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
北京媒体报道，市民关心的“家门口”周边的规划，马上就要在各个街道“展出”了。某片空地未来盖房子还是修绿地，展板上将一目了然。市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可现场得到规划专家的解释。
在美化北京，迎接奥运的日子里，这个公示的做法，无疑会博得市民的欢迎。
我在一个小区居民中听到了一些反映，却是规划专家们大概无法解释也无权解释的，那就是，有大片空地并没有“上图”，当然也就不会编制在《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里面。这些空地被“捂”下来了。
人言滔滔，我从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我没有记者证，不能进行采访（以免像有人在山西某地那样被当做“假记者”抓了），所以仿效一些有记者证的记者也常用的办法，省去五个“W”中的几个，而以“某”称之。
听说，这个小区是早在1984年前后，由市某工业局（其编制现已撤销）开始经营本专业以外的房地产开发，经过市有关部门批准修建的。按照当时规划，上述空地预留为配套建立小学校的用地，交由所在区主管教育的某局筹建。后来调查那片居民办事处管界的适龄孩子都已有学上了，没有新的生源，不需要再建学校。这块空地就成了搁置的一块肉，不知最后吃到谁的嘴里。一搁搁了20年。听说（还是听说）先是那某工业局所属房地产开发方想在这里加盖3座18层塔楼，主管教育的某局提出建成后要两座，谈不拢，搁下了。这个小区和相邻小区居民（也就是至今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业主们），眼看着有关单位只顾部门和某些个人私利，完全不顾居民即业主的利益，早在几年前就强烈呼吁改变这一土地荒置情况，会同办事处，与房地产开发方等磋商，曾经达成一个临时口头协议，就是以空地建一地下停车场，同时地面的三分之二辟为绿地，方便附近居民健身活动，其余三分之一则建少量附属建筑。
当时，小区居民希望就此结束空地因扯皮而长期撂荒的局面，呼声甚高，惊动了市领导，一位可能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来这里“调研”，一位身为政协委员的居民想上前向他说几句话，反映一下业主们的意见，不料却被层层护拥的警卫拦阻驱开。事后，据说他撂下一句话，说这是“教育用地”！这块违规长期闲置地，就又在权属关系暧昧的情况下继续荒草丛生，且一度发生火警（幸及时扑灭）。于是，办事处、“房地产”都不说话了。
这位副市长很快就上调到国务院某部级单位去了，但他的影响可谓深远。听说一位现任主管规划和城建的市领导还说，只要他吐口，我马上就解决。其时，这位“他”已经又调到另一中直机关去了。
以上是我听说的一件小小的事实，在各地包括北京长期违规闲置的征地中，恐怕是数不上的。我要说的不是这块地到底怎样处理，当地居民——业主——具体的“人民群众”的权益被置于何地，曾经“一锤定音”的副市长的决定到底对不对，甚至也不问这里面为了争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而背后有多少猫腻……我只想请读者，也请身在高位的执政者就此想一想，就这么一块“弹丸之地”的安排，竟任其扯皮，扯了十年二十年！
如果这也可以反映出一级党委、一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这是什么样的执政能力！如果这不反映执政能力的话，又该算是个什么问题？！
就这样迎接奥运会？
2007年8月18日
咬文嚼字说“惠民”
传媒不断传播新词，最新的一个，是跟“支农”并列的“惠农”。有时并扩而大之，径称“惠民”。
这是一个“动宾结构”。受惠者是农民——在中国一说农民，那就有八九亿人口，而施惠者是谁？略去主语，就意味着不言而喻吧。
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讲究的是“互惠”。单方面施惠，似乎应该只限于国内，而惠及几亿农民，那可不能算是小恩小惠，真是大恩大德了。
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有一个流行的关键词：“恩情”——“恩情长”，“恩情重”，“恩情深”，歌曲里唱，戏台上说，课堂老师这样讲，田头宣传员这么宣传（那时候还有不脱产的宣传员）。报纸广播在阐述群众特别是工农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时，常常驾轻就熟地归之于感恩戴德的心理。
大家习以为常了，有一回却传达上级指示，不是从宣传部门来的，而是更高的领导，周恩来或刘少奇批评了宣传中的“恩赐观点”，说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恍如一声警钟。连忙检查自己过去写的拟民歌体小诗里，有没有这类滥调。
不过这些意见可能只是口头传达到新闻单位，并未形成文件，更没有普及到一般文化教育部门，歌曲里照唱，戏台上照说，课堂上照讲，城乡春联上、年画上以至墙头标语上照写不误。越是到了政治运动关头，越是如此。
到了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中，神州大地响起了一片歌功颂德以至“谢主隆恩”之声，“天大地大”“河深海深”不足以表其衷情了。我也把在那之前的记事本销毁，因此记不清那个上级指示，是来自周恩来还是刘少奇了。
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规定每年要办若干件“实事”，年末还要回顾一下，是不是全都办到了。这样公示于民，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从逻辑上讲，一级政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应该一天天、一件件都是办“实事”的，——这样说，未免求全责备了。
什么叫“实事”？就是让城乡居民得到“实惠”的事。为什么强调“实惠”？就是要落到实处，不像过去“假大空”盛行，务虚名而得实祸。
