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午因为血压陡然升高，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有过一个建议：卫生部门的老干部生了病，应该在自己所领导的医院诊治、住院，不必都按照级别，挤到保健医院去。这样，既可治病，又可以亲身体验一下本单位的工作作风，还可以了解下情。谁都知道，在住院的情况下，病人与病人，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最容易成为朋友，就象在旅行中，旅客很容易就交谈起来，并且成为无话不说的伙伴一样。“山和山不能相遇，人和人总能相通。”人们的心灵之间，本来有一道桥，只是被世俗的观念，诸如职务的高低呀，事业的贵贱呐，官阶的大小哇，这些石头所阻隔。当这些石头被搬掉之后，人们的心会很快地交往、碰合的。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心灵的交往。
在许多人们易于相识的场合，却往往用许多设施提醒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于是，人和人用自己手造的樊篱把自己分割成不同的圈子，使那些本来不大易于接近大众的人，更加远离了大众。不幸的是，有人特别喜欢这种状况。倘或让他与大众一起进餐，他就大发雷霆，仿佛少发了他的工资似的。住院也是如此。林子午的建议，本来是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够了相当级别的医院院长，生了病住自己工作的医院是不可思议的事。小病还可以凑合，大病呢，你们那里有专家吗？有高级药品吗？有特别护理吗？有最新的设备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勾销了最平凡的真理：医院院长生病，不在本院治疗，那就意味着他不相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医护人员，那就是给本院职工头上泼去一瓢冷水。
林子午昏厥之后，是在新华医院急救的。可是他醒过来之后，却被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上级，派人把他送到北京医院，说是在那里养病更安静一些。老头子坚决不去，又生了一顿气。然而生气归生气，制度归制度。他的病历在北京医院，为了那几张纸，他这个大活人必须屈尊枉驾。
“这点就需要改革，谁也不背着病历出游。假如碰上个危急病症，难道非要千里迢迢赶到放着你病历的医院去吗？荒唐！”他想，首先要在新华医院开始，不是合同单位的病人也应该收诊。
不管他怎么想，他还是拗不过制度，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他住院期间，院党委委员、医务处主任安适之果然负起了责任，在副院长郑柏年和党委副书记孟宪东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次规章制度的大检查。院风立即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当然不是安适之个人的功劳。群众渴求改革的心，是那样强烈，以致于只要是一点点真正切实的改革也会引起他们的欢迎。正如春风呼唤着绿草，人们的心也呼唤着美与进步。十几年全民族的大跌宕，把丑恶与痛苦从监牢里放出来，让它们在社会上横行无忌。其实，知道痛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最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有些人确乎被污浊、丑恶、痛苦的大棒打击得麻木了。麻木于落后，麻木于虚假，麻木于愚昧。疗治民族的特别是后代受过伤害的心，是改革的关键。
所有规章制度与人员的更迭、变化，都应当激发起人们心底的热潮，点燃群众心脏的炉火，否则，便是纸上谈兵。新华医院的职工，对于改革的看法，大部分是观望。这观望并非消极，而是希望一个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聪明人来带头一呼。林子午无论如何，在群众心里算个明白人。而且大家也知道，这老头子并不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怎么重要。他这次的发病，便是他没有多大私心的明证。要是一个混事由儿的老爷子，睁一眼闭一眼，就可以安享晚年，何必生这份儿闲气？所以，群众见他为工作气病，确也感动，都想改变一下目前的状况。因此，安适之雷厉风行也罢，消极怠工也罢，医院一定会有所改进的。他的大刀阔斧只不过适应了群众的心意。其实，他所耗费的力气，无非在嘴巴上和脚杆上，喊叫一番，奔走一番，结果，那成绩便归在他的帐上。
