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虎蛊惑，宦官横行
朱厚照即位后，根本听不进去这些顾命大臣的劝谏。他喜欢的是当年在东宫做太子时的游伴太监。父亲一死，再也无人可以对他加以管束。这个没有经过良好教育，而且心已玩疯了的孩子，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陡然做了皇帝，根本无法适应终日繁复的朝廷礼仪和群臣枯燥的奏疏。他向往的是昔日自由自在骑马射箭、游逸玩乐的生活。
在他的身边，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谷大用、邱聚、张永等八位近侍。在这八人当中，以内中刘瑾为首。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来姓谈。自从景泰年间入宫之后，便投到太监刘顺的名下，改姓刘。刘瑾很有知识，口才也很好，在孝宗时，与谷大用等七人一起侍候朱厚照，他千方百计讨好太子，深得朱厚照的喜爱。朱厚照即位后，刘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处宫禁掌管具体事务。
武宗刚即位时，刘瑾在太监中的地位也不高，但此人性格阴险、手段毒辣、品德恶劣、狡诈多端，善于揣摩主子的心理，极力迎合主子的癖好。他知道朱厚照贪玩喜乐，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引诱他沉迷于声色犬马。弄来鹰犬、歌伎、角抵之类供朱厚照玩乐，后来还带他出宫兜风，因此取得了朱厚照的信任和宠爱。不久，刘瑾又收罗了马永成等七人，相互勾结、姿意横行，人称“八虎”，又称“八党”。
明武宗初即位，刘健等大臣受先皇所托，“厘诸弊政”，凡明孝宗生前欲兴革者，“悉遗诏行之”。但这时武宗信任“八虎”。在刘瑾等人的引导下，朱厚照即位不久，对朝事就由厌烦发展到不闻不问。
“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
刘瑾最受武宗信任，在内宫监任职，最后做到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明代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刚开始，刘瑾也不敢擅专，但每有请示，武宗就要怒斥他：“用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老是来烦朕？”以后，刘瑾就不再上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都以皇帝圣旨行事。武宗则乐得清闲，搬出皇宫，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刘瑾得以代替皇帝朱笔而取得大权，最后索性拿回去“于私宅拟行”。
群臣见明武宗不顾朝政，不思进取，于是纷纷上书劝谏。这一年的六月，雷声震得奉天殿的鸱吻、太庙的脊兽和天坛的树木四下摇动，宫门房柱也被摧折甚至焚烧了几根。人们都觉得天变异常，是上天震怒以此示警。于是，武宗按照惯例下诏自省，请求臣下进谏。群臣领旨上书，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上书言事。总结起来主要有五类不同的事情，一是单骑驱驰，轻出宫禁；二是频行监局；三是泛舟海子；四是鹰犬弹射不离左右；五是内侍进献饮膳，不择而食。对于阁臣的进言，明武宗虚应了事，而对一般臣下的进言则不理不睬，甚至加以责罚。因此，很多大臣的进言根本不起作用，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
同年八月，皇帝准备大婚，册立夏氏为皇后，遣官迎入大内。群臣的进言渐少。不久，大学士刘健等又上疏指出武宗要改正的三件事，武宗虽然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并未改正。九月，武宗重开经筵，但就在重开当日就想废除午讲。刘健等人极力劝谏，惹得武宗很不高兴，勉强应付。
身为顾命大臣的刘健等上疏极谏，而武宗虽以“温诏答之”，实际上却并不采纳，并且变本加厉地信用那些太监，“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废格不行”，而且孝宗时的善政也“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寅戚，则牢不可破”。刘健等身居高位，但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对军国政事有所拟议，往往被径行改易，得不到批准。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只好愤然乞休。武宗虽然不同意他们退休，但却依然信用“八党”，排挤正直官员。比较正直的大臣一派与以八党为核心的奸邪一派之间，斗争日益激烈。
