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地过了一阵舒适的生活，邦德开始发福了，胳膊上的脂肪都快长到脖子上来了。他是骁勇的战将，不能过太安逸的生活。这阵子没闻到硝烟的味道，他顿觉锐气大挫，无精打采，无聊之极。
在他这个特殊的行业，他已经闲置将近一年了，平静的生活正一步步将他扼杀。
清晨七点三十分，邦德从他舒适的公寓的床上醒来。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日历，八月十二日，星期二。一想到又要重复这种饱食终日的生活，他就觉得浑身没劲。至少不下一种宗教里说，倦怠是人将死亡的一个危险信号。过了这么多天难以置信的懒散日子，邦德都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邦德伸出手按了两下铃，让梅进来，让他准备早餐。梅是他信得过的苏格兰管家。然后，邦德猛地掀开被子，光着身子，从床上一骨碌跳到地板上。
这也许是对付无聊的唯一出路——把自己从中踢出来。邦德趴在地上，做了二十来个俯卧撑。每次上下运动，他都尽量地慢慢进行，好让肌肉一直保持紧张状态。等到手臂酸痛地再也无法支撑自己身体时，他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双手放在大腿旁，连续地抬起双腿，以锻炼腹肌。然后站起身来，做二十下压脚运动；接着做深呼吸、扩胸运动直到做得头晕目眩。运动完后，他觉得轻松多了。接着他气喘吁吁地走进洗澡间，先冲热水澡后再用冷水冲五分钟。只有进行运动，流流汗，他才能稍稍感到舒服一些。
最后，刮好脸，穿上蓝色背心和海军蓝裤子，穿上一双黑皮便鞋，一身轻松地走出洗澡间，穿过卧室，走进装有落地窗户的起居室，享受丰盛的早餐。
梅，是个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苏格兰妇女。她走进来，把早餐和一份邦德早餐时最爱读的《泰晤士报》放在桌上。
邦德向她道了声早安，便坐在桌边，准备用早餐。
“早上好，伙计。”（梅常常称邦德为“伙计”。除了对英国国王和丘吉尔先生外，她从不称任何其他男人为“先生”。她叫邦德为“伙计”，已算是高看他一眼了。）
她站在邦德身边，邦德正把报纸折到新闻中间。
停了一会儿，她才对邦德说到：“昨天晚上，那个卖电视机的年轻人又来了。”
“哪个卖电视机的？”邦德正扫视着报纸的头条新闻。
“就是那个总爱在这里转悠的年轻人，自从六月份以来，他已经纠缠了我六次。第一次我就把他打发走了，当时你总说他不会再来。可他居然说，如果不想买一台，那也可以租上一台！脸皮简直太厚了！”
“推销员全都那个德行，”邦德放下报纸，端起了咖啡壶。
“昨天晚上，我对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他搅得大家连晚饭都吃不安生，最后，我就让他拿出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来。”
“我猜他肯定被抓住了。”邦德倒了满满一大杯黑咖啡。
“没有，哪那么容易！他只亮出了他的工会会员证，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赚钱养活自己的权利，电器工会也一样，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是，他说得对。”说着邦德警觉起来，他在脑中飞快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他呷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你再说一说，那人还说了些什么，梅？他看着她问道，声音尽量保持平淡。
“他说，他只是利用闲暇做推销搞点外快。想确认一下，我们到底要不要一台。因为这个地区就只有我们家没有电视机，怎么样也该买一台。我估计，他肯定是看见我们屋顶上没有天线。对了，他还老问你在不在家，他说他想来做做你的工作。他的脸皮真是厚得出奇！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干吗不直接进屋来找你，或是在你回家的路上和你谈呢？他一再问我，是不是在等你回家。自然，我是不会告诉他任何有关你的事情的。他真是一个能说的小伙子，假如他不那么执着的话。”
要想知道主人在不在家有很多办法啊，邦德想着，家里仆人表情和反应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肯定逃跑了，你岂不是浪费时间了？”假如公寓是空的，这不是有明显的接待吗？是不是向治安处说一声呢？邦德不耐烦地耸耸肩，算了，不用疑神疑鬼，这个时候，又有谁会对自己感兴趣呢？就算有事，情报部门也会让自己迁居的。
“你这次肯定镇住他了，”邦德抬头向梅笑了笑，“估计那是你最后一次听他推销了。”
“但愿如此。”梅不敢打包票。无论如何，她已经尽忠尽职了。她低声说完又忙碌去了，她一直坚持穿着老式的黑色制服，即使到了炎热的八月也一样。
邦德继续吃早餐。如果换作以前，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马上警惕起来。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绝不会罢手的。现在，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上战场了，再快的刀也要生锈了，当然警惕性就下降了。此刻他正一心一意吃早餐呢。
早餐是邦德一天中最讲究的一餐。他只要呆在伦敦，这些东西就少不了，包括：浓咖啡，必须是新牛津街上德·布莱店里的，他每次总要两大杯，黑色的不加糖。一个鸡蛋，在杯口有一圈金线的深蓝色蛋杯中煮三分又三秒。鸡蛋要非常新鲜，是那种有棕色斑点的鸡蛋，得是法国麦兰鸡生的，好在梅在那里有朋友。（邦德不喜欢白色的鸡蛋，他在小事情上喜欢追时尚，这就使得他的早餐要求一个完美的煮鸡蛋。）接下来是两块厚厚的全麦烤面包，一大块黄油奶酪，三杯草莓果酱和挪威蜂蜜。
