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无聊赖地看了两个小时报纸，吃过午饭之后，外出办案的人员陆续都赶了回来。警队长风尘仆仆的脸上依然带着显我警威的气势，他将将走进屋子就高声宣布案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他说，已经通过纸条找到了死者的家属，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得知死者今年十七岁，常年患有精神类疾病。警队长尤其沾沾自喜的是，他发现了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死者犯病时尤喜焚烧物品，以此推论防空洞内焚烧的衣服应该不是凶手所为云云。
我听罢警队长的高谈阔论，转身再看老印时，他却已经不知何时睡了过去，嘴角稀疏的胡须上一条晶亮的口水扯得老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个既猥琐又干瘪的小老头儿多少还有些不可小觑的本领。当然，毕竟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虽说事实验证了老印的推断，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后来整件案子在法医以及目睹群众的全力配合下，终于真相大白：死者从家中走失之后来到防空洞，由于洞内异常冰冷，她焚烧衣服取暖时突然病发猝死，随后被野狼咬掉了脑袋。只是，整件案子的侦破过程长达近一月之久，并不是警队长所言的三日之内。
此后的日子过得不咸不淡，除去一些惯例的端茶倒水之外，无非就是看看报纸打发打发时间。但是每当夜晚躺在床上，那份神秘卷宗里的人物一定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他们困扰着我，不遗余力地阉割着我原本质量超高的睡眠。有一晚我突发奇想，何不把这份卷宗拿给老印看看？一是可以灭灭他自恃甚高的气焰，以解我心头之恨；二是假若他真的可以帮助我破解其中的谜底，那也不枉我一番抓心挠肝的辛苦。不过在我的初衷里，我始终不相信老印能将卷宗里如此复杂的关系梳理清楚。一想到老印手持卷宗满面愁容的模样，我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咯咯狂乐了许久。
于是，那个看似寻常的午后就这样改变了老印的余生。当然，我也因此得知了我的老伙计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而事实上，我整个前半生都被这个午后推向对未知的迷恋。如今我即将步入风烛残年，那些让人心生厌恶的褶皱和松垮的皮肤时常让我感叹不已。但是我的气力似乎仍然对往事难以释怀，所以，我知道那注定是一个错误的午后。我在劫难逃。
那天，我和老印照例外出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时常光顾的宋家屯美食城。老印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我随便点了两碟小菜，外加两碗面条。当然，有老印在场，无论如何酒是肯定免不了的。我故作神秘地从黑夹皮包里掏出那份卷宗，然后笑嘻嘻地对老印说：“印老，给你看样东西。这回你要是能把卷宗里的疑点帮我弄明白，那我就算真的服了你，以后任你差遣。”
老印抿掉一口酒：“什么叫就算服了我？我要让你心服口服，不尊重前辈那还了得！”
老印说着接过档案袋装着的卷宗，他把卷宗展开的时候，浓厚的尘土味儿让他连连蹙眉。老印把卷宗推得稍微远了些，一边缓缓翻看一边“呼噜噜”地吃着面条。起初，他的眼睛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渐渐地，他的咀嚼速度慢了起来，最后连筷子都扔掉了，一股脑儿扎在卷宗上再也没有抬起头。直到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沉，他这才重重地喘了两个来回。我听到他脖子发出了两声清脆的嘎嘣声。
老印把看完的卷宗轻轻合上，可是眨眼的工夫又重新打开了。这时候，我看到他的身子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他伸出那只干枯如柴的手，狠狠地拍在卷宗之上，接着，浑浊的眼泪居然在他那张皱巴的脸上恣意起来。
老印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连忙焦急地劝慰他：“印老，没事的，没事的，这不过是一份卷宗，真假还难以定论，猜不出疑点你也不至于……”我见他依然沉浸其中，于是又接连道歉：“我服了你还不行吗？都是我的错，不该把它拿给你看。我心服口服总行了吧？你别这样，让人家看见了还以为我欺负你。”
这时候美食城的服务员悄然走上前来，她充满温情地递给老印一沓餐巾纸，转身的时候剜了我一眼，嘴里嘟囔出一句：“不孝子！”
当时我真想把服务员叫住，告诉他我是一名除暴安良的人民警察。只是我刚起身的时候，老印突然冷冷地说：“赫子，我问你，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把屁股重新坐回了椅子里，说道：“前几个月卅街大火的时候烧到了档案馆，当时我正好在场，所以就响应号召跑进去帮着搬了几趟。后来所有的卷宗被大卡车拉走之后，我才发现这份被遗落了，它就在我的脚边。”
老印听我说完之后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他用餐巾纸胡乱地抹了抹脸上残存的泪痕，一口咬定：“这不可能！通化城的档案怎么会出现在我市的档案馆里？”
我附和道：“会不会搞混了？又或者是因为其他别的原因。”我见老印没有应声，于是试探着问道，“印老，刚刚你怎么会……真是吓了我一跳。”
老印深沉地说：“卷宗里的一些信息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人。”
我微微有些惊讶，浑身紧张地说：“什么人？跟卷宗里记载的事件有关系吗？”
老印像是被记忆抽干了情绪，许久之后才缓缓说道：“还记得你刚来队里上班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到现在只有过一个女人这件事吗？那时候我刚刚结婚不久，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就在通化城的公安部门工作。当时队里包括我在内有三名年轻人，我们彼此相互帮忙，感情非常要好，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后来干脆结拜成为兄弟。虽说那时候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但是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参与进去，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除暴安良。就在我新婚将将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我的人生从此急转直下。”
