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次议事的时候，杨坚又想起了苏威，他对群臣说：“有些人总是说苏威假装清廉，实际上家中金玉很多，这是虚妄之言。苏威这个人，只不过性情有点乖戾，把握不住世事的要害，过于追求名利，别人服从自己就很高兴，违逆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他最大的毛病。别的倒没什么。”群臣们也都同意，于是杨坚又重新起用了苏威。苏威果然不负众望，对隋朝忠心耿耿，竭尽职守，一直到死。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不能因过而抹煞了有过者的长处。聪明的用人者应罚其过而用其才，杨坚对待苏威便是如此。杨坚对苏威的奖惩用废，显示出他的气度和魅力，以及高超的用人本领。实际上杨坚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却非常善于用人，他对手下官员的审视和了解得非常全面。
总结：有的人犯了大错，就严肃处理，毫不含糊；有的人一旦犯了错误，被免官一段时间以后，让他冷静一下再重新起用，便会更加忠心耿耿地为你卖命。杨坚的这种用人之道在当时值得称道，就是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8、金招牌----良心与良知
古人云，慈不能从政，义不能理财。其实不一定准确。群众心目中的领导应具备良知和良心，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效果。因此，领导有时也要适当地强调“仁义”二字。
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寓教于自身的行动中，比起空乏的“传教”，效果不知要强多少倍！当然，一方面需要施教者循循善诱，谏之有方；另一方面也需要受教者闻过则喜，知过则改，二者缺一不可。下面的事例就说明这一道理。
约汉景帝中元三年，田叔因理爰盎被刺案，受到景帝嘉奖，被拜为鲁相。
鲁王刘余，虽治孔子之乡，但性不好文学，只好蓄养狗、马，修筑宫室。因耗费巨大，经费不足，往往妄取民间，引得百姓怨气冲天。
田叔奉命就职，一进鲁境，便遇百余人拦路诉讼，状告鲁王刘余擅夺民财。田叔听后，佯怒道：“鲁王本是你们的主人，天下岂有妄告主人之理！”说完，令左右将为首的二十余人各打了五十大板，其余统统逐散。
鲁王听到此事，心想：为民父母，怎可掠取民间财物，深感惭愧，于是将自己私人财物取出，交给田叔，托他偿还百姓。田叔见此，心中暗喜，说道：“财物是大王擅自从民间取来，还需大王亲往偿还。否则，王受恶名，相得贤声，臣以为这样不妥！”鲁王听后，颇觉有理，于是亲往民间，将所余钱财一一偿还于民。且自此以后，再也不妄取百姓之物。
鲁王喜游猎，常常晨出夜归。田叔见了，从不谏阻，只是见王出猎，必定随行，老太龙钟，出行就喘。鲁王敬他仁厚，常劝他回去休息。田叔口头应允，仍随队后。鲁王围猎，他就露天坐等，直至鲁王回宫，他方随归。一次鲁王问他为何如此，田叔答道：“大王暴露于山林野外，臣又怎敢安然就舍？”说得鲁王真有些难为情。自此，鲁王出猎稍有收敛。
在田叔的辅导下，鲁国渐渐得治。不久，田叔病故。百姓感他厚恩，遂凑集百金，为他治丧。田叔少子田仁，却拒金不受，对百姓说：“不敢为百金，而使先父名声受污！”众人闻此，皆感叹而退。
鲁王也因田叔辅佐有方，得保富贵，颐养终身。
好为人师者，常常爱把空泛的道理硬性地灌输给别人，容易引起对方的抵触心理；而善为人师者，却能言传身教，甚至以无声的行动启发、感召别人，使其幡然悔悟，立见成效。
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作为领导者，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会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
日本有一个企业家就是一位能“吃苦”的人。他初任石川岛公司总经理时，曾开门见山地对各级管理人员说：“下级学习的，是上级的背影。上级全力以赴地投人工作的行动，就是对下级最好的教育。”在他80高龄，担任全日本“经团联”会长已经两年时，住的却是非常简陋的小木屋，每天仍挤着火车上班。
所以，田叔以自己的仁义行动，启发鲁王的认识与良知，使其痛改前非，不啻是一剂治病救人的“良药”。
民心可以收买，而且其价因时其异。在饿殍遍野的大饥之年，减免税粮，开仓赈济，就可以稳定民心，换取百姓的好感。