弘治朝的一批正直大臣见到这种情景非常痛心，他们一再进谏，武宗却全当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有些大臣开始心灰意冷。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首先提出辞职，要求退休；兵部尚书刘大夏也上疏乞归，这正中刘瑾等人的心愿，他们劝说武宗降旨同意，武宗照办，把马文升、刘大夏这样正直忠心的老臣打发回家。
自此，武宗日益放纵自己，倦于视朝，新政不行，诏令不信，而且不知省改，嬉戏玩乐，甚至在宫中模仿市集，设立各种商店。
眼见“八虎”环侍在他的左右，朝夕蛊惑，成为肘腋之患。廷臣深以为忧，忍无可忍。此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多人连续给朝廷上奏章，弹劾“八虎”，请求正德帝诛除刘瑾等人，清除朝廷的内患。十月十二日，忠直的韩文率领众多大臣上疏，指出朝廷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太监刘瑾、马永成等人诱惑皇帝，沉迷游乐，荒怠政务，请求武宗将刘瑾等人拿问，明正典刑。武宗接到疏奏后，伤心不已，竟不想进食。但因事关众怒，只得把奏疏交内阁议批，但武宗却提出条件，要从轻发落刘瑾，罚他去南京服苦役。而内阁大臣坚持要杀刘瑾以正朝纲。传达皇帝与内阁意见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平时也非常憎恨刘瑾。他们向武宗报告说：“群臣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种逼人的形势面前，武宗只得忍痛割爱，同意处死刘瑾等人。
群臣虽然力争得到武宗的同意，铲除“八虎”这一毒瘤，但他们却低估了“八虎”的实力。武宗做太子时，就与“八虎”相依为伴，形影不离，可见他们在皇帝心中的位置和分量。这对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怎能作出理智而正确的判断昵？当刘瑾的死党焦芳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告之尚蒙在鼓里的刘瑾，刘瑾听后大惊失色，惶恐不安，八人惊恐万分，相对而泣。急忙带上另外七人，深夜闯入武宗寝宫。见到武宗，刘瑾很快明白了武宗的心理，便用激将法使武宗迁怒于王岳等朝中大臣。他们跪地放声大哭，乞求皇上饶命。刘瑾哭诉着说：“群臣指责我们进献鹰犬，这鹰犬和朝政有什么关系？”并恶毒地挑拨说：“他们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司礼太监与他们勾结，想限制皇上外出宫门，先除掉我们，就能控制陛下的行动了！”武宗听到群臣要控制自己的行动，勃然大怒，马上改变了主意，终于倒向了“八虎”。立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别掌管东、西两厂，将王岳等人发配到南京去看守祖陵。
一夜之间，乾坤颠倒。第二天早朝宣读圣旨，刘瑾等人不但不被处死，反倒提拔升官，控制了武宗身边的要害部门。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前朝老臣，见事情无可挽回，失望到极点，纷纷上书辞职。武宗也不挽留，在辞呈上大笔一挥，写了“钦准”二字。这些正直的老臣带着无限的遗恨回归乡里。随后，刘瑾派人一路追杀王岳等人，只有徐智幸免。自此，朝中大权全部由刘瑾为首的八虎掌握，刘瑾权倾天下。
刘健、谢迁诛八虎未成，反倒让八虎掌握了朝政大权。武宗贬斥顾命大臣的决定，遭到了言官和群臣的激烈反对，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武宗进言，请留刘健、谢迁，以肃纲纪、以保朝政。武宗不但不听，还认为这是对皇威的冒犯和轻蔑，立即下令对进谏的官员施以杖刑，然后降级或削职。那几日宫廷内哭号震天，血肉横飞。京城外的土路上，时时有载着被贬官员和家眷的马车匆匆驶过，卷起阵阵黄土和飞尘，一时间京城内外一片乌烟瘴气。自此，虽然很多有良知的官员不满武宗的所作所为，但敢于挺身而出、上疏武宗的人却很少。
此后，为了阻止朝廷命官上疏言事，武宗下令让六科给事中守科，不许大臣出衙门。此外，还经常让锦衣卫特务进行暗中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酉时前走出衙门，立即上报皇帝。但是，远在南京的言官并不知北京的局势，纷纷上疏营救谢迁、刘健等人。武宗和刘瑾等人气得暴跳如雷。为震慑百官，刘瑾假天子手下发敕书，将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定为“奸党”，张榜公示于朝廷，以此来打击言官。自此，刘瑾成为“内相”，又被人称为“立地皇帝”。武宗贪玩好动，不理朝政，将臣下奏章转由刘瑾代为处理，此后，刘瑾权势如日中天。
