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慎提口号
小区甬道上，横挂起一幅红布，迎着三月春风抖动，红地白字的标语是：“一个党员一面旗，党的宗旨进社区。”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直觉的反应：不敢当，我是个党员，我可就成不了一面旗。
接着，以传统的党员思维方式想道：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毛泽东可以称“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到处是画家张仃作的一幅大招贴画，占据主画面的是毛泽东当年敞开蓝色衣领的头像，背景为一面硕大的红旗，下面以美术字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到了90年代，邓小平逝世之后，文件中，荧屏里，各种重大会议会场上，出现了新的口号：“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邓小平先后成为“旗帜”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他们身后，怎么六千万党员每个人都成了“一面旗”：这符合现行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吗？六千万党员就六千面旗，这合适吗？
即使每个党员都这么蒙“天降大任”，要作为一面旗而存在，党员也是各种各样的，那旗所标志的也就五颜六色，五花八门，例如大大小小的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落网以前，均为党员，为数不少，他们顶多算是一面面黑旗吧？这样的旗倒是颇有号召力的，但还是越少越好，更是偃旗息鼓为好。
再以普通公民的平常心想一想：文革当中够乱了，可那时还只有毛泽东一面旗，只有一个旗手江青呢。若是六千万党员成了六千万面旗，且不说大张旗鼓，单是纷纷摇旗呐喊，还不乱了套？
设身处地替这条标语口号的创意者想想，大约并没有丝毫的“僭妄”之心；该是想让党章上写下的“党的宗旨”，通过每个社区内的党员体现出来。这当然不是汗背心或一面小旗上写一行字所能达到的。要紧的是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又谈何容易？
“一个党员一面旗”云云，这个显然是基层自提的口号经不起推敲。不过，即使本来经得起推敲的口号如“为人民服务”，在最初提出的时空条件下，是响亮的，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的；然而，时过境迁，由于不少共产党员在这面旗下的所作所为，玷污了它，今天如果不在同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可以落实又可以检查的措施，也将不复具有昔日的鼓动性和凝聚力了。
对所有的口号，无论誓言性的、承诺性的或号召性的，皆可作如是观。提口号时，可不慎乎。
2001年４月2日
“避邪”的邪门
奥运会、亚运会都有“吉祥物”，并非图腾，而是招人爱宠的小设计，不知在国外兴起此风时，原文里有没有“吉祥”的含义。中国有谶纬和祈禳的传统，叫做吉祥物，也就有了保佑佩戴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内涵。
前几年长途汽车司机喜欢在车窗前，在一般悬挂吉祥物的位置，悬挂毛泽东的照片，说能保佑一路平安，平安包括乘客，乘客自无意见。不叫吉祥物，算是旅游纪念或历史纪念吧。
有些毛泽东像背后是周恩来像，于理似亦可通。两位同代政治领导人，互为表里，刚柔相济，一时毛纠周的“偏”，一时周补毛的台，左左右右，矛盾着统一着，共同维护着党的事业。
如果到此为止，倒也无可厚非，不忘历史，缅怀前人，有什么不好？但事情却有向迷信发展的一面。
湖南离休老干部李冰封氏记2000年韶山之行，说到毛泽东别墅滴水洞增加了许多商店，“许多工艺品商店卖各式各样毛泽东塑像。最妙的，还有一种在佛寺中‘开过光’的，据说，‘请回去，供在家中，可以逢凶化吉，消灾避祸。’在滴水洞大门口，还有许多小贩，拿着有毛主席像的‘护身卡’，向旅客兜售。那是一张巴掌大的金属片，镀了金，说是身上带这一张卡，就能百病消除，永保平安”。按：所谓开光，是佛教用语，宗教以外不能随便搭车。护身符云云，本是神话，这里说来，已成鬼话。
李冰封此行，留下“喧闹、粗俗、蒙昧、怪诞”的印象。把毛泽东包装成“避邪”的镇物，用以卖点小钱，影响所及，岂仅是粗俗蒙昧怪诞。
这是百分之百的“邪门歪道”，邪门不堵，更待何时？
2001年６月28日
怀 浚 县
离开河南浚县36年多了，但遇见报上有浚县的消息总要多看一遍，不过，大概因为这个县小，也还不富，很少上报纸的机会。
那天在《检察日报》的头版上，看到记者王子瑞摄的一张照片，照的是乡村墙上斗大字的标语：“依法上访保护，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严惩！”下署“屯子村宣”。看照片下面说明，才知道此村属于河南浚县，我一气把报纸扔进废纸篓了（冷静下来，觉得迁怒于报纸是没道理的）。
