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4日上午，张述蕴、梁友慈二君来访。张君是慎之兄的长婿，住前门外永安路，前几年慎之住在他家养病，我到过他家，其后慎之迁回新街口豁口外文慧北园自己住所，因为交通不便，多次想去探病而未成行，这次见到张君，让座之后，立刻就问慎之的病况。张君沉吟了一下，说已经于一年前的四月去世。这并不意外，因为慎之病多而重，几乎可以说，能够拖延到超过古稀，已经是意外；但我的心头还是为之一震。原因之一是情的，以为还可以见面而竟未能再见一面；之二是理的，心想，天生这样的好人，又召回去，世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了吧？我接着问死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新病，只是越来越衰弱，终于不能支持了。问有没有留下什么话，说只是说几次，想看看我，因为想得厉害。我责怪张君，说应该告诉我。张君没有答话。我立刻想到自己，总有两三年吧，同住一城市，好友重病而竟不去看，以致他带着思念的苦情离开人世，如果真有所谓灵魂不灭，一旦我也归泉下，有什么面目去见他呢？我年轻时候钻过些年形而上，对于一死生、齐彭殇，未能如王羲之那样斥为不经，所以很少落泪，这一次却落了泪。
落泪，有平常的原因，是交情深厚；还有不平常的原因，是像他这样品德高尚、性格温厚的人，世间罕见。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三言五语所能说清楚，只好不避繁琐，乞援于叙事。由初识说起。记得是40年代之前期，我住在北京鼓楼以西什刹后海北岸，其西不远就是有名的德胜门小市，每天侵晨有各种人摆地摊售旧物，我早起有暇，就喜欢去看看。语云，既在江边站，必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买些自己认为有意思的，其中主要是旧书和零零碎碎的所谓文玩。摆摊卖旧物的可分为两类，商人（北京称为打鼓的）和住家，常逛小市的人一见便知。有那么一次，见一个住家类型的摊上只是一些旧平装书，卖者是个年轻男子，清瘦文弱，衣着寒素，风度说沉静还不够，简直是腼腆。我看了看书，挑一本，恍惚记得是讲先秦诸子的，商务印书馆印国学基本丛书本。问价钱，大概是一角吧，成交。这是第一次交谈，双方加起来不过两三句，可是因为是谈交易，像是都觉得不好意思，纵使是很轻微的。我的印象却很深，记得回到家里曾同家里人说：“今天买的这本书，卖书的人很特别，男的，举止说话却像个大姑娘。”
其后不很久，我有个朋友兼亲戚住在新街口以东棍王府（后改建为积水潭医院），我去看他。残破的大院内房不多，但还有不少山林池沼的遗迹，因而虽临近闹市而富有野意。我喜爱，让他带着我在院内转转。看到假山后偏东一家，北房三间，他说姓刘，是他的好朋友，无妨进去坐坐。正说着，主人出来，原来就是卖书的那位，我说像大姑娘的。还是那样腼腆，大概室中寒俭，不愿生人看见吧，并没有多表示请入内坐坐的意思，于是只在门外说三五句话，就作别。之后，由这位朋友口中，知道他叫刘慎之，名秉初，河北省任丘县人。他父亲刘宗尧（名培极）是国学家，曾在保定莲池书院任讲师，现在隐居，坐吃山空，所以境况不好。儿子慎之受家教，旧学也很好，只是因为人太老实，一直没有工作。我听了，看到他狷介的一面，不禁想到古代的陈仲子，心里是钦敬加一点点怜悯。
此后像是没有见过面。再见面，以及渐渐交往较多，是40年代后期，他有了算不上职业的职业，在养菊专家刘园那里帮助培养菊花。由书香转为花香，有因缘，是很晚，有一次闲谈，我问他，他才告诉我的。刘园是个告老的官僚，有陶渊明的爱菊之癖，并且通养菊的技术，告老后想在北京找个宽敞的地方，养菊花，安度余年。恰好慎之家在新街口北路西有一块空地，想卖，换柴米，洽谈，两利，很快就成交。可以想见，两位老人，一位爱菊花，一位爱学问，相识之后就成为朋友。是慎之的尊人开口，说有个儿子，老实，没什么能力，愿意送来帮助劳动劳动，连带学点养花的技术，只要给口饭吃就成。就这样，他就变闭户读书为开门灌园，而且终生没有再改业。
记得是某一年的晚秋，我到刘园家看菊花展览，在前院的园子里碰到慎之。他变为养花的工人模样，可是身体仍不健壮。谈几句，双方都有念旧之情，于是，虽然口不说，心里却感到已成为亲近的朋友。其时我的住房前有一块小空地，年未不惑，行有余力，正在培养葡萄，看见刘家园子里有一棵吐鲁番无核白，想也种一棵。向慎之说明此意，他说要等入冬前剪枝时候再说。到时候他果然送来一根长条，第二年插枝活了，从此我的小院里又多了一个名贵品种。说起名贵品种，我贪心不止，由葡萄很快就扩张到菊花。得慎之的帮忙，只两三年，刘家的名贵品种，我也有了二十多种。只有一种，名西厢待月，浅米黄色，娇弱若不胜衣，我最喜爱，也养活了，却没有开花。问慎之，他说这个品种最难将养，刘家的也不是株株都有花。我说这些，是想表示，慎之为人就是这样，面对，寡言语，沉静如止水；间或开口，细声细浯，言必有信；为人办事，鞠躬尽瘁，而面无德色。我有时想，如果拉个古人来形容，限定《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大概也就只有颜渊一个吧？
