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博学多识的堂兄,他现在还健在。那时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也无法为我解答。他对我说:“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会解开这些疑团的。现在小小年纪,没必要想这些问题。”我没话好说,但心中闷闷不乐。在我看来,《摩奴法典》中关于饮食一类的篇章,与日常生活实践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而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回复与上次是一样的。于是我暗想:“等到将来读的书多了,见识也多了,我就会明白了。”
当时《摩奴法典》完全没有给予我“非暴力”的信念。《摩奴法典》似乎也支持吃肉的这种做法。而且那时我还认为杀死蛇虫之类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我记得自己曾杀死过臭虫和其他类似的虫子,还将其当做自己的责任。
不管怎样,我心中有一个看法是不可动摇的,即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石,而真理又为一切道德的本质。追求真理已成为我唯一的目标。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真理的范围在扩大,真理的定义也随之变得更为深广。有一段古遮拉特格言同样令我深深信服。其中那以德报怨的寓意成为我日后做人处世的指导原则,我将其广泛地付诸实践。以下便是我心中最美的几行格言:
予我杯水,报以美食;
给我祝福,回以长揖;
锱铢之贻,万金以抵;
救命大德,赴义舍身。
贤者言行,人所共敬;
善小亦为,其酬十倍。
至圣眼中,无分人我,
以德报怨,其乐无穷。
十一 准备赴英留学
我中学毕业于1887年。当时大学入学的统一考试只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二地举行。由于印度全国都很贫困,卡提亚华的学生大多选择离得较近、花钱较少的地方去应试。我拮据的家境也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阿赫梅达巴,而且还没人做伴。
家里人希望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读大学。当时,八万纳伽和孟买都有大学,而前者花钱较少,我决定去那里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念书。我倒是去了,但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更不要提对学习的兴趣了。错不在他们,那个学院的师资是公认一流的,只是我不开窍,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便辍学回家了。
马福济·达维是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兼顾问,他是一位机警博学的婆罗门。父亲去世后,他还与我家保持往来。在我放假期间,恰好遇到他来探望我们。他在与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了我的学业情况,知道我就读于萨玛尔达斯学院时,便说:“现在时代变了,如果你家的孩子不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恐怕很难继承令尊的事业。既然这个孩子还在读书,你们应当设法使他继承父业。他要拿学士的学位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毕业后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个月薪60卢比的职务,是当不成帝万的。若像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花的时间就更长了,而等他毕业那时,一定有很多人在竞争帝万的位置。我觉得你们倒不如把他送去英国留学。我儿子柯华尔朗说,在英国做律师很容易。不出三年他就能回来,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想想看,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有多受欢迎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什么,帝万的职位就会自动送上门来。我强烈建议你们今年就送莫罕达斯去英国留学。柯华尔朗在英国有一些朋友,他会给他的朋友写介绍信,莫罕达斯在那儿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
约希吉——我们总是这样称呼上了年纪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身来诚恳地问我:“与在这里读书相比,难道你不是更愿意去英国吗?”我当然十分愿意。本来我就担心学校的功课太难,我应付不了,听到这个建议后我再高兴不过了,并说要去,越早越好。但想要很快通过考试,并不那么容易。我甚至还想去国外学医。
大哥否定了我的观点:“父亲反对学医。他说我们毗湿奴信徒不应当解剖尸体。父亲希望你做律师。”
约希吉也赞同大哥的意见:“我倒不像甘地吉那样反对你当医生。我们的《沙斯陀罗》(Shastras)[印度教古代经典的总称。
]并不反对行医。但是你获得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而我希望你将来当帝万,或比帝万更好。唯有这样,你才能担负起照顾大家庭的责任。这个时代变化速度快,一日比一日艰难。做律师是条好出路。”他转过头来对母亲说,“我该告辞了。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希望我下次再来时,能听到你们准备让他去英国的消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约希吉走后,我便开始坠入云里雾里的空想了。哥哥的想法很实际:如何为我筹到旅费呢?而且像我这么年纪轻轻的独自出国能让人放心吗?母亲很困扰,她不愿意与我分离。她有了这样一个借口:“你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辈,我们问问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了,我们再考虑这件事。”