比起“祸民”即为祸于民来，“惠民”即施惠于民有什么不好？
但我总觉得这里颠倒了管理者与城乡居民的关系。我以为，就像不要再说“顾客是上帝”那样的空话，也不必硬说“官员是公仆”的熟语了；更不必引用什么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只要回到官民关系或称干群关系上来，用最朴素的话问一句：过去对吃皇粮的人讲《官箴》，说他们享用的是民脂民膏，那么今天的公务员，乃至他们从属的政府部门，不论级别高低，不都是纳税人养活的吗？怎么他们干点什么分内应做的实事，就成了居高临下形同“恩赐”的“惠农”以至“惠民”之举了呢？
2008年，元旦试笔
冷暖之间
天气预报，说北京白天最高３度，上海５度，杭州７度……
看度数相差不多，但冷暖大不一样。
上世纪50年代，我冬天出差，到过上海、杭州，都是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招待所，那份阴冷是领教过的。
当时心中暗想，冬天宁可上冰天雪地的东北，也别“下江南”。
虽说如此，却并无怨言。我知道，中央政府明令规定，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南，无论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都不发取暖费，无论干部、群众的宿舍，都没有取暖设备，你怕冷，就自己烧煤炉吧。
这样，一直到文革结束，至少我从巴金一篇文章中看到，他要呵呵冻僵的手指，才能写东西。那大概是1979-1980年之际。后来可能有所改善，也应该有所改善了。
诗人徐迟，1958年全国作协号召下放时，从北京报名去了武汉，那里的长江水利工程是他向往的。到了80-90年代，他每年冬天总是离开武汉东湖的家，到北京亲戚处，或是深圳友人处过冬，以避冬寒。那时候湖北省级干部集中的大院已经有取暖设施，而徐迟所在的作协宿舍没有。他只好易地过冬，这里或当有不得不尔的辛酸。1997年冬，他正住院看病，等待出院后到海南（？）去。但就在住院期间，不知具体为什么，八十多岁的老诗人坠楼自尽。他再也不须南飞北飞，以寻一枝之栖了。而就在他辞世不久，他所住的宿舍也在省委特许下安装了暖气设备。徐迟等不及了。
这都已成旧话。我向南方的朋友问讯，知道在诸多“黄河以南”城市中，不少市民不但多已用煤炉、电炉等取暖，有条件的都安装了空调。只是无处报销取暖费罢了。
请问，从减排环保和社会节约的角度看，集中供暖和分散自理，哪个更为有利？——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
我只是想，当年怎么眉头一皱，就划出黄河两岸这条标准来。再一想，1955年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简称“四十条”），规定全国三类地区的粮食年产指标，也是以黄河、长江为界，分别定成“四、五、八”即亩产400、500、800斤的，可见楚河汉界，有如弈棋，这也形成思维定式了。
还有比“跨黄河”“跨长江”之类的指标更像鼓动口号的，那就是什么产量“翻一番”之说，1958年全党全民大炼钢铁，提出的目标是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为什么是1070万吨？因为1957年钢产量是535万吨，要在这个基础上“翻一番”！当然，后来没翻上去，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赘。
还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击面控制在５％，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也待研究。
到市场买小菜，买一把，买一堆，不在斤两上计较，是无妨的，且更受卖菜的小贩欢迎。但涉及国家大事，国计民生，城乡居民的身家性命，决策就要求科学化、民主化，像毛泽东早年批评过的那样，“远远地看一看”就作决定，恐怕是害多利少，一时过去了，久后也会麻烦的。
2008年１月2日，新年试笔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是时候了！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又没有把审议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列入议事日程，令人遗憾。
从中国政府签署这一公约至今，已经近十年。但只是签署还不够，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一程序，公约才能生效。
近十年来，关心中国民权状况的公民，寄希望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法化，以更切实地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人们，一年又一年地期待着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开会审议批准这一《公约》的签署，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公约》有这么难吗？何以一拖再拖以至于此？
众所周知，如签署国际公约一类大事，需要由全国人大审议。那么，为什么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却迟迟不能交人大审议，难道是一致认为应予推迟审议，还是主张拖延不办的意见占了上风呢？
在已经签署只待审议批准的《公约》被人为束之高阁期间，斗转星移，政府已经换届。全国人大亦已换届，人们希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看到一些新气象，包括对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审议批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在延误多年之后，这一次也恰是“处理积案”的一个最好时机。
