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回来，又是一轮冲锋陷阵，方圆带着我们大宴宾客。去年请的那些人，有的已升职了，也有的依然在原地踏步，但不管对方升没升，方圆照样热情有加地示意我与阿兰倒酒夹菜，唱歌跳舞。所谓的交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培养建立起来的，我相信终有一天，方圆宴请的这些人，会成为某部门的龙头老大，我们好歹也算与他混了个脸熟。
只不过这个世界，向来是吃熟不吃生。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悲观，就算面前歌舞升平，我依然心情暗淡。
新的一年，就这样在我们的吃喝玩乐中拉开了帷幕。方圆不再叫我厉律师，开始叫我厉冰冰，我一直称他为方主任，没有因为他曾经光临过我家，就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一瞬间的脆弱。
当他不再脆弱时，他自然忘记了那种感觉。
两个月过后，方圆律师事务所接到了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和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发出的新一年的法援案件的任务：十二件。我们所里四名执业律师，每人三件，每人比往年多了一件。
大家都知道法援的案件都是白忙活，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收益，谁也不愿意接手，但由于每个所和每个执业律师都有法援任务，而且还关系到律师事务所的年审问题，所以很多律师都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来接案。很多律师接法援的案件，都是走走过场，应付了事。
三月，法援中心发来一宗案件，我主动请缨，接了这件案子。方圆奇怪地看着我：“你不看清楚这是什么案件再接？”我公事公办地说：“挑肥拣瘦，不是一个好律师。”
他表情夸张地说：“只怕你看了案卷会吓得睡不着觉。”
我说：“那更好，不用睡觉，没日没夜地干活。”
他笑道：“你是一个好员工。”
我说：“你是一个好老板。”
这是一宗杀人案，妻子用菜刀在出租屋里杀死丈夫，然后带着三岁的女儿逃回老家，在途中路遇警察而心虚狂奔，被警察当场截住，交代出杀夫的事实。当警察半信半疑地与出租屋的辖区派出所联系时，凶案现场尚未有人发现，因为出租屋平时根本没有人来。
可以说，这宗案件似乎已没有再做法援的必要，杀人后潜逃，没有自首的环节；而且案发后妻子阿菊明确表示，想杀夫已谋划多时，根本不是误杀。
我一页页地翻看办案部门提供的案卷，现场血流满地的相片触目惊心。到底，心中涌动着多少仇恨，才能让一名妻子向朝夕相处的丈夫举起屠刀？
两天后，经有关部门批准，我成功办理了会见犯罪嫌疑人阿菊的手续。
当阿菊被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例行公事地表明身份，“王阿菊，我叫厉冰冰，是法援中心给你指派的律师，你涉嫌杀害你丈夫一案由我担任辩护律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与我说，我会尽力为你辩护。”
也不知道她听清楚我的话没有，她只是呆呆地低垂着眼帘，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提高声调：“王阿菊，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好半天，她才抬起头来：“我不需要律师，直接枪毙我吧。”
我吓了一跳，我见过想方设法减刑的，可没有见过只求早死的，原以为自己担任着天使的角色，对方却巴不得我是勾魂使者，实在有点扫兴。
我耐着性子安抚她：“你应不应该死，不是由你与我决定。再说，你这么坚决要寻死，有没有为家中的亲人考虑过？”
王阿菊抬起头来看着我，冷笑：“亲人？我让他们丢尽了脸，他们根本没当我是女儿，他们巴不得我早死。”
我直视她的眼睛：“你说亲人巴不得你早死，但你被拘留后，三岁的女儿一直由你母亲照顾。你说父母没当你是女儿？你就算不为父母着想，也得为女儿着想。”
她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我女儿？她现在怎样了？她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奶才睡得着，现在她还有没有奶喝？”
我示意她别激动，坐下来。待她稍微平静，我才说：“你不是说只求早死吗？如果你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怎么向女儿和父母交代？全世界只知道你杀了丈夫，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杀他。”
案卷中，称王阿菊与丈夫关系一直不好，时有争吵。王阿菊因常被丈夫殴打怀恨在心，于是一天深夜趁其熟睡，举刀朝其颈部猛砍，致其大动脉出血过多而死亡。
王阿菊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狠狠地擦了一把眼睛，开始了她的回忆。
那时候的王阿菊，年轻而艳丽，在镇上的小工厂里打工，认识了邻村的男青年。可是男青年的家境很差，父母都是残疾人，如果跟他结婚，连彩礼都给不起。后来由母亲张罗，有人介绍了后来的丈夫阿木与她相亲。
虽然被迫与别人相亲，但王阿菊还是瞒着父母与男友来往，并不小心怀了孕。发现自己怀孕后，王阿菊悄悄告诉母亲。这个时候，她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清楚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现实。
