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1932）
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我们打网球的时候，虽然双方同打一个球，但是总有一个人能把那球打到一个较巧妙的地点去。
—— Pascal①[①帕斯卡，法国科学家、哲学家、散文大师。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国那位瘦棱棱的，脸上有一大片红胡子的近代传记学大师齐尔兹·栗董·斯特剌奇[② 通译斯特雷奇，文题即其英文名。
]②病死了。他向来喜欢刻画人们弥留时的心境，这回他自己也是寄余命于寸阴了；不知道当时他灵台上有什么往事的影子徘徊着。
也许他会记起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正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里念书，假期中某一天的黄昏他同几位常吵架的朋友——将来执欧洲经济学界的牛耳，同一代舞星Lopokova（洛帕科娃）结婚的J.M.Keynes（凯恩斯），将来竖起新批评家的旗帜，替人们所匿笑的涡卷派同未来派画家辩护的Clive Bell（克莱夫·贝尔），将来用细腻的笔调写出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的E. M. Forster（福斯特）——到英国博物院邻近已故的批评家Sir Leslie Stephen（斯蒂芬）家里，跟那两位年轻俏丽，耽于缥缈幻想的小姐——将来提倡描写意识之流的女小说家Virginia Woolf（弗吉尼亚·伍尔芙）同她爱好艺术的姊姊——在花园里把世上的传统同眼前的权威都扯成粉碎，各自凭着理智的白光去发挥自己新奇的意思，年青的好梦同狂情正罩着这班临风吐萼也似的大学生。也许他会记起十年前的事情，《维多利亚女王传》刚刚出版，像这么严重的题材他居然能用轻盈诙谐的文笔写去，脱下女王的服装，画出一个没主意，心地真挚的老太婆，难怪她的孙子看了之后也深为感动，立刻写信请他到宫里去赴宴，他却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短简，敬谢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买好船票了，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还是请陛下原谅罢。也许记起他一些零碎的事情，记起他在大学里写下的一两行情诗，记起父亲辉煌夺目的军服，记起他母亲正在交际场中雍容闲暇的态度，记起他姊姊写小说时候的姿势，也许记起一些琐事，觉得很可以做他生活的象征……
日常琐事的确是近代新传记派这位开山老祖的一件法宝。他曾经说历史的材料好比一片大海，我们只好划船到海上去，这儿那儿放下一个小桶，从深处汲出一些具有特性的标本来，拿到太阳光底下用一种仔细的好奇心去研究一番。他所最反对的是通常那种两厚册的传记，以为无非是用沉闷的恭维口吻把能够找到的材料乱七八糟堆在一起，作者绝没有费了什么熔铸的苦心。他以为保存相当的简洁——凡是多余的全要排斥，只把有意义的搜罗进来——是写传记的人们第一个责任。其次就是维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义务不是去恭维，都是把他所认为事实的真相暴露出来。这两点可说是他这种新传记的神髓。我们现在先来谈这个理论消极方面的意义罢。
写传记的动机起先是完全为着纪念去世的人们，因此难免有一味地歌功颂德的毛病；后来作者对于人们的性格渐渐感到趣味，而且觉得大人物的缺点正是他近于人情的地方，百尺竿头差此一步，贤者到底不是冷若冰霜的完人，我们对于他也可以有同情了，Boswell的Samuel Johnson传，Moore（穆尔）的Byron（拜伦）传，Lockhart（洛克哈特）的Scott（司克特）传都是颇能画出Cromwell（克伦威尔）的黑痣的忠实记述。不幸得很，十九世纪中来了一位怪杰，就是标出崇拜英雄的Carlyle（卡莱尔），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我们应当找出这些伟人，把他们身上的尘土洗去，将他们放在适当的柱础上头。经他这么一鼓吹，供奉偶像那出老把戏又演出来了，结果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尘寰中的读者对于这些同荷马史诗里古英雄差不多的人物绝不能有贴切的同情，也无从得到深刻的了解了。原来也是血肉之躯，经作者一烘染，好像从娘胎坠地时就是这么一个馨香的木乃伊，充其量也不过是呆呆地站在柱础上的雕像罢。
斯特剌奇正像Maurois（莫洛亚）所说的，却是个英雄破坏者，一个打倒偶像的人，他用轻描淡写的冷讽吹散伟人头上的光轮，同时却使我们好像跟他们握手言欢了，从友谊上领略出他们真正的好处。从前的传记还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作者常站在道学的立场上来说话。他不但隐恶扬善，而且将别人的生平拿来迁就自己伦理上的主张，结果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化为几个干燥无味的道德概念，既然失掉了描状性格的意义，而且不能博得读者的信仰，因为稍微经些世变的人都会知道天下事绝没有这样黑白分明，人们的动机也不会这样简单得可笑。Dean Stanley所著的Arnold（阿诺德）传虽然充满老友的同情，却患了这个削足入履的毛病，终成白玉之玷，H.L’A.Fausset（福塞特）的Keats（济慈）评传也带了这种色彩，一个云中鹤也似的浪漫派诗人给他用一两个伦理的公式就分析完了。
