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一个大题目，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得不说说来由，而说就不免话长。是几个月以前，看到，更多听到，讲《易经》的书多种多样，大走其运，印数多，销得快。相形之下，我的拙作是既印数不多，又销得不快。我惭愧，没有安分守己的修养，又没有沉默的习惯，于是写了一篇不信占卜预言、不信神秘主义的文章，题目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刊于《读书》1991年3月号。问世之后，推想会引来讥笑，是你浅陋，不理解视听所及的背后所谓底蕴的奥秘，所以才信口雌黄。很意外，讥笑还没来，却接到不相识的一位女士的电话，除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还谈到同是读书而所见不同等等问题。为时间所限，我只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待有机会详谈云云，结束。
其后想了想，说很复杂，大概还是低估了，因为书，四部九流，花样太多，而读的人，天之生材不齐，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外还要加上公的时风和私的利害，于是同一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不足为奇了。彼此是非不同，是庄子的看法。还有常人的行事，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有没有客观的是非？是非有知识论的和道德学的两种意义：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是知识论性质的是非问题；王国维应否自沉于昆明湖，是道德学性质的是非问题。知识论的比较简易，因为，至少是理论上，弄得水落石出是可能的。道德学的应否就不然，因为定应否，要有个比“事实”远为玄奥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经常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又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是非？我不得不承认有，因为不承认，这篇文章就不必写了。可是承认，尤其道德学方面的，想说清楚就真是一言难尽。不得已，只好避难就易，或说取巧，有言在先：一、以假定大多数人会默认为依据，多说是非而少说标准；二、读书与明理的关系，表现在人和事上千头万绪，这里只谈一点点，来于偶然想到，自认为还值得注意的。
以下入本题。不幸一开头就遇见缠夹二先生，是：读书可以明理，不读书可以明理，怎么说都不对，或不全对。说对不对之前，先要谈谈理是怎么回事。宋儒说万物只是个理，用现代化的帽子扣是唯心论；但理的范围却未必能够因此缩小。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可能义）掷骰子，是人事外的世界有理可循。人事之内，大到国与国间，小到马路上的人与人间，大家都承认，要讲理。这里只得损之又损，单说人的思和行，所谓合理，一方面，是能够与事实印证；另一方面，是不违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德。用反面的小事来说明：晨起鹊噪，以为必有客人来，而终日门庭寂然，可见这所信并不合理；看别人的钱包眼红，窃为己有，损人肥了己，就是窃者自己，除非以梁山泊的替天行道为理（仍不能离开理）由，清夜自思，也当觉得于理有亏吧？就凭这个存于人心的恍兮惚兮的有道理、不讲理等等之“理”，以下谈读书与明理的关系种种。
循某下世名人喜做翻案文章之例，由反面下笔，是读书也可以不明理。这还有等级之差，或性质之别，想由显而隐说三类。
第一类，明眼人听了会失笑的。为了形象化，举真人真事为例。又为了“不薄今人爱古人”，古今各举一位。古是唐朝房琯，开天著名人物，传说达摩面壁九年，他住山还多了一点。书当然读了不少，可是食古不化，安史之乱，他自告奋勇戡乱，用古车战法，在陈陶斜大败，连累诗圣杜甫也降了职。读者诸公会觉得逝者如斯，不足为训吗？不久之前有人告诉我，海湾战争的武器花样，竟有人说是早已见于《封神演义》，因而仍是“月是故乡明”云云，可见“如斯”并没有完全成为“逝者”。今是我的一位乡先辈，中小官僚，姑隐其名，因为我认识他的儿子，半个世纪以前，有一次在天津他家里见到他。
也许是因为他感到知音难遇吧，就同我谈起他的政局预见来，主旨是还有个他执政的时期，就在不远的将来。看我表示惊讶，他由桌上拿起一本书给我看。书名是《中国预言七种》，只记得其中有《推背图》。他翻到一页，指点其上的一句隐语，大概是刘伯温说的，说那句话里藏着他的名字，就暗示某某下台之后，应该由他接任。我其时虽然无知，还不至无知到这种程度，于是出于世故或不屑争论，点点头应付过去。其后若干年还听到他的消息，不是《推背图》之类保证他执了政，而是如何终于野葬了。这古今两位都读了不少书，而竟至这样荒唐，可见读书未必就能明理。我还想加说一句会逆有些人耳的话，今日根据《易经》以推求想知而难知的种种，走的路与我的这位乡先辈又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类，不像第一类那样好说，因为：一、那是多数人会承认的荒唐，这是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可以包括现在）承认的正大；二、由行方面说，荒唐的是可以不，正大的就不然，是舍此就无路可走。这是指长时期书中反复宣扬的一些（或很多）信条，因为反复说，假话就成为真的，不合理的就成为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反映到心理上是无条件的好，也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更进一步，也就永远想不到其中还有问题，可以问问“为什么”。自然，人力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比如活着为什么比死好，我们就无力解答，幸而我们很少想到，也就可以当做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信条不是这样，比如有关权利、义务的种种，一贯认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就未必经得住问。可悲的是想不到问。——总这样说泛泛的不好，要转为务实，举例。当然最好是大个的，那就说纲常，昔人心目中最重的。例要少而能够说明问题，只说三纲的第一纲，君为臣纲。
这四个字意义不显豁，需要正义，是，君王明圣，臣罪当诛；还要发微，是，登上统治宝座就可以为所欲为，被统治者只能服从、歌颂，直到赐死还要谢恩。这种情况自然是千百年来久矣夫，上限，文献（包括传说）足征的，也许要远到盘古氏吧？下限呢，不好说，可以概括言之，凡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都得算。情况是“事实”如此。还有“应否”如此的问题。《论语》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话，可见至晚由春秋起，已经视统治者说了算为当然了。其后，出于史官之手的各史的本纪，出于各种官之手的足以汗牛的奏疏，以至野史笔记，都在唱同一个“君王明圣”的调调。你觉得肉麻吗？而是反复说就有了大力。于是而有无数的人被这样的“明圣”杀了，还要口无怨言；有不少的人为这样的“明圣”死了，带着“光荣”走向地下；至于数量更大的小民，在水火中哼平平仄仄平，也要“圣代即今多雨露”。最值得痛心的是，被杀而死，为君而死，书面上，口头上，甚至心地中，都认为理所当然。
我呢，生也晚，受了洋鬼子一些影响，多闻阙疑，一直不相信有所谓明圣，因而对于这第一纲的许多表现，总是觉得，轻则可怜，重则可悲。何以这样说？以明朝为例，开国之君朱元璋，夺位之君朱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后如正德皇帝，到处抢民女，是天大的坏蛋，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任意杀人，是天大的糊涂蛋，最后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比如有名的学者郑鄤，因为被诬为不孝就凌迟处死于西市，总之，就是这样一群，在第一纲的庇护之下，有不少知名之士，还是甘心为他们死了。死者，早的如方孝孺，晚的如陈子龙，青史留名，什么名？不过是忠君而已。有谁曾问，忠于一个（如方孝孺，新君仍姓朱），或扩大为忠于一姓（如陈子龙），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会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事，评人论事要历史主义。那就说说近的。近来断续看了有关王国维之死的一些文章，关于死因，说法多种，只说陈寅恪先生，我想是意在表扬死者之德，兼宣扬自己之道，说是殉于纲纪，所以应视为文化史上的大节。这里不想说事实是否如此，只说纲纪之应否视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