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还留着一本书，便是德译的屠格涅甫的《新的一代》，这本勒克兰版的小书当不成钱，所以还不曾离开我的手。这书是你的呢，你还记得么？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你从大学毕业回国，我那时因为烦闷得几乎发狂，对于文学的狂热，对于医学的憎恶，对于生活的不安，终逼着我休了学，丢下我的妻儿和你同船回去。我们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从门司上船后便遇着风浪，我一动也不动地直睡到上海，你却支持者去照应头等舱里你友人的家眷。那时你带着一部德译的《易卜生全集》，和屠格涅甫的两本德译小说，一本是《父与子》，一本便是这《新的一代》，你可还记得么？我第一次读《新的一代》便是这个时候。这本书我们去年在上海不是还同读过一遍吗？我们不是时常说：我们的性格有点像这书里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吗？我们的确是有些像：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些中国的“罕牟雷特”。我爱读《新的一代》这书，便是因为这个缘故。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2)
穷得没办法了，做小说没有心绪，而且也没有时间。我只好把这剩下的一本《新的一代》的德译本来翻译。我从七月初头译起，译到昨天晚上才译完了，整整译了四十天。我在四十天内从早起，译到夜半，时时所想念起的是四年前我们回国时的光景和去年在上海受难的一年生活。但那时我们是团聚着的，如今你漂流到广东，我漂流到海外了。在上海的朋友已云散风流。我在这时候把这《新的一代》译成，做第一次的卖文生活。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啊，芳坞哟，我望你也替我欢喜吧。
雅言与自力——告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选自《郭沫若论创作》，第674-677页。
我把《查拉图司屈拉》的第一部译完之后，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是难解，要求我以后加些注释。仿吾也劝我在继译第二部之前，不妨先把尼采的思想，或者《查拉图司屈拉》全书的大义，先述一个梗概，以便利于读者。我在这一两礼拜来便停止了移译工作，想依照仿吾的劝诱，先把我对于《查拉图司屈拉》的见解摅述出来以当注释。但我再四忖度，在一种著作，或者一个人的主要作品，尚未全部介绍于读者之前，便先把该作品或该作者的思想加以评究，这在授受两方，不仅是劳而无功，而且会发生意外的障碍。
理解一个人的著作或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艰深的作品和深刻的作者。然我们于不易之中，能刻苦求得出一种理解时，研究的乐趣也因而加倍。年青人求知欲很旺，而忍耐性不足。即以读书而论，尚未开卷时，每有吞食全牛之概；然一遇困难，则不禁颓然而气馁。于是浅尝偷巧的习惯油然而生，在未用自己脑力去求理解之前，或先读人的评论以自囿，或仅读一书的序言而了事。有的人更以其一知半解，从而道听途说。这是我们青年人最容易传染的一种通病。
书有宜于精读的，有宜于浏览的。《查拉图司屈拉》便是前一种。尼采自己已经说过：“用心血和雅言著作的人，不愿受人阅读，只愿受人暗诵。”——“雅言”二字在原文是spruche，我由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句译作雅言。尼采说：“雅言是峰。连山中最捷近的路是从此峰跨到彼峰，但须要有长足的人才能办到。所以雅言是只为杰出伟大高迈之士而说。”
《查拉图司屈拉》一书正是心血和雅言的著作。尼采的性格是有一种天才崇拜的人，爱以一己的理想输入于个体之中，以满足其崇拜的欲望。但一旦失望于已故的肃本华，再失望于其“师”瓦格讷（Wagner），最后于暂时所认定为“后继者”之卢女士（Lou Andreas Salome）亦不得不感受失望。系念之情愈殷，则失望之恨愈烈。一生渴求知己，而知己渺不可得。于孤独的悲哀与疾病的困厄中乃凝集其心血于雅言，求知己于“离去人类与时代的六千英尺以外”（6000 fuss jenseits von mensch und zeit）。然在他第一部出书时，便多方受人误解，他自己曾叹息说：“我所思想的对于许多人尚没有一人成熟。”不怕诲者谆谆，而听者是邈邈，《查拉图司屈拉》便是一个证据。