朝中大臣有如与一只老虎搏斗，未能成功，反被虎吞噬，刘瑾窃取朝廷军政大权后，对朝臣肆意报复，利用东、西厂和锦衣卫诛除异己。
刘瑾为了排挤异己，特别是儒生文臣，只要他们犯有小的过错便严厉惩处。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刘瑾改变旧例，规定凡是省亲、丁忧、养病的人都作托故营私旷职处理，三个月内可以宽恕，四五个月则罚其俸禄，六七个月则逮捕讯问，八九个月则算自动去职，十月以上则作削去官籍处理。此后，吏部共查出违例文武官员一百四十六人，都按照刘瑾制定的新规则处理，因此而罢官的人特别多。
刘瑾这一招翻云覆雨的毒辣手段，不仅把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几十名大臣定为奸党，而且以此为借口把包括阁臣在内的大批官员更换清除掉。自此朝臣势力从根本上被削减，而他把自己的心腹和同党，全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刘瑾控制了武宗以后，便开始进行报复。
刘瑾首先把户部尚书韩文罢官，兵部主事王阳明曾为保护言官，当面斥责过刘瑾，结果被处以杖刑，后又贬到贵州。他在赴任途中，发现有刘瑾的杀手追踪，便在半夜将鞋帽抛入水中，伪装成投河自尽，才得幸免一死。
明武宗花钱如流水，加上宦官巧取豪夺，不久国库空虚，内库告急，北部边防地区粮储空虚，边防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刘瑾给明武宗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就是官吏罚米法，以罚代罪。
明武宗颁布的罚米法对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确实帮助很大，由于所罚米数从一二百石到上千石不等，因此，仅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名官员被罚俸禄，运往京师的约有六千多石，加上那些尚未缴纳的罚米所得超过一万石。此外，还有近百倍的粮食运往边镇地区。对官吏胡乱罚米，虽然一时奏效，但弊病特别多，最后受损的还是国家。由于罚谁、罚多少的大权操纵在刘瑾的手中，因此刘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此外，这种对官吏漫无标准的罚米法也成为刘瑾及其党徒公报私仇的有力工具。许多忠臣被削职为民，很多清廉官员因此倾家荡产。因公事受到罚米的人为求免罪避祸，往往向刘瑾行贿，就连平日号称忠直的人士也常为免受械杖之苦而走后门。刘瑾因此大发横财。
为镇压官民的不满情绪，谷大用等人派出大量特务四出侦察。消息传出后，各地惊恐万分，只要看见口操京腔的人，便奔走相告，甚至以重金贡献以求自保。
此后，内行厂和东西二厂等特务机构成为刘瑾专权的工具。他不仅派特务胡作非为，而且让特务刺探官员的隐私。大学士王鏊对刘瑾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但又清楚自己无力回天，整日长吁短叹。不久，王鏊见刘瑾派特务暗随，自觉无趣，请求罢官归隐。刘瑾因未能抓到他的罪证，只好让其体面退休，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刘瑾自从利用东西二厂排挤异己之后，不需再经过吏部、兵部和礼部审查，可以直接传旨让他所亲信的人升官。罢黜官吏也由刘瑾决定，吏部、礼部和兵部只需备案。
如果吏部要升任重要官吏，一定要让刘瑾过目，他每次都要吏部再三推举数人，从中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否则就不经过吏部直接选人。可以说刘瑾用人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废。没过多久，刘瑾的人便掌握了要职。
刘瑾又于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在荣府旧仓创立了“内行厂”，亲自管理以监督东、西二厂内行厂和东西二厂三大特务机构串通一气，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专门四处打探，到处搜捕，内行厂中还设置了各种刑具，其中有一种叫反枷具，重达150斤，一旦套在身上，就会被活活压死。对那些反对他们的官员百姓，动辄抓捕入狱，不分轻重，一律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