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毋）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朱熹注：“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现在看，这些话的意思颇有可取。可是回首当年，不知怎么想的，对于第一句却表示过不敢苟同，还为了显扬己见，自篆，请东安市场的刻字工人照刻个长方、上有瓦纽的红铜图章，文曰“食求饱斋”。且说这个图章，七七事变开始，就随着其他衣物书籍等毁于战火，或转入趁火打劫人之手。幸而还有少量书存同学李君处，如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等，有时翻翻，还可以看到代表那时的点滴心情的这一方印记。现在推测，这种反圣道的思和行的来由，大概是常常不能饱而有牢骚，其意若曰：你们是“从大夫之后”的，吃饱不难，所以才说这样的风凉话；至于我，常常是难得一饱，既然没有飞黄腾达的幻想，那就穷则独“善”其身，只求能吃饱吧。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大胆反圣道，竟连“君子食无求饱”，则“食求饱者非君子”的逻辑推理也不管了。幸而这方图章化为空无，反圣道的想法成为过去。但是也有不幸，是有关“食”和“饱”的一些问题没有随着化为空无，并且经常在身边，甚至在心里，纠缠。本诸“一吐为快”的凡人规律，干脆说说。
我出身于农村的中产偏下之家，直到小学毕业，日子都是在农村过的。其时是大清帝国转为共和不久，农村生活还维持昔年或说祖先的老套，专说吃，都是自产的粗粮加自产的蔬菜。也自产少量细粮，即小麦，也养猪、鸡等，但那主要是用来换钱的，不是供食用的。来亲戚时候不多，就是来，粗粮换细粮，吃鸡蛋，间或有肉，陪客也只是男性长者有份，妇女和小字辈的不能上桌面，所以只可看，不能吃。粗换细，有肉，只在可数的几个节，如清明、中秋、年节等。
年节最好，除了多吃几顿之外，像我们小字辈的男孩子，还可以排满日程到外祖、姑、姨等近亲戚家拜年，依例，可以大吃，还可以得一些压岁钱。此外还有每年一次的自己生日，但待遇不算高，只是煮鸡蛋一个而已。这样，可见求饱就大不易。至此，要穿插说说我的关于饱的高论，是积数十年之经验，才发现并确信为不诬的，就是，饱有低级、高级二义：低级的是不“愿”再吃，或具体说，还可以吃，因为不顺口，算了；高级的是不“能”再吃，也具体说，是已经填满肚皮，再下箸就没处装。本诸取法乎上的要求，我以为，饱应该指高级的，这样，直到小学毕业，离开农村之前，我就一贯是食不能饱，虽然由立志方面说并不冠冕，由实况方面说却是离君子不远了。
由1925年秋天起，我到通县师范学校上学。也许是意在表示尊师重道吧，除了学、杂、宿等费不收之外，还官费吃饭。我刚入学的时候是每人每月四元。校当局为了避贪污之嫌，也许兼图省事，饭归学生自办，由各班推举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负责一个月。我彼时曾显露企业家之才，当经理不只一次，因为是一生中最光荣的经历，恕我这里大书特书。光荣还不只“职称”一宗，比如到城中心去逛大街，粮店、酱园等铺的人见到，都是满面堆笑，鞠躬打拱。还有一次，是省教育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在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是饭厅经理，成为学生代表之一，去诉苦，请求增加饭费。
不久就居然增了，每人每月变为四元五角。记得另一篇说过，通县还有女子师范学校，男女新城、旧城不亲，待遇却平等。而不管四元还是四元五角，“她”们是绝大部分用于副食，我们（如旁观，应写“他”们）则绝大部分用于主食。于是她们就可以得高级饱，我们则只能得低级饱。也就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更加赞同“爱哥哥”的女人水做、男人泥做的妙论。话题回到正路，是通县六年，得高级饱的时候很少。这很少，指破例，或大改善，到城中心的小楼（牌匾名义和轩）去吃牛肉饼，甚至兼吃烧鲇鱼；或小改善，到学校西边不远的张家小铺去吃馅饼。改善要花钱，而阮囊羞涩，所以可偶尔而不能常常。
1931年夏我由小城移到大城北京，名号由师范生升迁为大学生。吃的官费变为私费，而钱包的情况变化不大。私费的吃有优越性，是主观能动性大增，比如学校附近的海泉居和林盛居，走入哪一家，以及进去，吃炒肉丝还是吃张先生豆腐，我都有绝对自由。放大为理论，消极的，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积极的，自由是通往幸福的最近的路，于是理论化为实际，关于吃，就常常是，虽不能说已经得到高级的饱，却可以说，两端之间，以接近高级那一端的时候为多。也有不只接近而真就到了的时候，那是有什么机会，伴随其他人，到沙滩一带之外的什么馆子，很少时候还是大字号，去吃。与现在相比，彼时的馆子有可爱性，材料好，用心做，利润低，而食客不多。这些可爱性使大众化的种种，如东来顺的牛肉饼，馅饼周的馅饼加粥，同福居的锅贴，仿膳的肉末烧饼，等等，不只价廉，还很好吃，进门入座，担保可以得个高级饱。大众化之上还有不少可以过屠门而大嚼的，因为很少光顾，又怕勾出馋涎不好办，只好不说。遗憾的是，这种任意进入哪一家的自由时间有限，先是改为自做自吃，接着还要自做给孩子吃，而阮囊羞涩如故。