我挪了挪屁股，小心翼翼地问：“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对你打击这么大？”
老印的嘴唇在发抖，从那里跳出的话语显得有些走音。他说：“1956年4月20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就是在这天的傍晚，我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碾得粉碎！我闻讯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遍体的鲜血泼在已经有些消融的冰雪大路上，那血不是红色的，是艳红艳红的。”
我见老印悲伤不已，稍稍停了一会儿才继续问道：“那么，这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吗？”
老印说：“起初我也觉得是个意外。但是后来据当时的目击群众说，我老婆神情呆滞地在路边站了许久，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到那辆疾驰的卡车经过时，她才突然飞身冲了上去……那是一辆运煤的卡车，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但是车轮上的防滑锁链还没有摘下。目击群众还说，当时他们听到了一声撞击的沉闷声。这件事发生之后，那声沉闷从此在我的耳朵里茁壮成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只有，只有酒精才能消减一下它对我的折磨。”
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为老印点燃之后才说道：“难道，在这件事之前，你和你老婆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老印缓缓吐出一股烟雾：“这也正是我当时的疑问。后来我把我们婚后生活的整个细枝末节回忆了一遍，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感情好得不能再好，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条能够解释她自杀的理由。她是一位非常爱干净的女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我开玩笑说，就算自杀也要选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
我把刚刚叼进嘴里的烟卷拿在了手中，抿着舌头吐掉了半截烟丝。我说：“这就奇怪了，这显然是有反常态，难道你没有接着追查下去吗？”
老印说：“当然。我当时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发了疯地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日，在我老婆回家的路上，她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跟她在路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接着没多久我老婆就……”
我连忙问道：“这两个人是谁？他们究竟是谁？”
老印扯过放在餐桌上的卷宗，翻开之后手指缓缓下移，最后停留在纸张的下端，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名字：张树海、李光明。老印说：“就是他们，这份卷宗的记录者——也就是我在队里的两个结拜兄弟。”
我有些瞠目结舌：“印老，你是说1956年‘肃反’时期，审讯战士冯健的人正是你的这两位结拜兄弟？那真是太巧了。还有，既然你了解到他们曾经跟你老婆说过很长时间的话，那么我想，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肯定是破解她自杀之谜的最关键线索。既然如此，你只需问问他俩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老印苦笑着说：“当时我何尝不是跟你想的如出一辙。但是，自从那天——也就是1956年4月20日之后，我的两位结拜兄弟再也没有在通化城出现过，他们像是突然变成了一团空气，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这怎么可能？两个大活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没了踪影？你们是结拜兄弟，就算他们有了什么变故，也应该通知你一声的。那么，他们的家人你询问过了吗？他们怎么说？”
我一口气提出了若干疑问，但是老印报以的回答却是连连摇头。他说：“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是几乎，是完全。我完全查遍了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的人，甚至不远万里追踪到他们在南方的远房亲戚家里，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我也因此经常受到上级批评，挨了不少处分。因为当年我是重点培养对象，起初领导还苦口婆心地劝导，后来干脆就发展成严厉的批评。只是他们见我的肆无忌惮依然没有一点收敛，最后就彻底死心了，不但把我调离原来的岗位，还通报各直辖公安部门，无论我在哪里都不要分配给我任何一宗案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我因为之前的所作所为饱受打击。我以为劫后余生会改变我寻找真相的决心，但是我发现根本没有用。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后半生将在不断地寻找真相中苟延残喘。”
我心里突然开始有些同情老印，于是连忙安慰道：“印老，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帮你——反正咱们在队里都不受待见，跟闲人没什么区别。”
老印兴奋不已地说：“赫子，你已经帮到了我。我知道上天总有开眼的一刻。”说着老印指了指卷宗封面上毛笔写就的日期，“你仔细看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