其实这种抬出道德的观念来做天平是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习气，Macaulay（麦考利），Mat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以及Walter Bagehot（白哲特）的短篇评传都是采取将诗人，小说家，政治家装在玻璃瓶里，外面贴上一个纸条的办法。有的人不拿出道德家的面孔，却摆起历史家的架子来，每说到一个人，就牵连到时代精神，前因后果，以及并世的贤豪，于是越说越多，离题越远，好几千页里我们只稍稍看到主人公的影子而已。
这种传记给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背景，使我们能够看见所描状的人物在当时当地特别的空气里活动着，假使处处能够顾到跟主要人物的关系，同时背面敷粉，烘托出一个有厚薄的人形，那也是个很好的办法。Carlyle的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传，Spedding（斯佩丁）的 Bacon（培根）传，Masson（马松）的Milton（弥尔顿）传都是良好的例子。可是这样很容易变成一部无聊的时代史，充量只能算作这类传记唯一的特色了。还有些作家并没有这些先见，不过想编一部内容丰富的传记，于是把能够抓到手的事实搁进去，有时还自夸这才算作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可是读者掩卷之后只有个驳杂的印象，目迷五色，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通常那种两巨册的Life and Letters（《人生与文学》）大概要属于这一类罢。
斯特剌奇的方法跟这些却截然不同，他先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搜集起来，下一番扒罗剔括的工夫，选出比较重要的，可以映出性格的材料，然后再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批评，来分析这些砂砾里淘出的散金，最后他对于所要描写的人物的性格得到一个栩栩有生气的明了概念了，他就拿这个概念来做标准，到原来的材料里去找出几个最能照亮这个概念的轶事同言论，末了用微酸的笔调将这几段百炼成钢的意思综合地，演绎地娓娓说出，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我们读起来只觉得巧妙有趣的故事像雨点滴到荷池上那么自然地纷至沓来，同时也正跟莲叶上的小水珠滚成一粒大圆珠一样，这些零碎的话儿一刹那里变得成个灵活生姿的画像了，简直是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谁会想到作者经过无穷的推敲，费了不尽的苦心呢？他所写的传记没有含了道学的气味，这大概因为他对于人们的性格太感到趣味了。
而且真真彻底地抓到一个人灵魂的核心时候，对于那个人所有的行动都能寻出原始的动机，生出无限的同情和原谅，将自己也掷到里头去了，怎么还会去扮个局外人，袖着手来下个无聊的是非判断呢。Carlyle在他论Burns（彭斯）那篇文章里主张我们应当从作品本身上去找个标准来批评那篇作品，拿作者有没有完美地表现了所要表现的意思做个批评的指南针，却不该先立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主张，把每篇作品都拿来称一称，那是不懂得文学的有机性的傻人们干的傻事。当代批评家Spingarn所主张的表现主义也是同样的意思。斯特剌奇对于所描状的人物可说持了同一的批评态度，他只注意这些不世的英才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特有的性格，却不去理世俗的人们对于那些言行该下一个什么判词。
这种尊重个人性格自由的开展的宽容态度也就是历来真懂得人性，具有博爱精神的教育家所提倡的，从Montaigne（蒙田）一直到Betrand Russell（罗素）都是如此；这样兼容并包的气概可说是怀疑主义者的特权，我们这位写传记的天才就从他的怀疑癖性里得到这个纯粹观照的乐趣了。他又反对那班迷醉于时代精神的人们那样把人完全当做时间怒潮上的微波，却以为人这个动物太重要了，不该只当做过去的现象看待。他相信人们的性格有个永久的价值，不应当跟瞬刻的光阴混在一起，因此仿佛也染上了时间性，弄得随逝波而俱亡。其实他何尝注意时代精神呢，不过他总忘不了中心的人物，所以当他谈到那时的潮流的时候，他所留心的是这些跟个人性格互相影响的地方，结果还是利用做阐明性格的工具。他撇开这许多方便的法门，拈起一支笔来素描，写传记自然要变成一件非常费劲的勾当了，怪不得他说把别人生活写得好也许同自己生活过得好一样地困难。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他在世上五十二年里辛苦写成的几部书的内容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