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他妈的跟我瞒天过海，他又揪着我的脖领子把我关回去。
被抓来的这些人，十之八九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向，只能干着急，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这么被折腾下去，早晚是个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跟老头一样，到最后，只能把我们当失踪人员来处理。只有那个半大小子视死如归，他是个孤儿，整天就是靠小偷小摸过活，一人填饱肚子，一家子都不饿了，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留胡子的爷们儿告诉我，你不能轻易把家庭住址告诉给造反派，免得连累了家人，这群王八蛋心狠手辣，像老剧作家这样折磨致死的冤魂，我见过多了。我没回答他，但是他的话我记住了，就是我死，也不能叫我爸我妈和我奶奶跟着倒霉。
造反派叫我们把帽子自己保存，保存好还则罢了，保存不好或是丢了，后果自负，吓得我们都把帽子撂在高处，省得半夜让老鼠叼走。也只有在批斗会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帽子上写的是什么，居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急先锋。光看这么个罪名，我就顺着后脊梁沟冒凉气，不寒而栗。看管我们的人有三位，不是瘸子，就是瞎了一只眼，估计都是武斗时的伤号，他们一早晨起来，饿着肚子就叫我们念一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后就参加劳动，所谓的劳动就是把一个大桶里的硫酸，装进一个个葡萄糖瓶子里，拧紧，我偷着问半大小子，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是土制手榴弹，扔出去，能把人烧个半死。我又问，装硫酸也不发个塑料手套？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离水龙头近一点儿，一洒在手上，就赶紧用水冲，这样才不至于伤手。我只好照着他的办法，干活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
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两个去打扫厕所，脏是脏了点儿，却没有危险。我说我想去打扫厕所，半大小子说，你想得倒美，那是个肥缺，得会溜须会拍马才行。打扫厕所的这二位，打我们跟前过的时候，都扬着脸，高高在上，对我们不屑一顾的样子。半大小子就故意捂着鼻子说，哎呀，哪来的臭味，熏死人了。那二位赶紧走开了。我干上两个钟头，就直不起腰来了，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怎么缺心眼啊，每一瓶就装一半硫酸，出力少，又显得干得多。我一想也对，满满一瓶子的硫酸真要泼在一个人身上，绝对得要了对方的命，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助纣为虐，要少缺德的话，只得能偷工就偷工，能减料就减料。到吃晌午饭时，干活多的，多给半拉窝头，少干的就少给，病了，没出工的，就饿一顿。我干得不多不少，便仍然给我一个窝头。造反派说，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半大小子说，这里比劳改队还他妈的凶，劳改队起码不饿你，这里饿死你活该，那个编剧本的老头就是四天没管他饭！
我想，我要是死在这，我爸我妈都找不着我的骨灰。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别琢磨死，要活下去，要这么死，也是轻于鸿毛，死得没价值。开头，这里的窝头我吃不惯，里边都是炉灰，半大小子说，这是造反派成心撒在里边的。为了活下去，我嚼也不嚼，就往嗓子眼里掖，省得硌掉牙。留胡子的爷们儿还告诉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也别发牢骚，这里有人爱打小报告。我问，都落魄成这样了，还打小报告能有他什么好处。有好处啊，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可以多给他半勺白菜汤和半拉窝头。他这么一说，从此在大庭广众之下，我都不敢说话了，只能装聋作哑，到处都是奸臣，一不小心，就会掉陷阱里头。到下午，我们可以不干活了，出去挨斗，我突然发现，比较起来，挨斗要比干活轻松得多了，不就是敲个小锣，自己骂自己吗？只要谨记一条，挨斗的时候，千万不能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往天安门扔原子弹，你也点头说是，否则拳打脚踢都是轻的，我们当中有一个中年汉子，造反派说他偷窥女澡堂，他说没有，结果叫围观的群众一顿臭揍，把耳朵给打聋了，还天天闹耳朵底子，流脓。最好的办法是，他们往你脑袋上扣屎盆子，你就接着，要不干脆你就自己替他们扣，准保你能平安无事。