哥哥另有主意,他对我说:“我们家在波尔班达邦还有一定的声望。现在那里的政务官李立先生很敬重父亲和叔叔。请他推荐你由政府出资去英国留学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立即打算动身前往波尔班达。当时还没有火车,坐牛车去要五天才赶得到。我前面说过我的胆子很小,然而那时候我一心想要到英国去,在这种愿望面前,胆怯竟消逝了。我雇了辆牛车坐到度罗基,到了度罗基便改骑骆驼,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赶路,为的是可以早一天赶到波尔班达。
终于到了波尔班达,先去问候了我叔叔,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仔细地考虑了:“我也不确定你去英国留学与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冲突。但就我现在所听到的一切,我感到很怀疑。我见过一些大律师,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对于饮食没有禁忌,嘴上永远叼着雪茄,穿的衣服也像英国人一样丢人。这些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不久我就要去朝圣了,而且也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大限将至时,怎敢轻易允许你远涉重洋去英国呢?不过我不愿阻拦你。还得看你母亲的意见。如果她允许你去,祝你一路平安!告诉她我不会干预此事。如果你能去,我会祝福你的。”
我对叔叔说:“我对您的期望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尽力争取母亲的允许。还有您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李立先生呢?”
“我怎么能这样做?”叔叔说道,“李立先生是个好人。你可以约他,告诉他你的家世。我想他会见你,甚至还会帮助你的。”
我不知道叔叔为何不肯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我猜他是不愿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留学英国,可能在他看来,出国是一种不合宗教信仰的做法。
我给李立先生写了一封信,他邀我到他家里见面。我们在上楼梯时碰了面,他简单地说了几句:“等你大学毕业后拿到学士学位时再来找我吧。现在我没法帮助你。”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匆忙地上楼了。本来我已经精心准备了一番话,见到他时还向他深深弯腰、合掌致敬。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劲!
于是我想起了妻子的首饰,想到了我最敬重的大哥,他为人极慷慨,而且又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
从波尔班达回到拉奇科特后,我向家人诉说了一切经历。还与约希吉商量此事,他当然是建议哪怕举债也要去。我则提议变卖我妻子的首饰,大概可以换来两三千卢比。我大哥答应设法去借钱。
然而母亲始终不情愿。她已经详细地向人打听了一番。有人告诉她,年轻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还有人说英国人是成日吃肉喝酒,离了酒就不能生活。“你知道这一切吗?”母亲问我。我答道:“难道您不信任我吗?我绝不会对你撒谎。我发誓绝不碰这些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可怕,约希吉会建议我去吗?”
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你只身一人去国外,叫我怎么能放心?我的心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问问贝恰吉·史华密的意见。”
贝恰吉·史华密原本属于莫德·班尼亚种姓,但那时已成为耆那教僧侣了。他和约希吉一样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就是他帮助我说服了母亲,他说:“我要这孩子郑重地许下三个愿,如果他做得到,就让他去。”他给我见证,我发誓不喝酒、不吃肉、不接触女人。立下这三个誓言,母亲终于允许我出国了。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还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对于当时的拉奇科特年轻人来说,去英国留学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先写好了几句答谢词,但磕磕巴巴地念不出口。还记得当时我站起来致词时,头脑发昏,周身都在颤抖。
带着长辈们的祝福,我便起身前往孟买。这是我第一次从拉奇科特出发去孟买,是哥哥陪着我去的。然而好事多磨,到孟买以后,我又遇到了好多波折。
十二 种姓身份被除
在得到母亲的允许和祝福后,我告别了妻子和刚几个月大的孩子,欢欣鼓舞地去孟买了。一到孟买,我哥哥的几个朋友便告诉他,6、7月份印度洋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他们要我最好等到11月再走。还听人说最近有一艘轮船因遇到风暴而沉没了。这些消息令哥哥感到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立马动身,就把我托付给他在孟买的一个朋友照顾,然后回拉奇科特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他将我的旅费交给我的妻兄来保管,并嘱咐一些朋友在我需要时给我帮助。
哥哥走后,我在孟买度日如年,常常梦见自己去英国的情景。
此时,我出国的事在我们本种姓中掀起轩然大波。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还没有去过英国的,要是我胆敢去,就得为自己辩解。他们召开了一个种姓大会,传我参加,我便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突然鼓足勇气去那里的,总之我无所畏惧、毫不迟疑地出席了那次大会。我们的族长塞德,也是我家的远亲,而且与我父亲私交很好,在这个时候却严厉地对我说:“我们种姓一致认为,你去英国极为不妥。我们的宗教禁止远行航海。我们还听说在那里生活一定会损害我们的宗教。饮食方式不得不同欧洲人一样!”