得高级饱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一晃，多少年？算算，总是20年以上吧，“所谓”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来了。先是感觉不饱，继而渐渐，反而胖了，医学家另有专名，曰浮肿。到长街拾锈烂铁钉以大炼钢铁的命令无声无息地撤消，换为轮流到崇文门外一个招待所去休养。还是不饱，但总是比在家里好一些。可是心不能安，因为贤妻在家侍奉二老（我之母，她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非子有远见，《五蠹》篇中说：“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我们也由王道变为法治，买了秤，由小女儿掌管，依定量，合而做，分而食之。天助老寿，两位老人居然没有喊饿。贤妻也不饱，也是反而胖了。她属街道管辖，也有休养之道，是中午到街道委员会聚餐，菜有公备的什么鱼云云。有一天，她照例至时起程，我帮她整理应带的主食，是刚出锅的窝窝头两个。
不知一时由哪里冒出一股大勇之气，我说：“我吃两口行吗？”贤妻不愧为贤，说：“你吃吧。”我吃了两口，大概咬去一个的三四分之一吧，当然还想继续吃，可是看看贤妻的可怜样子，只好“义亦我所欲也”，不再咬。万没想到，贤妻记忆力并不很好，却把这件事记得牢靠而清楚，于是每有亲友来，言及旧事，必绘影绘声地述说一番。说者笑，听者笑；我也笑，是苦笑。我想，如果说三年挨饿损失不少，这次乞讨大概是最重大的，虽然施主是贤妻。我有个老友李君，若干年前变听诊器为倚市门，发点小财，高级饱的经历自然就多了，却有个相反的高论，是困难时期收获很大。我请问理由，是：吃刚出锅的窝窝头，比当年吃烹对虾、烂扒鱼翅还香。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是，求低级饱而不得。语云，天塌砸众人，也就可以饥肠辘辘而无怨。
困难终于过去。福也不单行，孩子学校毕业，可以自食其力了，而且不只一个。正想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之歌，大革命的风刮来。专说食和饱的问题，经常是即使食有肉而不知肉味，因为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感谢时间公道，不为难人，总算也过去了。饱的情况呢，大致还是，得低级的似不难，得高级的时候很少。
为了避免厚古薄今之嫌，转为专说现在。旁观者多有厚意，劝说我现在有了条件，应该吃好些。所谓条件，是：一、二老先后作古，不再需要供养吃穿；二、孩子都能自立，当然不必再管；三、旧习难改，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赖主编大人有眼无珠，居然换来一些稿酬；四、常说的衣食住行，住不贵，行很少，花钱只有衣食，而衣，我和老伴几乎不买，一些旧的非时装，穿上可蔽体，一也，电视上看到的时装，无兴趣，二也，于是可用钱之处就只剩下食一项。厚意，条件，两全，得高级饱应该不难了。然而不然，因为还有不少，旁观者不知或未注意的反面条件。我现在过的是东食宿、西食宿的日子，东是单位，每周少半，西是家，每周多半。先说西。老伴是不越雷池一步的人物，同住的下代都忙，因而采购不易，得合意之品尤其不易，又即使两道难关都闯过，还有一关，是没有烹调技术，于是各种相加，之和就成为，得低级饱不难，得高级饱大难。再说东。离家，入了城，我成为单干户。也由旁观者看，单位食堂的饭平平，可以不吃；有几张钞票，无人考勤，应该顿顿走入什么饭馆，一菜一汤，换个果腹含笑而归。含笑，大佳，可惜得之不易，因为反面条件更多。可总括为三种。
第一种是外界的，即饭馆之难于走进去。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路近的，十之八九为个体户，经济效益第一而货色不佳，常常是花钱不少，连低级饱也不能得。另一种是路远的，有些甚至是赫赫有名的，想去，困难有二：一是常常客满外加不少立候的；二呢，恕我直言，因为我还记得一些昔日的情况，对比，绝大多数是有名无实，因而也就不易得到高级的饱。反面条件的第二种是半外半内的，远去就馆，除立候外，还要挤车，我老了，已经缺少勤奋和耐心去为嘴伤身。反面条件的第三种是纯内界的，老伴坚信而我半信半疑的，说是我因老而食欲不振，所以吃什么也不香。这论断，我半信，因为可以举三年挨饿时期的狼吞虎咽为证；也半疑，因为，例如不久前，到乡友凌公家吃他夫人做的家乡饭就吃得很多。这样说，关于食，我是念旧至于顽固不化了，且不管它。只说东食，反面条件难于克服，但又不能不吃，于是有时晚饭，就买一个豆包或一块烤白薯搪塞过去。现在这年头，青中年妇女穿上时装，还雅兴有余，愿意逗逗男老朽，以增加一些人生乐趣，看见我啃豆包或烤白薯就说：“这老头子真俭朴，省下那么多大团结干什么？”她笑了。我也陪着笑了，是笑她不知道取得高级饱之不易。
又是难，又是不易，成为诉苦，不好再说下去。依照什么什么作文法则，结尾要照应开头。开头是引《论语·学而》，复看，觉得誉为颇有可取有问题了，因为事实不是食“无”求饱，而是食“难”求饱。知过必改。《论语》入《十三经》，不敢动笔；可以试试朱注，似可改为：“不求安饱者，得难，故戒之在得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食求饱斋”总是失之过于理想，那就早早失落了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