邦德一边蘸着蜂蜜吃着早饭，一边细想着导致他这段时间过得了无生趣的直接原因。突然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个症结所在。这种情绪低落主要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女友”蒂芬妮·凯丝造成的。她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良辰美景之后，突然出走了，一个人搬进一家旅馆去住。这让他备感失落、尝尽痛苦。七月底，她又乘船去了美国。直到现在，他仍然非常想念她，他仍然无法清除她在他心中的影子。再有，这八月天又闷又热。本该出去玩玩，但他却没这种情绪，哪儿也不想去，再也不愿再去找一个取代蒂芬妮的人来陪伴他。所以，他只好成天呆在这无聊的情报局办公室里，扳着手指头来打发日子。稍有情绪不顺时，他就斥责秘书，对同事们也是爱理不理的。
他这副颓废、乖戾的样子，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最后就连M局长都无法忍受了，在这个星期的星期一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张便条，派他去军需处特诺布上尉的咨询委员会上任。纸条上说，这段时间，邦德，作为情报处的高级军官，应该帮忙处理一下行政问题。再加上这个时候没有合适的人胜任这个工作，司令部也正缺少人手，而“00处”的人却闲得发慌。要求邦德星期二下午两点半到412房间报到。
这张纸条使邦德十分不自在。就是这个特诺布，他点着了这天的第一根烟，心里一直在想，最爱唠叨，最容易引起他不满。
在每一个大型的公司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是办公室里的暴君，是吓人的怪物，所有的职员都毫不隐讳地讨厌他。而这个人又无意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一般办公室里的痛恨和害怕就像避雷针一样。实际上，他会通过派给他们一些一般的任务来削弱对他的不利影响。这个人通常是普通的经理，或者行政主管。作为督察，他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他监察员工们的细枝末节问题，诸如，冷暖问题了，盥洗室里的毛巾和肥皂了，文具的供应，小卖部，值班表，员工的迟到早退之类的。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对办公室里的人员有真正的影响，他能使人如坐春风，他的威严已经融进这个组织中每个人的私生活和习惯中。这个工作不是常人轻易能得到的，它要求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要有这样的品质，比如，性格易怒、会磨人，喜欢节俭，遵纪守法；在爱打听消息的同时也小心谨慎。他还必须有很强的遵守纪律的观念，也能对别人的观点不关心。他还能搞个小独裁，总上所说，他才能办好一家公司。在英国情报局，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军需官特诺布上尉，英国皇家海军离退休处的行政首脑，他的工作就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保持各个部门的井然有序和有效运作。
眼下邦德的心境很难与他人和平相处。特诺布上尉从自己的职责出发，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邦德带进一个与各个部门发生冲突的境地。最不幸的是，M将军居然觉得没有人比特诺布更适合做咨询委员会的总管。
这个时候，军事咨询委员会正处理一件微妙的案子，这个案子是关于布尔格斯和麦克林的，从这个案子的教训中，大家都学到了不少东西。M局长已经设计出，在他把他自己与这件案子有关的详细档案全部封存后的五年里，秘密咨询委员会就会被整编到情报局来，1955年首相已经下达了委任令。
很快，邦德和特诺布在情报局雇佣情报员的问题上陷入了一场无望的口角之中。
因为知道这个事很麻烦，邦德早就提出了自己建议，假如MI5处的人和情报局的人都把他们自己同原子时代的“间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话，他们就得雇佣一定数量的间谍来扩充他们的队伍。“驻印度军队的退休官员，”邦德说，“都不可能了解布尔格斯和麦克林的的思维过程。他们甚至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在工作的同时时常结交私党，结交朋友，打听他们的秘密。一旦布尔格斯和麦克林去了苏联，与他们再取得联系的唯一途径，也许就是当他们对苏联产生厌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也许从苏联人那里叛回来，做个双料间谍。他们或许会把他们最亲近的朋友送到莫斯科、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带着指令等待，直到这三个家伙中的人爬出碉堡，才能取得联络。他们中的人或许是布尔格斯，他可能被孤独、疼痛驱使告诉人们他的故事。但是他们当然不会冒险把他们的事告诉那些穿着军服的人，还有那些蓄着胡子的骑兵了。”
“哦，真的吗？”特诺布说着，声音冰冷而平静，“因此，你就建议我们长期雇佣一些这样不正常的人来扩充我们的谍报队伍。这真是一个极具创新的观念，我想，我们应该都同意雇佣那些同性恋做情报工作才是冒了最大的安全风险呢。我看不出，美国人会愿意把许多原子弹的情报告诉那些整天涂脂抹粉的同性恋。”
“不是所有的间谍都是同性恋，许多人还是不错的，我的意思是……”就这样，争吵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或多或少都是特诺布的支持者。现在，今天，他们就要草拟他们的建议，邦德想，自己是不是还要呈交这个不受欢迎的报告。
这整个问题实在太严重了，邦德想着，九点钟他走出公寓，是不是要步行到他的车旁呢？他还是不是少数派和顽固派呢？他还要不要坚持不起眼的人总会露点颜色给人家瞧的？为什么他总是这样让人讨厌，为什么在自己的组织内部除了做让别人讨厌的事就找不到其他的事做了呢？邦德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他觉得自己无法平静，无法决定，并且，在整个事情背后，他都不应该叨叨，不应多管闲事。
一个很俗的引用语滑进了他的脑海中，“上帝要想灭亡谁，就先让他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