洪熙元年，明仁宗刚即位不久，就遇到了饥馑之年，山东、淮安、徐州一带粮食严重歉收，但为了应付朝廷的庞大开支，有司仍加紧征收税粮，以至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仁宗知道了这件事后，决心要减免这些地方的税粮。一次，仁宗故意当着众朝臣的面，问一位刚从南京来到京城的地方官员说：“你所经过的地方情况如何？”起初这位地方官还不敢照直说，在仁宗一再地逼问下，才回答说：“淮安、徐州、山东，很多百姓缺乏粮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有司正急着征税粮，造成地方上的混乱，甚至出现了抗税不交的现象。
仁宗听完，又问众大臣：“众卿以为如何？”他见众臣不说话，便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这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朕要免去这些地方的税粮，以稳民心。”随后他招来少保兼兵部尚书杨士奇，令其起草诏书，免掉这三地的税粮。
杨士奇听到皇帝的吩咐后，却有其顾虑，他想：此事应由户部、工部负责，我替皇帝起诏，下令免税，岂不有超越职权之嫌？于是，他对仁宗说：“此事可先令户部、工部知道，方为妥善。”仁宗略加思索，便断然说道：“不必通过他们了！救百姓的穷困，应当像救火和救溺水者一样急迫，不能迟疑。有司总考虑国家用度不足，必会犹豫不决，一旦推脱下来，岂不误了大事？”仁宗见杨士奇还要思虑，索性让太监取来纸笔，逼着杨士奇就立在说话的门楼上，把诏书写完。
仁宗见诏书己就，又仔细阅览一遍，随即派遣使臣火速前往山东等地颁诏。然后，回头看了一下立眼在那儿的杨士奇，开心地说：“现在，你可以去户部、工部了，告诉他们：朕对这些地方，已免去粮税了！”
当诏书颁布以后，有些大臣还曾提出异议，说：“这些地方总共有千余里，未必都是颗粒不收，应该有所区别，减免一部分就可以了。这样，才不致于滥施恩德。”
仁宗针锋相对地回答：“抚恤百姓宁可过厚，广施恩德。朕为天下之主，能与百姓斤斤计较吗？”
“民以食为天”，每一个执政者都应把它奉为金科玉律。作为封建皇帝的明仁宗，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的道理，主动减免饥馑之民的税粮，以换取百姓的信任。而当今有些地方，仍搞“乱摊派”，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不应该自省吗？仁宗深知免除税粮的紧要性和急迫性，视之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又了解实施起来的阻力之大，如经过户部、工部等机构的逐级贯彻，势必会延误时机，因此，他果断地采取直接下诏书的方式，让其迅速生效。这种治国方针和谋略，确实有兹借鉴之处。
世间有“见利忘义”者，也有“重义轻利”者。“义”和“利”，二者孰轻孰重？恐非每一个人都能掂量得准的。
常说“收买人心”，但“人心”靠什么收买呢？靠“利”？而利尽则疏，不可能真正买到人心。还是要靠“义”，靠良好的名声。所以才有以利换义的种种明智之举。下面就讲一则抛财取义的事例。
齐湣王三年，孟尝君担任齐国的宰相之后，他的食客已经达到三千人，而他的封地薛邑，却只有一万民户，封邑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食客，孟尝君便派人到薛邑去放债，以求得到一些利息来补偿封邑收入的不足。有一年，封邑收成不好，借钱的人又多数不能如期偿还利息，食客的供养将要发生困难，孟尝君非常忧虑，便贴出一张告示，告示上写道：“谁能够替我到薛邑去收债？”冯欢见到告示，马上在告示上签了一个很大的“能”字，然后离去。孟尝君见告示上只有一个“能”字，并未署名，非常奇怪，便问道：“这个字是谁写的？”左右的人答道：“就是唱：‘长剑回去吧’那个人写的。”孟尝君笑了一笑，说道：“这个人果然有才能，我对不起他，很长时间也没有去看他。”于是，便派人将冯欢请来，向他道歉道：“我整日被国家事务缠身，弄得很疲倦，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去拜访您，实在是对不起先生。您不但不认为有辱于先生，反而愿意替我到薛邑去收债，这是真的吗？”冯欢答道：“是的。”孟尝君便给他准备好车马，做了新衣，冯欢以车装载着收债的证券，告辞了孟尝君就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