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某某的“救救孩子”
格林童话被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历史并不久远。据学者胡从经考证，是清末民初的周桂笙第一个向我国一般读者翻译介绍了如《狼与七只小羊》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格林童话故事A，从那时算起至今不过百年的历史。然而此后的100年来，格林童话不仅深受我国儿童的喜爱，陪伴众多的孩子度过了他们青涩而纯真的美好童年，而且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省、市、地区的出版社为单位，各自竞相出版发行与格林童话有关的丛书，其数量其种类真是难以枚举。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个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发行量和普及程度能望其项背。但就是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在我国却遭遇到了其他文学经典名著未曾遇到的奇特现象：虽万般喜爱在一身，可遭受的诘难从未间断。
先说说本世纪初的一件事。2001年12月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关海山”的文章，它从内容、形式、思想到艺术等方面对格林童话进行了全盘否定，甚至在结尾处，还引用了鲁迅的那句名言“救救孩子”，不【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前引书，第156页。】 啻这格林童话是何方“妖魔鬼怪”，会要了孩子们的“命”。文章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从艺术方面来看，格林童话的写法无疑是太简单了，整本书几乎看不到倒叙、插叙、悬念、心理描写等手法，有时在一篇童话中整段话数次重复，人物之间的对话突如其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人称混乱，情节也几乎全是单线地向前发展，千篇一律，故事的开头总是面临着烦恼或生死攸关的难题，接着主人公想办法去解决，途中又遇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人或物的指点帮助，最后终于达到出人意料的目的；内容方面则更是糟糕了，我把它粗略地分为三大类：无聊类，稀里糊涂类，歌颂邪恶类。……看来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继续高举鲁迅先生的伟大旗帜，大呼一声：——救救孩子！
这位读者声明，“由于条件限制，在应该读童话的年龄我却没有读过童话”，于是，逛书店时，在“异常的虔诚与膜拜”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掏钱将译林出版社的《格林童话全集》买下阅读。然后，让该人遗憾的是，这本原有着“如雷贯耳的声名”的“世界名著”却让他这位读者“实在描绘不出读它时内心深处的那种无奈和可笑”，发出“我不知道格林兄弟是否做过父亲”这样的疑问，以至于最后，童话故事到了“简直令人作呕”地步，令这位读者实在是“不能容忍”了。
为了证明这些感觉和愤慨不是空穴来风，该读者为他分的那三大类各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比如《青蛙王子》和《拉家常》两个故事让他觉得很是无聊，而这个“无聊在《拉家常》里达到了最高峰”。《莴苣姑娘》里，“一位男子为了满足妻子想吃顿莴苣的愿望，竟可以丧尽天良地应诺把妻子将要生的孩子送给巫婆”，因此，像《莴苣姑娘》《虱子和跳蚤》这些故事不仅仅是“稀里糊涂”类的故事，那简直就是“无聊、无知、无耻及不分好坏类的篇什”。
至于《穿靴子的猫》和《小农民》则是活生生表现格林童话歌颂“邪恶类”的最好例子。
该读者提出了大大的疑问，“这样一本毫无是非标准、道德观念的书是怎样成为‘世界名著’的？”他因此深深地担忧，孩子们懂得不太多，而他们只要听美丽的童话，可是“罂粟的花更是美丽非凡”，而一旦这些个童话根深蒂固地留在孩子们的脑子里，等他们长大了，那么他们将“去深思去体悟”，到时会“悟出些什么呢？”他更担心，这样一来孩子们会因此“树立怎样的人生观、道德观甚至法律意识呢？”所以说，在他看来，格林童话不仅仅是万万不能再读的，而且在他那里是已经到了需要挥动鲁迅先生的伟大旗帜，出手“救救孩子”的境地。
此文一出，笔者的博士生导师杨武能教授即刻做了回应，而笔者在这里想说，该读者从艺术方面以及内容方面对格林童话提出的质疑，我们很好回答：这些质疑实则就是格林童话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征，可以用“单纯、明晰、稚拙”等归纳概括，而且这些特征也是更多的欧洲民间童话的共性，都来自民间文学口传易记的需要，也适合儿童幼小心灵的接受能力。因此，我们不能固守“文以载道”传统，老是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要求纯真质朴、天真烂漫的格林童话也承载起沉重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等等。同时，出现这样的声音也确确实实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人文背景密不可分，特别是说明我们对儿童和童话的理解，确实还很幼稚，还需要启蒙。
事实上，我们对儿童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与关爱，至少比欧美国家晚了一个世纪。比如英国学者和作家J．R．R．托尔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应具备四个要素：幻想、恢复、逃避、慰藉。其中的慰藉就是格林童话故事中那个千篇一律的Happy-End（圆满结尾）。托尔金认为，这个千篇一律的圆满结尾恰好是童话最重要的功能。听故事的儿童能够依托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转变”，从想象的深切绝望中恢复过来，从想象中的巨大危险中逃避出来，从而获得巨大的心理安慰。使儿童获得心理解脱，建立自信，这是童话最重要的功能，等等。A
至于该读者认为，面对格林童话，现如今是“非常有必要继续高举鲁迅先生的伟大旗帜，大呼一声：——救救孩子！”笔者在想，假如鲁迅先生在世，听见有人要挥举他那面“大旗”去做这等“惊天动地”的创举，不知会有何感想？其实，这位“关海山”读者既然那么关注儿童文学，对鲁迅先生在儿童文学问题方面的精神和思想如此谙熟，那么按道理该读者也应该对鲁迅先生当年那篇《<勇敢的约翰>校后记》记忆犹新吧。全文部分摘抄如下：关于“鸟言兽语”的论辩B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称王做帝，违背【Ａ以上两段内容，参见陆霞《说不完的格林童话》，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65-69页。B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242-244页。】 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但是，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不过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而且采自民间传说，又明明是童话，所以毫不足奇。那时的诗人，还大抵相信上帝，有的竟以为诗人死后，将得到上帝的优待，坐在他旁边吃糖果哩。然而我们现在听了这些话，总不至于连忙去学做诗，希图将来有糖果吃罢，就是万分爱吃糖果的人，也不至于此。
就因为上述的一些有益无害的原因，所以终于还要尽微末之力，将这献给中国的读者，连老人和成人，单是借此消遣的和研究文学的都在内，并不专限于儿童。……
……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号，鲁迅。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用调侃的口吻、轻松的语调讲了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议题。联系读者“关海山”的格林童话读后感，我想这位读者要想举起鲁迅先生的大旗，估计鲁迅先生是万万不同意的。不仅不同意，还有可能招来一番痛骂。因为，关海山说不敢再读格林童话，对此，鲁迅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杞人忧天！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孩子的心”与你一个成年人的是决然不同的。再加上这些童话故事往往“采自民间传说”，“又明明是童话”，所以因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等形成的内容，在我们现在看来“毫不足奇”。 比如《勇敢的约翰》是“一八四四年所作”，那更何况格林童话在德国正式印刷出版，才1812年呢。
如果“关海山”只是一名普通的读者，如果“他”仅仅是在随手翻阅了《格林童话》的情况下对格林童话发出了这样的声音，那倒还情有可原；否则，如果是一名学者，在对很多知识不甚了解的状况下，就贸然对格林童话进行如此相当偏激的评价，就不可原谅。笔者认为，该读者还有必要再聆听鲁迅先生的弟弟、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周作人在初次与格林童话相遇时说的话，即当人们遇见自己并不熟悉的事物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方法，才是妥当与正确的，这点对我们大家都有裨益。再次不赘摘录如下：
我们初读外国文时，大抵先遇见Grimm兄弟同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后来涉猎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Grim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