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传，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学校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动的社会。一批学生进校了，一批学生又毕业离校了。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种精神却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了下来。不论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北大学生的那种精英意识，总是驱动着他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驱者。这种思想的确立，受惠于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十六字的深远意义，自不限于指出了北大的办校方向，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启迪，无疑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的展现。其影响不仅在于开拓了北大人的学术视野，更启示并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处世的精神和姿态。北大“多事”，时不时地总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却多半不为一己的得失，多半总涉及社会进步、国事安危这样一些大题目。人在书斋，万家忧乐涌上心间，读书而不忘世事，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态。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虽曰它是去科举而兴新学，但仍有诸多陋习，如学生称“老爷”即是一例，读书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举措，无疑给北大带来了新气象。他了解北大当年的积习，明知困难甚多，决心迎难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思想”，他到任后的第一个讲演，便是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改变学生的思想，须以引进学有专长的教授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其要义不在保古而在推进新学。他尤为重视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是极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极为看重胡适，认为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胡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影响了北大也影响了全国。北大由是一扫旧式文人的积习，变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先生从引进人才入手，一棋定局，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风气，并影响了全国学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学者，但蔡先生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却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领导潮流的人物。中国不乏纯粹的学者，那些饱学之士以前赴后继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学术的辉煌。但中国缺乏蔡先生这样的学界领袖。他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也绝非是个人性的，其影响也绝非是暂时性的。这种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
蔡元培先生出身旧学，他儒学功底很深。幼时曾在叔父铭恩公的指导下读经史小学等典籍。在叔父的影响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稳固根基。十三岁时，蔡先生受业于经学名宿，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1892年，进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当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却是不同凡响，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学术终点。他敢于从零出发，迎向20世纪的学术新潮。
1898年的变法维新，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学习日文。为了吸收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国考察。1907年抵德国，41岁开始学习德文。次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隔数年，复又作为期3年的学术游历。这一切，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时，他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而且成为那场文化革命的重镇。
蔡先生生当19、20世纪之交，正是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蔡先生生当此时，既不固守，又吸纳新知，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蔡元培先生垂范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是他并不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坚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是他绝不墨守成规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怀着景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他们在校园美丽的一角他的铜像周围，为他植了常青的乔木、耐寒的雪松。
1998年4月20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