一个星期以后，他写了一份检查规章制度的总结，送到部局。很快上级便批下来印发全市各医院，要他们都参照新华医院的经验，来整顿一下医院的工作。安适之便成了名人。记者采访，报刊宣传，连电视台也跟着凑热闹，来了一帮人，把新华医院里里外外拍了一遍。第二天便在新闻节目里加以广泛而有节制的吹嘘。那拍电视的导演，是章秋丽的同学，这次报道自然与秋丽的奔走有关。安适之不由得对她更增加了爱意。
一天下午，郑柏年把白天明叫到自己家里。他的所谓家，不过是一间筒子楼里的宿舍。白天明刚分到新华医院时，常常到这筒子楼里来找郑柏年。当时，郑柏年和安适之合住一间十四平米的宿舍，直到后来安适之结婚，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为止。不过，那时候白天明已经去了贵州，所以，他始终不知道安适之的新居在哪里。这里，他可太熟悉了。筒子楼的窄窄的楼道里，就是大白天，也得亮着灯。一排排的煤气罐更缩小了楼道的空间，人们从这儿走过必须单人单向行进——假如邻居对面相逢，那就必须有一位侧身贴在无论哪一家的门板上，让过对方才行。每逢此时，“会车”的双方都客气地一笑，说声：“您先走。”我们礼仪之邦的美德，毕竟没有完全被批倒批臭，否则，这座楼里就连路都没法走了。
无数的煤气罐便使这座楼本身成了一个大煤气罐，倘稍有不慎，这座楼便会轰隆一声飞上天去。栖息在这乐园里的医护人员们，个个知道这层利害关系，每家的煤气罐都用一个特制的小铁盒锁住那开关，怕淘气的孩子无意中拧动它，漏出可怕的气体。发明这小铁盒的人应当授予高额的奖金，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民族极大的适应能力——无论怎样艰苦的条件，都会有小小的发明来改善处境。外国人的骚动，有的竟然是因为啤酒不足，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太爱享受了。这筒子楼的住户，家家相安无事，而那亲密的邻里关系，让你只要住过这里便舍不得离开。所以，郑柏年婚后，无论如何不搬走，与他的邻居们抱定了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大楼一日不拆迁，他们便一日不走。
郑柏年屋里，除了一张大木床，一张三屉桌，一个小书架，两把硬板椅外，没有任何豪华的家具。可是墙边，屋角，床下，到处都堆着书。三屉桌上更不用说，除了可以放下两只胳膊写字的地方，也都被书占满了。
“你还住在这儿？”白天明看着房间里的陈设，问郑柏年。
“给过我房。晓晨不在北京，只有我和梅梅，住不了，我就没搬。”郑柏年说着，搬过一把硬板椅，说，“你坐，我去搞点儿菜，咱俩喝啤酒。我这儿有土冰箱。”
白天明一看，门边放着一个小铁桶，里面用凉水镇着四瓶啤酒。
“哈，你还要给我接风啊！”天明说。
“去你的，咱俩好好儿聊聊。你没有想到吧，我还真想你呢。”
郑柏年走出门，在门外楼道里的小柜边忙活一阵，端进来两个盘子。一个是海米拌黄瓜，一个是麻酱拌粉皮。他把菜放到桌子上，把桌上的书啊纸啊，都捧起来放到床上，就又出去端菜。
“你弄多少菜？”白天明问。
“总得见点儿肉吧，不然，师母要骂我了。那老太太可真心疼你啊。当然，也心疼我。来来，接着。”
他又递过香肠、松花蛋，还有一盘切得细细的猪耳朵，最后是一大盘熏鱼。
俩人坐在桌边，喝着啤酒，山南海北地聊天。
“唉，难呐！”郑柏年呷了一日啤酒说，“你看，咱们医院是个规模很大的医院，中西医合璧，这在世界上也不能不说是独到的，有特色的医院。设备也不错。可是水平呢？有限。现在正在建设中日友好医院，也是中西医合璧。要是将来那医院，全是日本人的经验和管理制度，我自己脸上就觉着没光彩。中医是咱们的国宝，中西医结合的医院也是我们首创，可我们要拿不出先进的经验、办法，那我们真是给国家丢人哄。”
“那你看，咱们怎么能管好这医院呢？”
“先得树立以医院为家，为医院终生奋斗的决心。人人没私心，才可能谈到其它。改革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人心。象现在这样……”
“适之这两年如何？”
“他？还不是人尖子。他太聪明了，问题就在这儿。一个人在生活上，在个人的事儿上，还是傻点儿好。”
“你就太傻。”
“你也不聪明。”
俩人全笑了。又是喝酒，又是胡址。
“哎哎，天明，我在办一件事，但愿办得成。”柏年很神秘地对白天明说。
“什么事？”天明问他。
“你能保密吗？”
“那你就别说。”
“我在搞一个设计。”
“设计？”
“对。最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的医院该怎么办？”
“你说呢？”