母亲悄悄带她到镇上的卫生院打胎，可是医生给她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却说她身体有隐疾，镇上没条件做流产手术，建议她到大医院做手术。但母亲觉得到大医院做手术得花好大一笔钱，就把她带回家了。
恰在这时，相亲后对她念念不忘的阿木再次找上门来，希望与她结婚。于是，在父母的软硬兼施下，她不得不隐瞒了自己已怀孕的事实，与阿木结婚。
婚后六个月，她就生下了女儿。公婆以为是自家的骨肉，对孙女疼爱有加，但阿木知道自己做了顶缸爸爸，怒不可遏，几乎每晚都追问女儿的生父是谁。
抱着好好过日子的心态，她很详细地交代了一切，表示与前男友已全无瓜葛，但丈夫不肯放过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向她追问与前男友间的细节，有时候边做爱边问，在她的诉说中达到兴奋的顶峰。
但兴奋过后，她必定遭受一次疯狂的殴打，理由是：“谁叫你这么骚，你不这么骚就不会给老子弄个野种回来。”
发展到后来，他一看到父母抱着女儿哄，便把满腔怒火泄向她：“你在外面搞的野种，却要我父母来带，老子不打你就是对不起父母。”
一年前，忍受不了他的殴打，她抱着女儿回了娘家，并决定与阿木离婚。但是父母坚决不许她离婚，说她有错在先，将来为阿木生下一儿半女，他自然不会再打她。等阿木再来接她回家时，她只好流着泪抱着女儿跟阿木回了家。
这次闹离婚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半年前，痛定思痛，两人带着女儿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房子，阿木也顺利进了一家工厂，早出晚归地干活，每月可拿到两千多元，她就带着女儿在家煮饭。一家人似乎抛开了以前的阴影，连女儿都开始敢张着小手叫爸爸抱了。
然而，这种快乐而平淡的日子仅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阿木在外面喝了酒回来，估计是在上班时受了管理人员的气，回来便朝娘儿俩发火。她唯恐孩子受到伤害，把女儿紧紧地抱在胸前。不料这个动作刺激了他，他猛地冲过来，抓起孩子的手硬扯，眼里闪着凶狠的光：“你还护着这个死野种，总有一天老子弄死她。”吓得女儿哇哇大哭。
从此，他们又恢复了在家乡时的打骂。三岁的女儿已逐渐懂事，他却经常逼她当着女儿的面做苟且之事。有时候女儿看到他压在妈妈的身上，总是吓得跑过来推他，他却哈哈大笑。如果她稍作抗拒，他便劈头盖脸地朝她扇巴掌，有次把她的一颗牙齿都打掉了。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如果我不先杀死他，他总有一天会杀死我们母女俩。”王阿菊以这句话结束了她的故事。
我提着笔，叹息。卷宗上一张张满是血污的现场照片，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犹如经历过一场浩劫，我浑身冷汗。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卑微地活着。每个人都只看到他们走出家门后阳光的笑脸，却不知道一旦关上门，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悲剧的主角。而我，充其量，只是演出了一场角色稍多的情感戏而已，远远未到悲剧的程度。
我朝王阿菊投去同情的目光：“就算你选择离婚，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她摇摇头：“如果我离婚带女儿回娘家，父母根本不会接纳我们，我带着女儿，连给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杀死阿木，才有女儿的活路，就算我父母不理她，国家也会照顾孤儿。”
我叹息。她思前想后，确实是蓄谋已久，她一心求早死，显然也是希望福利机构收养其女儿。
我说：“就算你真的一心想为女儿好，也不应该放弃主张自己权利的机会，你应该在法庭上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好让亲人知道你的苦衷，也让法官准确地量罪定刑。”
她盯着我看：“杀了人可以不死？”
我纠正她的说法：“死不死不是由你我说了算，你应该从现在起积极配合律师，在法院审理此案时积极配合，一切让法官决定。”稍顿，我说，“我会与你家人联系，开庭时让你母亲带你女儿来见你。”
她双眼顿时放光：“真的可以这样？只要你帮我，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我正色道：“你不是帮我，你是帮自己，帮你的女儿，帮你的亲人，你应该不想只见女儿最后一面吧？”
她点点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女儿结婚，生孩子，我将来老了，可以为她带孩子。”
临走时，她一双被铐住的手向我不停地作揖，我只感觉悲伤无比，速速离开。
回到所里，已是傍晚。我叫了个快餐，速速吃完，然后继续看王阿菊的案卷。直到被房门敲击发出的响声惊动，才发现方圆站在门口。
“还在刻苦攻关？”他问我。
我说：“是，想理顺条理，为王阿菊写一份辩护词。”
方圆奇怪地问：“王阿菊是谁？为何我全无印象？”
我说：“就是那宗法援的案件。”
他恍然大悟道：“你今天做到这么晚，就是为了这件案子？”
我说：“是，我还打算明天与其家人联系，劝说其家人参加庭审，给她更多的信心。”
方圆奇怪地看着我问：“你是从法援中心出来的，难道你不知道，这类案件大家并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