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20世纪20年代，邓演达曾被斯大林钦点为中共总书记，宋庆龄则作为第三党的头面人物，上了《工人画报》的封面。当年，他们曾在苏联共同酝酿成立“第三党”， 他们组建的“第三党”正是成为今天我国现有8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宋庆龄与邓演达组党这段往事，至今鲜为人知——
标：宋庆龄 邓演达在苏联筹组“第三党”
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3个月后，受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拥护的武汉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也干起了同样的勾当，继续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惨遭失败。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等人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均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1927年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应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邀请，17日邓演达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又应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为全体学生作《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
在莫斯科，邓演达成为托派与斯大林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中共旅俄支部派人与邓演达晤谈，争取他加入共产党，被他婉拒。
1927年冬的一天，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和邓演达会面。在谈话中，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由于他们对农民与中国革命、国共合作以及苏联农业集团化对中国的适用等问题观点不一致，两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大林把邓演达送到门口，但是，从此对邓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一贯如此。
“真正国民党左派”
作为在莫斯科的3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竟目标。
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发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然而，事与愿违。在此后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
得不到莫斯科的帮助，10月，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苏俄南部的高加索商议，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为了复兴中国革命，有必要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关于这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宋庆龄说：“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
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由邓演达起草宣言。三人认为，既然没有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再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要么回国要么到第三国家去。最后决定邓演达去德国、陈友仁去法国、宋庆龄去美国，分头摸索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劳动党协作的道路。
筹建“第三党”
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宣言》中引人注目的有三点，一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三是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该会职权即行撤销。
宋庆龄和邓演达筹建“第三党”的工作受到了监视与重重阻挠。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不仅掌握邓演达的情况，还通过秘密渠道安排中共驻共产国际柏林组工作人员廖焕星与美共中国局书记施滉联系，预防“第三党”在美国的活动。期望得到苏联援助，这时已经不可能。然而，不管邓演达和宋庆龄对这一切是否知情，他们并未放弃筹建“第三党”的工作。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筹建党的中央机构，党的名称即《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党纲《我们的政治主张》。此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几经更名，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共产党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摘自《团结报》樊振/文 作者系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研究人员、农工党连云港市委会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蒋介石的巨额悬赏通缉令
蒋介石虽然在第五次大围剿中将中央红军打压到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县狭小区域内，但仍未达到全歼红军主力的目的。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将全军缩编为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打破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先后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牵着蒋介石150多个团的兵力打圈圈战，将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蒋介石急忙调动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两个纵队共11个师另4个旅的兵力对红军进行新的围攻，企图再次将红军合围歼灭于长江南岸地区。而毛泽东却指挥红军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把蒋介石几十万围追堵截大军远远甩在了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