40年前，焦裕禄们跑到兰考车站去劝阻的，成队成队褴褛的乡亲，是拉家带口出门去逃荒。那时候的“社员”不懂得上访，不知道上哪儿去上访。40年后，农民碰上忍无可忍的事情，居然上县、上省、上北京去“上访”了，这算不算历史性的进步？
可惜上访的阻力经常大于上访的成果。
我眼前出现的上访户，都是所谓风尘仆仆的，坐最拥挤的车，住最便宜的店，能在车站卧一宿也将就了，能吞一口干粮讨碗水喝就是一顿；上访又破财又误工，路上盘缠说不定还是亲戚邻里给凑集的。走上上访的路，就是走上漫漫长途，而前途未卜。不甘认命的人最终也把希望寄托给渺茫的命运。
这样的传闻，这样的案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我们认识的，更多我们陌生的，有的有了下文，有的几个月、几年、十几年至今奔波在路上，有的还被“收容”，被抓被打。
在浚县的屯子村，土政策就给行使上访权的公民们宣告了严惩的律令。
这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创造，在别的省别的县，早就有把上访等同于“闹事”，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地解决”之说。
不把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诸多使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使公民生存陷于困境的现象从源头解决，却一味堵塞当事人以至受害者寻求道义公正和法律公正的渠道，这是代表谁的利益？
是这张激起我愤懑的照片，引起我对河南浚县的怀念。
照片拍摄的屯子村，我没去过，听也没听说过。我在1964年秋后到1965年麦秋，随四清工作队驻在西宋庄，我当时足迹也不出从县城到西宋庄这个范围。进村时揣着“前、后十条”，开年后又执行“二十三条”，但这个比平常一年一度的“整风整社”声势大、触动深的四清运动，归根结底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所幸在我们队蹲点掌舵的陈赓（不是大将陈赓，是来自冀中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温和稳重，不追求大轰大嗡“上典型”，而力求实事求是，别处甚至邻村都逼死人，这个村庄好歹没出人命。
但这是个穷村穷队，每人每天只有六两原粮（带壳的粮食）。三十多年过去，它现在怎么样了？一问生产，二问生活，农家的经济生活跟庄稼丰歉、经营门路分不开；而说到生活，又不单单是个吃饭问题：西宋庄有没有让人非上访不可的“艰辛事”？
我写下题目“怀浚县”这几个字的时候，想把我对浚县（自然主要是西宋庄）的记忆梳理一下，写出在那多事（或是天下本无事而没事找事）的年月里，和当时的“社员”们相处，经过几十年风雨仍然历历在目的人和事。但谁知一下笔提到浚县屯子村对上访的刁难，那种以“缠访闹访”指责上访群众，公然宣称要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加以严惩的官气和霸道，我的情绪就按捺不住，我知道我已不可能娓娓地叙事，款款地谈心，只好改日再说吧。
2001年11月24日
〔附记〕此文写好还没有发出，就又接连看到一些上访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报道。我们的新闻曝光率是很低的，可能就在我写、你读的这个时间，又有上访者的公民权、人身自由受到侵犯。这里只提一个河南信阳市民杨文明，就被信阳市师河区政府信访办公室没来由地送进信阳市精神病医院。杨文明越窗而逃，到武汉做精神检查，结果未发现有精神问题，智力测验正常。但事情至今没有了结，因为那个区政府和那家医院一口咬定他多次到信访办反映自己的工作问题，是属于偏执性精神病的症状。像这样把某些正常的人说成精神病患者而送进精神病院的事，前此也听说过不止一起。而这样的事，过去只听说发生在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那曾经成为人身迫害的特殊手段。这方面的动向值得注意。
2001年12月24日
〔再记〕转过年来，我在2002年第一期《法制与新闻》上，看到特稿《怎样对待这里的农民上访——安徽程庄事件调查报告》（记者张翠玲），也与基层压制群众上访，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有关，致人死命，再度引起舆论注意，这里不详说。只说此文刊头有两幅照片，都是拍的乡村墙上的大标语，一条是：“上访超过五人就违法。”还有一条是：“煽动群众上访是违法行为。”原来上述河南浚县墙上的标语并不是个别的。这些意思雷同的标语，是自发地撞车，还是有什么共同的依据？我茫然。久不下乡，真的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隔膜了。
2002年1月25日
矿难揭秘
矿难频频。
我仿佛听到了若断若续的哭声：死难者的父母和妻子失声痛哭或吞声饮泣。去年在一起接连一起的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当中，媒体报道较多的是广西南丹和山西繁峙；矿工的死难令人同情，死难者家属的遭遇令人寒心；平时草菅人命、事后隐藏真相的矿主及其他利益均沾者的恶行和黑幕更加令人愤慨。（请参看8、9两日《今晚报》三版上关于甘肃矿难的连续报道）