在刘园那里几年，有没有工资，我没问过他，但看样子，生活是很艰苦的。幸而家里有可入《列女传》的贤妻，虽贫，还不至于不宁静。解放之后不很久，他有工资了，是因为刘园的菊花事业并入中山公园，慎之随着菊花，成为国家的园艺工人。据说北京各公园的园艺属于一个系统，所以他先是在中山公园，其后移到景山，最后到北海植物园，直到病渐加多加重，先休而后退。在景山和北海时期，因为离我家近，离单位更近，见面的次数不少。为讨花的名贵品种，我求过他；单位里有些人，因为我，也求过他。他仍是有求必应，而且看得出来，他把有所求看做友好的厚遇，反而表现为感激的样子。
大革命期间，他侥幸早已高升为体力劳动的工人，推想日子不会像我们不幸下降为知识分子的那样难过吧？但他也有不幸，而且是双层的，其一是贤妻病故，不能陪伴他了；其二是健康情况日下，已经不能全日上班。记得是大革命后期，我早已由干校放还，无事可做，有时就到文慧北园去看他。其时他的情况，由1975年春天我写的一首歪诗中可以窥见一二，诗曰：“晚照谯楼德胜门，逊清棍府识高轩。明槽户外宜停马（文慧北园一带旧名饮马槽），禁苑台前且灌园。善病休文（沈约）多药鼎，悼亡潘岳几惊魂。华年赋别今衰鬓，惆怅旗亭酒一樽。”首联是说在棍王府中曾到过他家。颔联是说他住在旧城之外，在景山、北海做园艺工人。
颈联写不幸的遭遇，而且是实写：室内几乎到处是药瓶；桌上立个一尺多高的镜框，上部占多半，是他夫人的遗像，恬静温顺，典型的《列女传》中人物，下部占少半，是他写的长悼词，恭整的小楷，风格近似姜白石。尾联是虚写，听我的亲戚说，慎之能饮白酒，而且量不小，到我们交往多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喝，旗亭共醉也就成为幻想了。使我长记在心的是每次去看他，难割难舍的表情。他身体已经相当弱，可是必留我吃饭。总是米饭，炒两三样家常菜，桌两旁对面坐下，静静地看着我喝酒。话仍不多，更不臧否人物，评论时事；但也不忘问我的情况，身体如何，书编写得怎么样，并嘱咐，如果出版，务必送他一本。我当然也不会忘，记得《负暄琐话》于1986年出版，送给他，其后见面他说，他很喜欢看，看了不只一次，并告诉我，所写邓念观老先生，是他父亲的好友，原名可能是高僧，是一次两位老人交谈，他听到的。我关心他的身体，他说多年的老病，虽然用心将养而还是慢慢加重。问是什么病，他说内脏都不好，也就只能听其自然了。饭后辞谢，他总是送到小巷的北口外，我向东行，走很远，回头看看，他还是站在那里望着。
终于他的病更重了，不能自炊自食，只好移到他的大女儿处去休养。那里交通方便，记得80年代后期，我们夫妻由景山一带回西郊住所，曾绕道去看他。是楼房，三楼，我们叩门。里面有声音，可是很久才开门，见他头上蒙着一块布，说没办法，一见凉风就不得了。坐一会儿，我们的心情是凄惨；他的表情是感激，眼睛有些湿润。我们告辞，说有机会还来看他。他注视着我们，点点头。想不到这就成了最后一面。
他走了，人生都难免这样一次，想开了也就罢了。难于忘怀的是，分量轻些的，我回顾一生，朋友，关心我，思念我，敬重我，像他这样的还有谁呢？还有分量重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像他这样谦和温厚、爱人胜己的，这个世界里就不再有了吧？说起爱人胜己，我与他相交几十年，没有听他说过如何为自己打算。只是有一次，收到他一封信，也许是对我问病况的答复吧，他说了有关养生的一句话，是“超尘常乐”。超是看破，我当时想，难道他这颜渊氏的人物，也向庄子靠拢吗？信一时找不到，这句旷达的话是整理歪诗稿时看到的。诗题是“慎之兄来札有超尘常乐之语赋此代简”，诗为五律，词句是：“世外闻柯烂，人间看水流。盛衰惟旦夕，谈宴几春秋。读帖同禅诵，莳花代卧游。
兴来相对饮，应不觅丹丘。”末尾署明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诗句都由看破方面下笔，只颈联实写，上句说我无事可做，以涂鸦为遣，下句说他仍在整治花木。花木下还有卧游，需要解释一下，是他在供职之外，仍旧喜爱花木。文慧北园住房坐西向东，窗前隙地不多，可是养的花木不少。不幸是天不假以健康，到80年代中期，终于连出住屋之门也困难了。这有时使我想到太史公在《伯夷列传》中发的牢骚，是好人倒霉，坏蛋可以横行天下，“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天有知吗？自然只有天知道，所以还是看破的好。慎之兄说看破，是病不太重之时，病危时还能这样吗？但愿如此。至于我，理智方面也许心向往之；感情方面呢，想到相知之中少了他，终归是太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