“我倒不觉得去英国留学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是为了求学深造。而且我已郑重向母亲发誓,不做你们最害怕的那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可以保证我不会出问题的。”我回答他们。
“但是我们要你明白,”族长反驳道,“到了国外,不可能守住我们的宗教习俗。你知道我与你父亲的关系,所以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
“我清楚您和我家的关系,”我说道,“而且您是我的长辈。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改变去英国的决定。先父的朋友兼顾问,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婆罗门,他赞同我去英国,而母亲和大哥也支持我出国留学。”
“可是你竟敢违抗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认为种姓的亲族是不应当干预这件事的。”
我的这些话激怒了族长。他严厉地斥责我,但我不动声色。于是,塞德宣布了他的命令:“从即日起,这孩子被本种姓开除了。要是有谁敢帮助他或送他到码头,就必须缴纳1卢比4安那的罚款。”
这个命令于我无碍,我起身向族长告辞。只是不知道哥哥会有怎样的反应。幸好他也很坚定,并写信对我保证:即便族长反对,他还是允许我出国。
这件事让我更急着要走。万一种姓的人对哥哥继续施加压力,又该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就在我发愁时,突然听说有一位来自朱纳卡德的律师受召要去英国执业,9月4日走。我去找哥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也都认为我不该错过与这位律师结伴同行的机会。时间匆促,我急忙打电报请示哥哥,他也回电表示同意了。然后,我去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这时他搬出了族长的命令,说他不想因我而失去种姓身份。我只好去找朋友,请他暂借我旅费和零用钱,以后我哥哥会替我还钱。这位好心的朋友不但答应了我的要求,还说了一番话来鼓励我,真的很感激他。拿到钱后,我立刻买了船票,然后收拾行李。还有一个朋友有海上旅行的经验,他替我打点好衣服和其他东西。有些衣服我很喜欢,还有些我一点也不喜欢。比如当时,我很讨厌领带,后来才喜欢戴了。还有一件短马甲穿起来使人显得很轻浮。无论怎样,这些和一心要去英国的愿望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食物也准备得很充足,显得绰绰有余。朋友们帮我订了舱上与那位律师同一房间的床位,还把我引荐给他。那位律师名叫特里安巴克莱·马兹慕达,他上了年纪,饱经世故,而我那时只有十八岁,毫无社会经验。马兹慕达先生告诉我的朋友们不用为我操心。
我终于离开了孟买远航了,那天是9月4日。
十三 终于到伦敦了
一路上我都没有晕船。只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流逝,我感到局促不安,连对船上的服务生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非常不习惯说英语,可是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二等舱的其他乘客几乎全是英国人。我不敢与他们攀谈,因为当他们跟我讲话时,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有时候即便听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得先打好腹稿才敢说出来。此外,我还不会用刀叉,而且点餐时不敢问明菜单上哪些是素菜。因此我一直不敢在餐厅里吃饭,通常会叫餐到房间里吃,送到房间里的菜主要是甜品和水果,不过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就没有任何困难,他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常去甲板上自在地闲逛,而我却成日里闷在舱中,等到人少时,才敢走上甲板透透气。马兹慕达先生常常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接触,多和他们攀谈。他告诉我做律师需要口若悬河,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来说英语,不要怕说错,因为说外语时出错是难免的。然而我还是无法克服自己的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