“我也说不清。不过，我在调查。每天能有多少初诊复诊的病人，多少长期的慢性病人？在什么状况下，什么病人比较集中？中西药品应当长备待用的有多少？药房要建多大？各科室要有多少人？假如是楼房，各科室设置在哪一层楼比较科学？医疗机械需要什么设备？使用率如何？病房与门诊的关系，医护人员的比例，水平……哎呀，好多好多。这里还涉及社会学，统计学，数学。以至于什么信息论，控制论的一些问题，我要一项项把它们搞清，设计出一个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医院管理的最佳方案，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
“天呐，这是厚厚的一本书。”
“不错。可我目前只想搞出个大纲——能写出这个来就不易。”
“搞得怎么样了？”
“正在搞。”
“你呀，吞吞吐吐，要么你就别告诉我。”
郑柏年笑了：“我是怕搞不好让人笑话，说我野心太大。可是人要是没这点野心还活着干嘛呢？”
“我能帮你忙吗？”天明问。
“乖乖，我今天就是请你帮忙的。你把外科的情况彻底摸清楚，来个合理的设想，咱俩一块儿攻这个关。”柏年说着从抽屉里拉出一叠稿纸，“你看，项目不少呢！”
白天明看着那稿纸，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的探讨到各种规章制度，各方面都有所涉及。自然，这只是那宏大设想的粗略的提纲。白天明兴奋之至，一拍他肩膀：“好哇，你不但是好医生，将来肯定也是个好院长，大医学家。应该在大学开设一个系，叫医疗机构管理学系、你当系主任。”
“你喝醉了吧？”柏年说，“咱俩偷偷儿弄吧。”
“不发动群众？”
“还没到时候，等设想完备了，再请大家来集思广益，不然，会分散人家的注意力，对工作反倒没好处。干不干？干就碰一杯；不干，拉倒，不许到处胡说去。”
白天明举起酒杯，跟柏年的酒杯一碰，说：“干！”
两人都非常兴奋，不由得哼起歌儿来：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这首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大学生里广泛流传的苏联歌曲，以它激昂的情绪鼓动了两个老同学的心，加上酒精在心里燃烧，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很久没有体味到的情绪中。歌声引来了不少邻居，大多是中年人。他们有的添酒，有的加菜，坐满了这间小屋。天黑下来，有人开了电灯。一个不寻常的唱歌晚会就这样开始了。
歌子一首接着一首，都是流行在五、六十年代的旧歌——中国的，苏联的；儿童歌曲，古典歌曲。一人领，大家和，这些当年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个个都兴奋得含着泪花，在歌声里追忆他们如火的年华，那整个民族情绪激昂的年代，那年轻的共和国最美好的岁月。是啊，那些年，我们不比今天富有，甚至比今天更窘困；我们也不见得比今天更聪明，不比今天更了解周围的世界。但是，那时我们没有悲观，没有叹息，没有甩下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以解放者的豪迈和乐观，以主人翁的自尊和自信，以一个掌握了自己未来的民族的智慧和昂奋，踏平一个个困难，昂首向前。那激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前进精神，那洋溢在祖国大地上的自强不息的斗志，使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么怀念而又满含着期望啊。那时候，有艰苦的斗争，有斗争后的欢愉，有纯真的友爱，有饱含泪水的甜蜜的爱情。难道这一切将会去而不返？难道留给我们的只是出卖，欺诈，诬陷，打击，自残？不，这些不属于我们的民族，不属于在历史上受尽了苦难终于获得自由的人民。那些污垢必将被铲除，被洗刷，被冲走。我们的明天，还是如花的岁月。
歌声激动着歌唱者，也激动了没有听过这歌曲的人。
最后，郑柏年唱起了一首儿童歌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轻轻飘荡。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大家跟上去，合唱：
小船儿轻级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是啊，凉爽的风，人们的心灵也需要吹进一股清新凉炙的风。
晚会的最后时刻，安适之赶到了，大家的兴味却也淡了。他只来得及同大家嘻嘻哈哈地谈笑了几句，大家就纷纷走散了。
“唉！真不巧，来了个急重病人，耽误了。”安适之拍拍手，“要不，我怎么也得赶来参加这个盛会呀！”
“什么病人？”柏年问他。
“肝昏迷，住院了。”安适之说，“偏偏赶上我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