他的第三部书出时，连最能理解他的一个妹子艾利莎白（Elisabeth）也没有十分表示谢意。他写信给他妹子说：“那也不是立刻可以发生感谢的赠品——我望你对于我最可爱最可敬的感兴，还要‘改弦易辙’地学习一遍，而且所望于你的比‘改弦易辙’还要更多。我所成就的事业，要想生出二三彻底同感的人，不知还要隔多少时代。就是在那时，也不知有多少无权利的人和全无资格的人要来参预我的权威呢。想起令人寒栗。”他的第四部书成时，他更没有公开的勇气了。他只印了四十部，想送给“这样的人，能够值得领受的”（Solche， die sich um ihn verdient machten）。但结果他的四十部书也才送出了七部。——这个事实是他的妹子在《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之生成史》（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一文中所说的。
我们根据以上的事实，可以知道尼采的心境是如何孤苦。《查拉图司屈拉》一书便在他的当时，便在他的本国，便在他的亲近者中，也是如何难解的一部书了。我们现在要来理解他，要来参预他的权威，恐怕连我自己也是使他寒栗的全无资格者的一个。他的书是连峰簇涌的险途，而我们不必便是他所期许的杰出高迈之士，不必便是他所期许的“超人”。我们要从此峰跨到彼峰，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脚杆。但是不怕纵有多么峻险的危峰，我们总可以寻出一种路径，用自己的脚跋涉。我们循序渐进，坚忍耐劳，总有达到踏破的时候。
我译尼采，便是我对于他的一种解释。我的计划本想在我把他全部译完之后，再来诉述我跋涉的经历，把他的思想作一个有系统的概括，以供读者的参考。但是，在目下四步功程只走得一步之前，我纵使把全部的概括叙述出来，在读者恐怕不仅茫无涯岸，更使信我过厚的人得一先入观念，转于了解尼采上多生障碍。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像；但我的反射率恐不免有乱反射的时候，读者在我的镜中得一个歪斜的尼采像以为便是尼采，从而崇拜之或反抗之，我是对不住作者和读者了。一切未知世界，总要望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劳力去开拓，我译这一书的目的是要望读者得到我的刺激能直接去翻读原书，犹如见了一幅西湖的照片生出直接去游览西湖的欲望。我希望读者不必过信我的译书，尤不必伸长颈项等待我的解释。
读一切深邃的书都应该如是：
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理解不足，只好精读，只好深思，换句话说：便是只好待时。待到自己的经验足时，终有彻底理解的时期出现。理解已足，然犹不能暧姝自划，要有批评的眼光，于可能的限度之内否定原作，然后原书的生命才能成为自己的生命，作者的心血才能成为自己的心血。一切都要凭自力，不可倚赖他人。尼采已经说过了：只常常保守着弟子的地位，非所善报于其师。他的第二部的标语，也就是第一部将临末的两句话：
……假使你们都曾拒绝我的时候，我才可以回向你们。真的，兄弟们哟，我那时将用别的眼光去求我所失掉的；我那时将以别的爱情来钟爱你们。匆匆草此文尽，以后我又要译第二部了。
附记］ 《查拉图司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沫若
致《威廉？迈斯达》译者选自1935年12月《知识》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5年11月20日）
朋友，你把歌德底《威廉？迈斯达》那部巨制翻译了吗？那是很可庆贺的，歌德的时代虽然和我们已经远隔，但在他的著作中还可以替我们留下了好些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即使要扬弃他，或任何那一位作者，我们也须得从他的著作中通过一道。所以就到现在来介绍歌德，翻译他的著作，仍然是不迟的。我们对于歌德也有好些应该学习的地方。他的思想虽然有很浓厚的玄学意味，他虽然从德意志的观念体系中没有能够逸脱得出，但他是怀抱着辩证的进化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只消打一个倒提便行了。特别是他的生活，他的一贯的努力生活，那始终是我们的不磨的模范。一个人处在逆境中知道发奋，是很容易的事；但处在顺境的人而能够不流于放逸，却很难能可贵。
