如他的臭袜子喜欢塞在床垫下。当然，比这些更令姗姗气愤的是他在外边有情妇。
姗姗说那个妖婆，外貌倒是很像从前的刘蔚琴。说起刘蔚琴我马上想起了那天我在一家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小酒吧里，看到了刘蔚琴的妹妹刘小琴。其实那家小酒吧光线很幽暗的，生意倒不错。墙上挂着些壁画，也有雕塑小挂件之类的东西。吧台前一个扎马尾巴的女孩，坐在钢琴前弹贝多芬的《给爱丽斯》。这是一首洋溢着青春热情的钢琴曲，优雅的抒情像陶醉于爱的赞美。我就在听完《给爱丽斯》后，看见了刘小琴。尽管很多年不见，尽管在幽暗的灯光下，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她也认出了我。
刘小琴与我同龄。小时候刘小琴没有刘蔚琴的张扬。她是在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但姐姐的去世，让她很快接替了姐姐的位置。不过她比姐姐要收敛得多，也绝不与弄堂东口小酒馆门口那帮男人鬼混。所以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幸运的。贫贱的花朵，最能开得饱满而灿烂。
我多么想刘蔚琴还活着，能够看见今天多姿多彩的生活，能够用指甲油涂指甲，而不是当年的玫瑰花汁。现在刘小琴做着这家小酒吧的女老板。她说穷则思变，过去太苦难了。不过苦难的日子，教会了她坚韧与奋斗。我离开小酒吧时，刘小琴给我一张名片。她让我常来她的酒吧做客，也让我代邀旧时的邻居。她说邻居一律优惠打五折。她说话的声音，很亲切很真诚。但有一种让旧时邻居，看到她如今扬眉吐气的感觉。
我没有邀姗姗去小酒吧坐坐，也没有告诉姗姗遇见了刘小琴。我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听姗姗的倾诉。姗姗说你别看我外表平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的。开始知道他有外遇，我整天都坐立不安，每晚都掉眼泪。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爱情这么快就黯淡了？那些日子，姗姗说她在梦中看见烛光一支接一支，灼灼而来。那烛光绵延不尽，像一条河流。她屏住呼吸凝望它们，闪闪跳动的火苗，仿佛从远古而来。她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入心头。有谁是你的烛光？有谁能引导照耀你？丧失温謦情怀之后，片刻之间仿佛已是沧桑无限。于是想哭想笑，想死想活，想上天入地，最后她想一定要做母亲，把孩子生下来。
姗姗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不知不觉，她已泪流满面。她哭诉时坐在沙发上，叉开两条腿，肚子已经很大很大了。我望着她长着几块黄褐斑的脸，没有劝她。我想让她尽兴发泄。她说我真想报复他，找一个小白脸男人回来。她说我真想报复他，一走了之不要这个家了。我见她比从前有决心，便忍不住老毛病又犯。我鼓动她无论如何要出这口贼气，与他离婚。我的话，姗姗迟迟没有回答。半晌，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吸取上次的教训，不再说什么。
这天我离开姗姗的家后，直接回杭州了。这次专程来看她，却是有点苦涩而归。姗姗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老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为她陷入一种痛苦里。我想姗姗那么爱美，追求爱情和幸福，却又让自己最不讲究自己，偏偏丧失自己所追求的。她本该可以与我一样，戴手镯、挂耳环、穿真丝绸睡衣、沫香水、涂口红、脚蹬长统靴子的。然而她却忘我地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之中。
回到杭州后，我去医院做毕业实习。我被分配在六病室，癌病房。由于姗姗马上要生孩子，我常会去妇产科看看。然后把看后的记录，写给姗姗。当然顺便也告诉她，我们病室座落在医院花园中央。它是医院里最独立的病室，用来给最重的病人住。那时候大家的概念里，癌症差不多就是等死的意思。病室的房间小而舒适，只是干燥陈旧的绿色墙面，飘浮着一些烟雾。病人大多都躺在床上，或坐在床上，像等待着什么。我一路走过去，总有眼睛看着我。那些眼睛开始让我害怕，渐渐地就不那么害怕了。
一个护士悄没声地推着一辆白漆小车，与我擦身而过。然后拐一个弯，通向一段很幽暗的凹廊。凹廊的尽头有一扇门，门楣上亮着一盏老式的玻璃罩灯。护士推着小车进去，门里边就飘出来酸腐之气。一个很苍白很瘦的男人坐在床上，穿着病员的条子衫，样子看上去很吓人。我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我想这是我每天都要看到的病人。
我把手插进白大衫里，接着往前走。医生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我看了几个病房后，明天查房便有了些准备。而下午，我要去医院的教室上课，上尸体解剖课。这是我第二次上尸体解剖课。心里的害怕与紧张，应该比第一次好些。第一次见到供解剖用的尸体，女生们往往会感到害怕与恐惧。有的甚至会晕过去或者呕吐出来。不过，那次我虽害怕，却是冷静的。我发现尸体经过防腐处理，看上去与真人之间的距离，仅一步之遥。你可以想象那个躺在这里的男人，原来有着自己的家和家人。他也许喜欢体育、喜欢旅游。他曾和他的妻儿外出度假，享受天伦之乐。现在他这么神秘地睡着，是否在做一个巨大而美妙的梦呢？
那一次我没有动手解剖。我看着教授用刀切着、割着、挖着，嘴里还说着：“打开胸膛，检查肋骨、肺、心包、静脉、动脉，还有神经”。应该说，尸体解剖是最能长知识的，只是能真正解剖尸体的机会并不多。
一个多星期后，姗姗在上海妇产科医院生了一个儿子。姑母打电话来时，我能感受到她的高兴。毕竟是母女，即使有点矛盾也是一家人。姑母是心疼姗姗的。姑母说：“姗姗难产生下一个八斤二两重的儿子。”
呵！姗姗做母亲了。我也很高兴。这天我第一次为姗姗写下一个短文《做母亲》：你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你用落地时第一声响亮的哭声，乞求母亲对你的爱。呵！可爱的小精灵，让母亲温柔的手臂熔化你吧，你是属于母亲生命中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