一天到晚，你怎么总也不洗脸，都快叫人认不出你了，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
我就是要叫人认不出我来，留胡子的爷们儿对我说。
为什么呀？我转动着干涩的舌头问他。我能看出，这个人以前一定是个风光过的人，不应该这么邋遢。
为什么？还能为什么？我就是怕丢人，不光丢我一个人的人，还给我祖宗三代的脸上都抹黑！留胡子的爷们儿突然喊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巴。
天都凉了，你怎么还光个脚丫子？一天，留胡子的爷们儿问我。
我说，鞋被踩丢了，我的挎包跟帽子也不知叫谁拿走了。
仓库门要关上之前，要晚点名，一点还就是三次。
他们为什么要点这么多次呀？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他们不识数呗。半大小子警告我，你可不能跑，你要跑，我们都得连坐，挨个跟你受罚。我问，有人跑过吗？半大小子说，没有，要是逮回来非得砸折你的腿不可。点完名，看守嘭地撞上了门，哗啦啦地用铁链子拴上，拴好几遭。
到晚上，我凄然地倚在墙角，走心思，留胡子的爷们儿问了问我的遭遇，我也没瞒他，这时候，半大小子警告我们，你们不许交流案情，攻守同盟。留胡子的爷们儿啐他一口，滚一边去，他又拍了怕我的肩膀，睡一会儿吧，养精蓄锐。我也实在太累了，嗯了一声，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老鼠爬到我脚面我都不知道。
起来起来，半夜有人把我叫醒，跟我一起走。
叫醒我的是那个留胡子的爷们儿。往哪儿去？我问他。
赶紧脱离虎口，不然我们非得叫他们折磨死，他说。
走得了吗？我问他。他竖起一只手指嘘了一声，爬到铲车的驾驶室的上头，一纵身，攀到天窗上。
我尾随其后，也爬到仓库的房顶上。
这头是江边，我们去那头，他弯着腰一个劲儿疯跑，我也不敢多嘴，只得跟着他，我知道，现在要是被造反派抓住，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所以两条腿不住地哆嗦。
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不知跑了多远，他突然停住脚步说。
这是一条背静的胡同。见他如释重负，我知道是脱险了，也松了一口气。我问他，下边我们怎么办？他说，武汉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往北走。我问他，为什么非得往北走？他说，我在信阳有个朋友，是在美国留学时的患难之交。
你还留过学？我很新奇。他的年纪，我推算也就三十多岁，可是看上去要大许多，属于未老先衰。
这些鸡毛蒜皮以后再说，我们趁天不亮赶路要紧，他说。
我怎么称呼你？我问他。我不能稀里糊涂地跟他亡命天涯，起码得知道他姓甚名谁、何方神圣吧。
我姓曹，你就叫我曹大哥吧，留胡子的爷们儿笑一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漂洋过海了。
你在美国学的是什么，我问他。
政治经济学，曹大哥冲我挤咕挤咕眼睛，没想到吧？他说，正是抗战期间，烽火硝烟，谁会想去读什么政治经济呀，我偏偏犯神经，大老远的去学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听说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说。这时候，我已经跟随他穿过汉关码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等天亮，我们就能出江岸站，那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中间要经过两所大学，现在大学区是最危险的区域，数他们闹得欢。
我之所以回国，是以为我能报效祖国，他说。
那结果呢？我问。他说，结果我闲了十几年，不是让我到船厂下放劳动，就是让我在渡口体验生活，我的专业就这样荒废了。我们俩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贴着道边走，昏黄的路灯这时候显得特别的刺眼，幸好有一半路灯，已经叫造反派和淘气的孩子都给拿弹弓打碎了，还不那么亮如白昼。
你是不是很害怕？他问我。
有点儿，我说。想到我竟然遭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委屈得慌，一股咸味涌上了嗓子眼。你怕吗？我反问曹大哥一句，他仿佛经受不住我探寻的眼睛似的，扭过头去，尽量地不瞅我，等他抬起头来时，我发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天一亮就太冒险了，我们只能先躲一躲，夜里再说，曹大哥说。我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只能听他的。
在这之前，我要洗一把脸，曹大哥拉着我到处寻找水龙头，洗个脸，他花了整整二十分钟。
他洗完，我洗，我问他，你不是不洗脸吗，怎么突然间变主意了？
