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夫子办事持重、老成，却特别欣赏青春活泼的贺怡，像大哥哥一样关心、帮助她。那时，贺怡的父母因留居青原山不安全，被党组织安排在一个村镇摆小摊子维持生活。刘士奇得知后，嘱咐特委后勤人员给予周济，并多次前往看望二老。在一次特委会上，他提出，特委缺一名文书，可叫国文功底扎实的贺焕文担任。
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反对，有人提出：贺焕文出身不好，成份不好，政治上不可靠……
贺怡的父亲贺焕文，祖籍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这一辈，成了永新旺族，家产丰厚，买下了二百来亩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焕文就上了私塾，成了读书人。
那时，花钱可以买官。贺焕文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但事与愿违，他官运不通，当县长时间不长，便被罢免，折身回到永新，在永新街门当了个“刑门师爷”，不久被一场官司牵连，啷当入狱。为赎他出狱，家产几乎卖尽，从此家道中落。
出狱后的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淡出仕途，改行经商。
当时，刘士奇对大家分析说：“贺焕文虽做过官，经过商，却一直受到官僚地主的排挤、压迫。大革命中，他支持子女参加革命，5个子女有4个现在革命队伍，一个小女儿被敌人挖掉双眼，生死不明。他的亲友也受到牵连，被抓被杀了几十人，他与国民党有血海深仇呀！”持不同意见者，被说服了。
担任特委机关文书后，贺焕文、温吐秀夫妇和贺怡住在一起，生活安定。刘士奇抽空常到她家走走，嘘寒问暖，帮助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赢得了三人的好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士奇对贺怡的感情日愈增长。有一天，二人单独在一起时，刘士奇忍耐不住，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很喜欢你，我们的关系，能否在同志关系上再进一步发展呢？”他火辣辣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透射出无限爱意。
对视他渴望的眼睛，贺怡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小白兔，怯怯地望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以前，她把他当导师、长者、领导工作层面的人。不是爱不爱，而是她情窦未开，还不懂得爱。
这个天性活泼、嘻嘻哈哈、风风火火、敢怒敢骂的姑娘突然哑了。猝不及防，她面对着一个向来严肃认真的人，遇到了一个不能嘻嘻哈哈的问题。尤如一个犯规被老师逮个正着的学生，她面红心颤、手足无措，许久许久，她才轻轻说：“秘书长，我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哩。”“喔，是这样，那你回去想想吧，不要勉强。”刘士奇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等待，亦是尴尬不已，怏怏而去。
贺怡憷在那里，果真“想”了起来。爱情，是一种自然的真情流露。若要硬去“想”，那本身就已勉强了。想，对于一个没有爱情体验的人，是很难想出什么结果。她陷入了莫名的烦恼中。
知女莫如母。女儿的心事，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当晚，在母亲的盘问下，贺怡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二位老人。按农村规矩，这种事情原本就该父母操心。于是，二位老人承揽此事，开始帮助她“想”。
“刘秘书长是个好人。”这句话定了个基调，嫁好人没错，你不可能要嫁坏人吧。温吐秀想了想又说：“就是年纪大一些，显得老气。”她怕扯远了，赶紧倒回来：“老气并不是老，相差也不算太大，还配得来。”贺焕文在一旁早就忍不住，立即接口，说：“你们年青人，什么爱呀恋的，哪有那么多名堂。我跟你妈妈成亲前，连人都不认识，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避难在这里，处境艰难，也指望有个靠山。你能找个靠得住的人，我们就放心。”这几番话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是现身说法，来得很实在。按“实在”和“革命”的标准，刘士奇倒也很“标准”：首先，他是好人；第二，他靠得住；第三他也当得靠山。
贺怡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
此后不久，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亲自上门为刘士奇提亲做媒，贺焕文夫妇便一口应允。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此罩在贺怡身上。
十几年后，贺怡在延安写的自传中，重新审视了这段婚姻：“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结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岂止“并不愉快”，其实是颇为痛苦。由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婚后的贺怡与刘士奇保持着上下级间的礼貌、客气和距离。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贺怡与刘士奇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会加深了解，建立真正的爱情，成就一桩美满婚姻。然而，历史，没有为其提供那种机会，反而早早地把他们拆散了。