因为，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啊。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从1978年算起，那是以“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宣告尊重法律，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向着现代国家转型，这个现代化转型是一步一步步履维艰的，其间每一次同国际接轨，都遇到观念上和实践上的阻力。
参加WTO，是在实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同国际接轨，虽有重重阻力，终于实现了，天没有塌下来。参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是跻身于现代法治国家之林的第一步，但似乎还在口中支吾，脚下犹疑。
中国一向讲究逢五逢十，预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将会举行隆重的庆典。然而我以为，在这个年头依法批准上述公约的签署，不失为最好的庆祝，也是送给中国全体公民的一件最好的礼物。当公约在中国生效的时候，通过媒体加以公布，并表明将长期信守实行，那将是人们会长远铭记的一件民权盛事。
不仅此也，今年还是北京奥运年。在我国倾全力筹办本届奥运会的同时，也听到国际社会上有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訾议。由政府出面驳斥固然是一个应对之计，倘若在此时此刻批准上述《公约》，表明中国政府准备承担国际义务的郑重态度，不是在国际上一个更有力的表态和回答吗？
因此说，使《公约》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生效，此其时矣！
2008年3月14日
切不可滥送封号
事情是从呼和浩特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追认烈士说起的。这个官员在他的办公室内，被他的一个下属公安分局局长枪杀，同时枪杀的还有一个在场的姓名不详的“女税务官”。公安部迅即派调查组前来，调查结果尚未公布，案情远未大白，内蒙古当局却匆匆忙忙封之为烈士，且公告说他“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是个敬语、虚话，就像恭维死人“千古”，活人“万岁”一样，用非其当，不但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反而形同讽刺。而烈士则不然，这是“革命烈士”的简称，这个称号凝聚着生者的感激，高悬着学习的楷模，国家也将对他的家属予以抚恤。不是任何公职人员都能膺此殊荣的。
这个王志平，从我们看到的舆论反映，应该说是有争议的人物，究竟如何盖棺论定，还须有待。
这不怪公众刁钻挑剔，而是因为王志平的身份属于公众人物。倘是一般干部，单位发个讣告、悼词，说他“做了些有益的工作”，甚至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如活人的“年评”、“鉴定”，不管怎么说，多半不会有人较真。更不用说平头百姓死去，连讣告也没人代发，亲戚邻里，说好说坏，都无足轻重。家人或有余悲，但也不会找“说坏话”的人去辩理。倒是人在活着时，对于工资级别，以至职务、职称，会有所计较；平头百姓却更省心了。
相对于民的官，相对于小官的大官，才对死后戴什么帽子，视为一件大事。社会地位越高，对“身后名”的期望值越高。
外国不知道，在中国，自古如此。
皇帝有谥号，除了不幸亡国亡头的会闹个闻之不雅的“桀”“纣”“厉”等等之外，多数皇帝的封号是好听的，至少是中性的。皇帝对他的臣工，在他们死后，赐以“文忠公”“文正公”一类称号，也是一种恩荣，足以鼓励其他大小官员更加效力的。
但盖棺未必就能论定，连皇帝也并不例外，躺在始皇陵里的秦嬴政，不是至今争议不休吗？
古事不去说它了。今人知道，人死了“讨个说法”，等于干部要个“终身鉴定”。在文革以后，随着价值观的开放，人们特别是党政组织心态不那么褊狭了，一般从宽对待，甚至对自杀致死的人也不骂他们“自绝于党和人民”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时代进步。
然而烈士的称号是不能随便奉送的。有《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在那里规范着，其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至少不是所有革命者的际遇。上述王志平虽死于办公室，够不够这一条也还在讨论。这个门槛还是较高的。
比较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门槛反而显得好跨过些，至少不需要“遭敌人杀害”的硬指标。这样，就连作恶多端的康生也能堂而皇之地冠之冕之了。
或说，康生盗名以欺世，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然而，他除了占得那个“天时地利人和”以外，也因为没有一项文件对“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加以明确的界定，作为死后一项“政治待遇”，似乎够上一定的级别就都适用，则无法杜绝这一类“冠冕”的滥用。在一般干部群众心目中，这与烈士的称号一样，都是最高级的荣誉，如果不是后来撤销了对康生的供奉，人们还会以为前于他后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都是康生这样的人呢，岂不糟糕！
给生者、给死者加政治封号，犹如做政治结论，无论是好“（政治）帽子”坏“（政治）帽子”，都会产生政治影响和政治效果，因此不可轻率。
2008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