去年第四季度，友人告诉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威胁》可看，说这部26集连续剧等于深度的“新闻调查”、“新闻背景”。当时有别的事情，没顾上看，错过了电视台放映时间。转过年来，买到由胡平先生等编剧、陈国军先生导演的连续剧《威胁》光盘，一看便难放手，因为剧情紧张抓人，更因为普通劳动者—死难矿工以及为弄清真相冒死奔走伸张正义的人们的命运悬于一发，牵动人心，我一连几个晚上把26集看完，才松了一口气。心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终于颁布实施两个月了，形形色色的事故渊薮—非法小煤窑已经明令关停，在新的一年里，这样的悲剧该不会再发生了。
不料正在这时，又传来甘肃白银市小南沟煤矿发生矿难的报道（此矿“属于兰州金城旅游服务集团公司与他人联办的股份煤矿”）。又是特大瓦斯爆炸！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是不及时组织抢救，反而隐瞒不报，一手遮天！又是“监控”并威胁死难者家属，给每条人命发3～5万元了断！
《威胁》放映于前，这一矿难发生于后，但在主要情节上如此相似，如出一辙。《威胁》既是综合概括了前此所有导致矿难的小煤窑的特点，只要小煤窑存在一天，或如甘肃省委书记、省长批示中说的“死灰复燃”，那么《威胁》的剧情就将不同程度、不同规模地重演！但即使程度再低，规模再小，事故总要造成伤亡；《威胁》剧中死43人（以上），白银市小南沟矿“初步证实事故死亡人数为11人”——死一个人也是死啊，一条命没了，对于死者和亲属还不就是百分之百的无可挽回！
新华社记者姚润丰从甘肃白银发出的新闻分析，指出小煤窑屡禁不止，是因为使用廉价劳动力可获暴利，每天下井12小时的矿工，日工资30元，食宿自理；同时每座小煤窑都有巷道与国有大煤矿相通，用来排水通风，供电问题也可以在国有煤矿变压器上挂几个钩子解决：这样，开采1吨原煤只需80元，而一个投入不高、生产条件差的小煤窑，每吨煤的成本只需20元左右，利益驱动使承包人不顾矿工的死活。
不是每年无数次“安全整治”吗？全都应付过去了。用矿工的话说，是老板“关系很硬”；记者姚润丰指出，个人承包的每个小矿背后几乎都有当地官方的“保护伞”。在产煤地区，小煤窑的开关直接影响当地和一些人的收益。有些产煤县，多产煤才能多收税。这就是各种各样非法小煤窑关不了、关不死的根本原因。
记者的分析是抽象的。《威胁》中反映的就是具象的了。这部电视剧把围绕一次矿难的前后左右来龙去脉，各种人物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层层逼近地披露给人看。无论从“解剖麻雀”这一工作方法的角度或文艺创作“典型”论的角度看，所提供的都是堪称“典型”的环境和人物。对于不熟悉煤矿生活、基层生活的观众，至少具有认识意义，对于处境类似剧中人的各种当事人，自然也可分别求得自己的结论。
我看过国外以矿难为背景的影片，但似都不如《威胁》给我的震悚之深。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死者和生者都是我的同胞？也许是因为它多集连续的冲力胜过了单集的电影？……在我近年看过的电视连续剧中，我感到这是最好的，如果这个判断是由我孤陋寡闻而来，我一则承认眼界有限，一则为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而高兴。
《威胁》一剧，固然有从生活到创作之间必要的提炼、集中以至强化，然而无疑赋有几乎是先天的纪实性。我近年形成的阅读和艺术观赏取向，越来越偏重纪实性作品。真实的生活，其多样性和严酷性，往往胜过了作者不成功的虚构。文学艺术是要“创造”出一个不同于摄影的多向度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该是凌虚蹈空的。而《威胁》以朴实无华的手法刻画出来的，既是剧中的世界，也是我们置身的血肉相连的世界，这里有你所陌生的，也有你所熟悉的，你看到你不愿看到的，你想掩面而过，但你终究还是摆脱不开。
继甘肃矿难之后，今天媒体又报道了黑龙江方正县宝兴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已知一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正在调查中。我们可以走出电视剧，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生活，面对矿井下已经停止呼吸的生命，还有也许正在等待救援的危在旦夕的矿工。
2003年1月12日
〔附记〕此稿尚未发出，就从1月12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又看到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事故，矿方称死8人，民间说是40余人（均与《威胁》剧中关键人数相同。据说因死9人以上就定性为特大事故），而央视记者从安徽、河南、四川等地访问矿工家属，证实被矿方瞒报的死难矿工已有6位……什么时候《威胁》一剧能够不在现实中也再三重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