情形不同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凌晨时分的空气清新多了，散发着江水的馥郁气息。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一座辛亥年间建造的楼房前面，他敲敲门，没动静，就又敲了敲，随着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有人来开门了。我感觉到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出来一个年轻女人，找谁？她问。当她看见是曹大哥的时候，一下子扑上去，搂住了他的脖子，这么长时间，你躲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着你？曹大哥推开她，示意我在旁边，告诉她，这是我的小难友。年轻女人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我觉得她的手很软和，也很温暖。进来说话吧，她说，她的脸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我估计，她一定是曹大哥的女人，但一定不是跟他扯了结婚证照了结婚照的女人。我们跟着她上了楼。
先给我们这位小兄弟弄点儿吃的吧，他怕是早就饿坏了，曹大哥把脏衣裳都脱掉，扔地下，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子，还裂个口子。
做一碗挂面汤吧，年轻女人嫣然一笑说。
趁她去厨房的工夫，我问他，这是谁？他说，我女朋友。我很惊奇，你这么大都没成家？他说，她家里不同意。我又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太洋气，太雍容华贵了，跟他的确不般配。
我们是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她比我小几岁，曹大哥说。我心说，难怪呢，这个女人也喝过洋墨水。
挂面端来，我跟曹大哥立马狼吞虎咽起来。
年轻女人微笑着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
这么多日子，你究竟做什么去了？等我们吃完，她才问，我都快急死了。
嗨，说来话长了，曹大哥苦笑了一下。
你睡一觉吧，养足精神，晚上我们还得赶路，曹大哥对我说，你就在这间客厅睡，我去别的地方。他的眼睛里闪着一丝狡黠。凭第六感觉，我知道他们俩准是要做点儿什么，具体要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绝对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亲嘴是肯定的，亲嘴之后呢，我就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了……
干那个，就得脱成了光屁股，杜寿林曾经给我形容过。
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客厅，这里一共有三个门，三个门都一模一样，我在走廊里转悠了一圈，不知他们到底是进了哪间屋子。
这时候我听见低沉的哭泣声。
我跟个台湾特务一样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哭泣声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剧烈喘息声，再后来就是女人喃喃的说话声。我想象着她如何扭动着匀称的腰肢，又如何呼扇着两片殷红的嘴唇。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耻，竟做出这么卑鄙的勾当，就踮着脚尖儿溜回到客厅里，躺下，闭上眼，假装睡着了。可是我内心深处隐隐燃烧的那颗小火苗，并没熄灭，我真的嫉妒曹大哥了，他竟然在这么僻静的地方藏了如此美丽的一个女人。
要是秀园在这就好了，我也能亲亲她，她要恼了，最多也就掐我一把，或是瞪我一眼，我不怕，豁出去了。
我歪倒在沙发椅上，一条腿蹬在方桌架上，等胡思乱想累了，就睡了。
月亮都老高了，你也该起来吃晚饭了，曹大哥把我叫醒。
果然，我溜溜睡了一整天，要是不叫醒我，我还能睡。
快来吃吧，不然就都凉了，曹大哥的女人显得更热情，也更漂亮了。她张罗我们坐下，所有的菜都用盘子盖着，打开，有肉，有鸡蛋，还有腊肠，闻起来喷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尝到荤腥了，馋得直流口水。
我们喝一杯酒吧，曹大哥提议。那个女人跟个花蝴蝶似的跑走了，过一会儿，又跟花蝴蝶一样地跑回来，拿着一瓶酒，给我们一人倒一杯，我说我不会喝，曹大哥说，怕什么，是葡萄酒，1946年的法国货。我只好捏着鼻子一饮而尽。
那个女人就讲究多了，她先跟曹大哥碰了碰杯，还当地响一下，说上一句祝你一路顺风，才喝。
很平常的一句话，竟让曹大哥眼窝湿了，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我们仨又倒上一杯，来来来，再喝，他说。我照旧一口就干了，一口一口地抿，我受不了，忒辣。他们俩也仍然喝得很雅致，很有派头，却不再说话，只是一味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