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学堂毕业后的五、六年间，严复一直在海军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随“威远”号练习船远航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又曾登“扬武”号巡历了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到1879年，严复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国普茨毛斯大学，后又转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那里学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各种知识。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和实际技术之外，严复在留学期间，还广泛接触和研习了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严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术名著，奠定了他西学的基础。这为他日后的社会改革立场、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以及作为翻译家的生涯奠定了基础。
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往往也是社会勃发着生机，蕴蓄着无限可能性的时代，而且也是呼唤全面发展的可以称为奇才出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清代，经历了三百年的繁荣昌盛，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国势开始衰落。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国际列强势力的入侵，加上民众心理上的积弱，造成了那个世纪末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当中华帝国这艘世界巨轮颠簸于风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没之际，“船民”中的感时忧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这时，他们的天资和毅力便受到严重同时又是有效的考验。时势造英雄，在行将沉没的艰危中，站出来一批拥有智慧和胆识的巨人。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学、军事、农业、教育、经济，直至文 艺各个领域。严复，这位生长在南中国海滨的贫家子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关于严复的生平，本书在论析《天演论》出版的章节中，曾有介绍和评论。在那里，着重评介了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工作的开创性贡献。但的确，翻译在严复的丰富人生经历中，只占一个不箅大的位置。他的贡献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是一种巨大而全面的覆盖，他的确是一个危艰时势中涌出的奇才。
继孙家鼐之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人选落到严复身上。这一方面说明当事者对这所大学的极为重视，一方面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的地位。从那时开始，可以说是从决定成立这所大学的那时开始，关于这所大学校长的人选就不是一个随便和可以随意而为的问题，对于这所大学的校长人选的重视，从来都和对这所大学的特殊地位相关联。
校长人选不是小问题
很显然，北京大学的校长必须是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并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的学者，从学问到人格都应当是为全国学人所推崇的人物。任命何人为北大校长从来就不是一件轻率的举动，这点连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来政府都是明白的。北京大学王瑶教授曾经就北京大学校长的地位的重要性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北大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的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戍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肆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考马寅初在50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独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分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从王瑶的论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认为北大校长必须是一位能够成为全国的学术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时，他也论证了北大校长所处的地位和他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一这种影响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命运和走向。
从这一前提来观察历史上的北大校长，我们便可获得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新的概念，同时也加深了对戊戌维新最直接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的认识。在考察历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的总题目下，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新旧文化交融、冲突和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个人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学所拥有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祥地，成为近代以来争取社会进步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中心。伟大的“五四”运动最初的怒吼从这里发出，由于校长蔡元培以及北大进步师生的协力奋斗，团结了全国的学界，并推进到全社会，终于导致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生于186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是学问和人生都到“而立之年”。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审视那场巨变。他原是光绪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储才之地。清制殿试朝考后，选取一部分新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后，经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等。其余的人则改授他职。留翰林院的人，升迁与他官有异，清代大臣多从此出。这说明，以蔡元培当日的处境而言，为他的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确定无疑。
甲午海战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这说明他并不着意于维持当日的仕途优势，而选择了更为独立的道路。1898年九月亦即政变发生后的当日，他怀着对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乡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辛丑条约》签订后，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非常激愤，决心远离政治中心，在边缘地区谋求事业的独立发展。蔡元培在这一年到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1920年，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先后游学欧美诸国。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响不仅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全中国；也不仅在当时，而且绵延到今天。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宣称并坚定实行他卓越而独立的教育理想，他坚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为这所中国第一学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础。
蔡元培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尊孔、倡导新学的学界领袖。他担任北大校长后，不遗余力、无所畏惧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要求北大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涵容百家，乃至保护异端，在北大蔚为成风。由于他的努力，使北大彻底摆脱封建旧学的影响，而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式大学的最初轮廓。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大学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坚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既是前清进士，又是翰林院编修，又担任过教育总长，以他的资历而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自是绰绰有余，名位相当的。但蔡元培更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学功底极深厚，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墊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导下遍读经史小学诸书，打下了旧学的坚实基础。十三岁时受业于王子庄，王系经学名宿，蔡元培于是对宋明理学有深的造诣。但蔡元培的学问决不是到此为止，他决非自封于旧学的人。在到达当时学人所能到达的高度，他不止步，而是重新开始寻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旧思想激烈冲击，维新改革之风吹起的年代，蔡元培于这一年开始学习日文。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世界各地考察问学。1907年，蔡元培抵德国，先补习德文。蔡元培学习德文时已四十一岁，早已过了青年时代，但他依然以坚定的努力，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第二年，进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 史、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目。1919年，他再度来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问学，并开始为期三年的欧游，其间访问过美国。一个出身于旧学环境，并中过清代进士的旧式文人，在他自己坚持之中，终于成长为精通西学的发展全面的新型知识分子。这里说的“新”，不仅指他在知识的构成方面，而且也指他在治学方面的成功，对世界学术、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以及独立的人格修养的完成，等等。他已完全能够以一个卓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更是深孚众望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蔡元培作为北大奠定新型大学雏形的校长，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官僚积习，为之注入现代社会的民主性精华。他的影响最深远处，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和塑造方面。他上任校长的首要之务，是在学校中推进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时，这所大学已染上当日官场和纨绔弟子的衰颓风气，读书便是为了做官，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等。这均是针对当日教育思想的实际而发，对当日学校内的官场习气起了扭转的作用。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思想是广泛而精博的，其中“兼容并包”四个字，则是他实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实的一步。如今“兼容并包”已与这所大学的精魂“科学、民主”一道，成为竖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与世长存。单就“兼容并包”这方针来说，蔡元培是想到、说到就全力以赴、力排众议地去做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蔡校长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认为教授的身份在于他在学术史上有所贡献，在本行中是权威，并不在于他选择何种政治态度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他学术独立的原则在于承认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并且使之和政治予以区分。 这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也为了坚定地排除学术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对学术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