我们试看国内的一些假名士底那般养尊处优的程度，便可以想见了。一个人最怕是自我满足，而我们中国人却个个都是自我满足的天才；自己干的一切总比别人干的好，自己毫没有一点学问总要装着满腹经纶的样子，因之对于别人的好处是一概抹杀的，也唯恐别人有了一点好处。中国人的努力就是用在陷害别人底面，中国人怕照镜子，密闭在一间暗室里瞎打鬼，歌德底生活样式，在这儿正是我们底一服对症药。他对于自己没有一刻满足的时候，这是他的努力底发动力。以他那样的生活环境，而能够有那样的造就，尤其是可以佩服。他的《威廉？迈斯达》就和他的《浮士德》一样，是他自己的一部生活发展史，在我们要学习他的对于生活认真的一点上，比读别人为他做的评传是更切实的。
诚实的读者，在读过《迷娘》之后，倒很应该怀着想读全书底希望。《迷娘》的抽出，很有像从一件完整的衣裳上撕下了一套装饰品，但那套装饰品是要在那完整的衣裳上才能够发挥它的美底价值的。好了，我这封信，就请你拿去作你的大译的代序罢，只要你以为是可以。我平时很少替人作序的，这不是由于我的骄傲，是因为我觉得那种事情以及像替签之类，对于诚实的著译者是一种侮辱。对于诚实的读者也是一种侮辱。诚实的著译者自有他的本领去要求读者底赏鉴。诚实的读者自有他的鉴别力来选择鉴赏底资料。作者与读者之间应该彻底地保持着这种自由的接触，——这层我觉得可以称为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自由恋爱。替人作序之类就是等于做媒婆。天地间做侮辱人的事情的人，我想怕要以媒婆为天字第一号的角色。好了，我这信只要希望它在不侮辱你和你的读者底范围之内，就请你勉强把它拿来代演那种不甚愉快的节目罢。
我的作诗的经过节选自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218-219页。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11月上海《质文》第二卷第二期。
在这儿我顺便要插说两件事，一件是我说“翻译是媒婆”语出《文艺论集？论诗》第一节：“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郭沫若全集》原注），一件是郁达夫最初为《创造季刊》登预告时的广告文中有一句牢骚话，说“有人垄断文坛”。这两件往事，都是因李石岑而发生的。李石岑编《学灯》，在又一次的双十增刊上登了文艺作品四篇。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短篇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四篇是茅盾译的爱尔兰的独幕剧。我很欣赏《头发的故事》，而不知道鲁迅是谁。但把《头发的故事》排在译文后边，使我感到不平。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话。
这话再经腰斩便成为“翻译是媒婆”。这使一些翻译家和非翻译家恼恨至今，一提起这句话来，就像有点咬牙切齿的痛恨。恨这句话的人有好些自然知道是出于我，但有大多数我相信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来源，只是人云亦云罢了。但其实“翻译”依然是“媒婆”，这没有过分的“捧”，也没有过分的“骂”。“媒婆”有好的有不好的，翻译也有好的有不好的。要说“媒婆”二字太大众化了有损翻译家的尊严，那就美化一点，改为“红叶”，为“蹇修”，或新式一点，为“媒介”，想来是可以相安无事的吧。但是说翻译，拿字数多寡来说，能够超过了我的翻译家，我不相信有好几个。拿着半句话便说我在反对翻译，或创造社的人反对翻译，这种婆婆妈妈的逻辑，怕是我们中国文人的特产。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3)
谈文学翻译工作《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第72页。本篇最初发表于195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是郭沫若在1954年8月18日-25日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