1930年2月，刘士奇担任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贺怡也当选特委委员，任特委妇女部部长。
也在那年8月。贺怡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子毅，当时，东固的局势并不很稳定，刘士奇决定让贺怡到赣南老区去生育。护送人则选择了她的亲戚，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覃陪贺怡来到兴国，谁知兴国也不安宁，在进行战争准备，108按李立三批示，正沸沸扬扬说要攻打南昌、赣州，会师武昌……经组织研究，由地下党员蔡福兰将贺怡秘密带往田村宝华寺一带生育。
毛泽覃心里不太高兴。路上，曾悄悄地对蔡福兰说：“她自己才拳头大，就要生孩子了。”尴尬的毛泽覃随后返回，由一姓曾的村民带路，经崇贤返回东固。临别，毛泽覃送一把七星剑给曾作留念（现陈列于兴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蔡福兰将贺怡安排在一个可靠的农户家里，自己在宝华寺旁开了一家裁缝店，负责掩护工作。一直待到贺怡生育、满月后，蔡福兰又一路送她回东固，前后有3个月之久。
也就是在那年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指责刘士奇反对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方针，刘士奇受到严厉处理：撤销特委书记职务，责成其去上海（中央）受教育。
一夜之间，刘士奇由好人变成坏人，由靠得住而靠不住，由“靠山”变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事也殃及贺怡。抱子刚回的贺怡，不但被停止工作，也停止了过组织生活。连她的父亲贺焕文，也被解除了特委机关的文书工作，调到一所小学教书……
刘士奇这一去，就意味着妻离子散。平日，刘士奇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家。他眼蓄着泪水远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泪水打湿了枕头，打湿了爱子的襁褓……刘士奇离开赣西南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等职，1935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经考察，新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认为贺怡并无犯错，恢复了她的工作。不久，调其任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委员、保卫局长兼妇女部长。
1931年6月，毛泽覃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独立五师政委。两人原本熟悉，加上工作联系、合作，交往十分密切。他们一块扩红，一块肃反，一块拥军支前。有时，二人分头下到乡村发动群众，等到夜里贺怡还不回来，毛泽覃就步行十几里去接她。贺怡在生活上对毛泽覃细心照料，体贴关怀。两人年龄相邻，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情感日愈加深，谁也离不开谁了。
有一天晚饭后，二人登上了特委所在地旁边的山岗，漫步高大的杉木林间，微风徐来，双方突然一言不发，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贺怡，有一句话我想了很久。”贺怡的心一阵剧烈跳动，眼看着他：“那你就说出来吧。”“贺怡，你是个好同志。”毛泽覃的声音有点发抖，“我们从相知到相识，相处得一直是那么融洽，我想，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成为伴侣呢？”一阵晕眩，满面绯红，贺怡低首不语。毛泽覃有点着急：“说话呀，你一向直来直去，有么子话就说嘛。”贺怡抬起头平静地说：“我和刘士奇的那段婚姻，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孩子……”“我知道，你和刘士奇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们都有抚养的责任，这个你放心。你知道，过去我也有过婚恋，也都脱离了婚姻关系。
我们的命运相同，情趣相同，真心相爱，多么有意思呀……”经组织批准，1931年７月20日，毛泽覃、贺怡结婚，距毛泽覃调入永吉泰特委任书记仅一月。婚后，二人心心相印，互敬互爱，感情甚笃。
随着红军的迅猛发展，红区也在不断扩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动议，经四次延期，终于确定了时间表。10月下旬，毛泽覃、贺怡率“一苏大会”代表团，双双来到瑞金。此时，二哥毛泽民、二嫂钱希钧也来到瑞金，参加“一苏大会”。
分别多年的毛家三兄弟，不期而遇，与贺家三兄妹在“红都”瑞金大团圆，聚首沙洲坝，畅谈国事、家事。
这次，贺焕文、温吐秀也搬迁到瑞金，住在县城西南的塔下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大会结束后，毛泽覃、贺怡高兴地返回吉安。
1932年9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
在重重打击下，贺怡努力工作被评为瑞金县的一面红旗1932年10月，毛泽覃、贺怡奉调瑞金。毛泽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怡生育不久，将刚刚满月的孩子交给母亲抚养，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个孩子，后来在战斗中失散。
不料，与当主席的大哥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欢乐，反而遭受一连串无情打击、迫害。
那时候，苏区中央局宁都小源会议刚刚开过，解除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初当主席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坐冷板凳，处于挨整的地位。
随即，博古率上海中央局来到苏区瑞金，矛头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
投鼠忌器，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博古，要大整根深蒂固的毛泽东，也不那么简单。于是，敲山震虎，他寻隙先在福建搞了个“罗明路线”，大批特批，继而，又将毛泽覃等人打成了“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来批判。
其时，被打成“邓、毛、谢、古”小集团的几人，罢免了职务，解除了武装，并下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劳动、工作，类似“文革”期间的“监督劳动”。
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十分注重亲情。而在所有的亲人当中，他最疼爱聪明过人，敢作敢为的小弟毛泽覃。但是，人在厄运中，一切都无能为力。
此事，贺怡多次到毛泽东处哭诉。毛泽东亦无可奈何，曾对贺怡、贺子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又道：“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一场声势浩大，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逐步深入，又连累了另一些人，连累的连累，在一串串地进行。
贺怡的哥哥贺敏学，红24师代师长的职务被撤消，送进红军大学接受审查。贺子珍与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又兼管苏维埃政府文件。这时，连文件也不要她们管了。贺怡亦被撤职，送到中央党校洗脑子。
“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是先定性，后整材料。首先要求贺怡提供揭发材料，遭到严拒。贺怡则被指责为“邓毛谢古”的骨干，“帮助了小组织形成”，“参加反党小组活动”。成为中央党校的重点斗争对象，连续斗争达一个多月。
倔犟的贺怡暗中以泪洗面，面对面却更倔犟，不屈服、不畏缩，不承认参加“反党小组活动”，不写揭发材料，不写检查。她表现得十分泼辣，硬硬地顶撞，有时，甚至高喊起来：“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小组织的领袖。我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更不可能担任什么领袖。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其时，贺怡身怀重孕，不久便要生育，一些人对她的斗争只好草草结束。期间，她不能和毛泽覃见面。贺怡知道做爸爸的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生下孩子之后，一天夜里，她避过耳目，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毛泽覃凝视妻子：产后的面孔十分苍白，孩子也因缺乏营养而显消瘦，眼睛不由一阵酸涩。
中央党校校长博古，对贺怡的态度十分恼怒，下令开除其党籍。恰巧，出外巡视的副校长董必武返校，立即出面干涉，不同意开除贺怡党籍，并亲自担保，以半年时间对她进行考察。后来，以党内警告处分了结此事，保住了她的党籍。
身心受到这样的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向毛泽覃倾诉委屈。不意，年轻气盛的毛泽覃，在经受一系列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后，成熟多了，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劝导她：“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身处逆境，更要坚强些，要荣辱不惊，经受得住一切打击，继续做好工作。”贺怡默默点头，觉得毛泽覃说得对。
后来，贺怡回忆这段往事，曾说：“好得董副校长及时回来，保住了我的政治生命，如果董老晚回来一天，我也完蛋了。”1934年春，贺怡被“发配”到夏肖区，她带着一个小组在沙洲坝搞查田。
一天，柏树下村一个廖姓农民来哭诉：“我两个儿子是红军，一个女儿是少先队员，一个是儿童团员，我也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林金生怎么偏要把我划成地主……”说着说着，他就要下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