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荆棘路”，这本来是安徒生一篇短文的题目，只因为不是他借以成名的童话，所以一直鲜为人知。
安徒生说：曾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叫做“光荣的荆棘路”，是说一位在后世享有无上荣誉的猎人生前却一直在与无尽的苦难作着殊死的斗争。……假如我们把世界的历史看做一部幻灯片，那么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度，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伟人和殉道者们在走着怎样的一条荆棘路。辉煌而荣耀的画面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尽管每幅画面都随着幻灯机的转动而迅速消逝，却在我们的心上烙下了一个个充满抗争的光辉人生，甚至是一个个充满抗争的光辉时代。让我们想象一下：这里，那里，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殉道者，不断会有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直到世界消亡。
安徒生的这篇短文，讲的是许多先驱者们如何披荆斩棘并饱受磨难的故事。如果安徒生也了解佛教入藏的这段历程，一定也会把它写进自己的文章中去。光荣的荆棘路，一直通向世界的尽头。
1．顿渐之争：摩诃衍与莲花戒的斗法
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
——《佛遗教经》
吐蕃人害怕莲花生的密教咒术，终于把他送出境外，但在墀松德赞的主持下，佛教依然在藏地大张旗鼓地发展着。当时的佛教大国，一个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一个是中原的李唐王朝，两地的僧侣齐集藏地，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国际交流的一件好事，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佛字。可谁知道，两地的僧侣各执一说，竟然在吐蕃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其斗争之激烈，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年的佛教与苯教之争。
这件事情的因缘，可以追溯到巴赛囊的身上。我们从前文已经看到，在弘扬佛法这件事上，墀松德赞最得力的助手就是这位巴赛囊了。无论政治气候怎么改变，无论前途吉凶荣辱，巴赛囊始终站在佛教的一边。有人一定会问：巴赛囊的向佛之心为什么如此坚定呢，毕竟这在当时实在要算特立独行的呀？
不错，巴赛囊是真心向佛的，并不是借宗教来作政治投机。他之所以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佛法的神奇。
当初，在巴赛囊的子女中，曾经有兄妹两人同时夭折，巴赛囊请了汉地的僧人为他们作了一场法事。结果一年之后，巴赛囊又得了一个儿子。随着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竟然不断地回忆起前生的往事，巴赛囊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儿子就是当年那个女儿的投胎转世。从此以后，巴赛囊坚信佛法，再也不曾动摇，即便在佛法被禁的时期，他也偷偷地背着人修习从汉僧那里求来的佛经。
但这事颇有几分蹊跷，因为当时中土的主流佛学并不认为人真的可以投胎转世。总之不管怎么说，巴赛囊就把女儿的投胎转世和汉僧作过的那场法事联系在一起了。这件事被巴赛囊亲笔记录在案，对后来西藏地区“活佛转世”说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大的影响。
巴赛囊对汉地佛教既然有了这样深刻的一番经验，那么在此之后他虽然请过寂护、陪过莲花生，还亲自到印度学过佛法，但也很希望在引入印度佛教之外，把汉地佛教也更多地引入吐蕃。
事情也确是这么发展的，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印度僧侣和中原僧侣齐集藏地，各自传经授法，场面蔚为壮观。这个时候，莲花生的密教基本上已经转入地下，师徒、父子之间口传心授，秘不示人，台面上的佛学主要是寂护一派的中观宗，而寂护大师业已圆寂，弟子们谁也没有老师当年的威望；至于中原的佛教，著名的六祖慧能已经开创了禅宗的一片新天地，一位法号摩诃衍的禅宗大师远行藏地，推广禅宗，收效之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中观和禅宗有什么区别呢？简而言之，中观理论相当复杂，主要靠人逻辑思辨的能力，是用缜密而周详的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明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为何是空、如何是空；禅宗恰恰相反，理论要简单得多，更强调修行的实践。
具体到寂护和摩诃衍，寂护除了中观理论之外，很重视戒律和修行的次第，教人按部就班地解脱成佛，而摩诃衍融会禅门南北二宗，尤其贴近慧能，倡导一种简便易行的修行方式，教人顿悟成佛。
我们要知道，理论性越强，流行性也就越弱，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看看我们今天的佛教就知道，中印两国历史上那么多高僧大德殚精竭虑、博大精深的理论建设只委屈地寄居在象牙塔尖里极少数一些学者的案头，而老百姓的心里无非就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和祈福消灾，即便是对禅宗有兴趣的人，也不过是找一点心灵感悟、抿一口心灵鸡汤而已。而在当年的西藏，这个规律一样适用。所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大批信众涌向了摩诃衍，甚至就连原本寂护门下的信徒也改弦更张，转投到摩诃衍的门下了。
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到底有多夸张呢，我们从当时的记载里就能看到：曾经辉煌一时、作为寂护一派大本营的桑耶寺基本上断了香火，以王后为首，很多贵族子弟纷纷投向摩诃衍，只有少到数得上名字的几个人仍旧坚持着寂护的佛法。
如果任由宗教自行发展，摩诃衍的禅宗必定会彻底吞并寂护的中观派，西藏的佛教从此将是禅宗一统天下。但就在这个关键的转捩点上，身为赞普的墀松德赞再次祭出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武器，分摩诃衍与寂护为顿、渐两派，宣称在佛法上应当是渐悟一派为高。
尽管在佛教理论里众生平等，但在现实世界里，墀松德赞的一句话无疑胜过了其他人的千言万语，也无疑可以把顿悟一派偌大的发展一下子打回原点。佛教界自然兴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有人记载下了那个群情沸腾的场面：摩诃衍的弟子们在不忿之下做出了一连串的激烈举动，有人割掉了自己的肉，有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甚至还有自焚而死的，另有许多门徒手持利刃，扬言要杀尽渐悟派的信徒，然后自尽在王宫之前。渐悟派硕果仅存的信徒们也不甘示弱，声言顿悟派的教义与印度佛教不合，请赞普严禁之。
佛经里讲过这样一句话：“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纵然可以使清冷的月亮变热，可以使火热的太阳变冷，也不可以使佛的真理有丝毫的变异。信仰关乎真理，真理总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
墀松德赞虽然成功解决过苯教与佛教之争，此刻面对佛教内部的门派之争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更何况这内部斗争的形式比当初的“敌我斗争”还要严峻，当年对“敌我斗争”还能搞一下平衡，如今的内部斗争却必须分出个你死我活，不留一点转圜的余地。
无奈之下，墀松德赞只好把一位信得过的、正在外地修行的高僧召了回来，向他请教办法。这位高僧答道：“寂护大师生前早就预见过今天的局面，当时他说：当佛教内部因为见地不同而发生争执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学生莲花戒请来辩论。”
于是，辩论大赛再一次召开了，只不过辩论的双方由当初的苯教和佛教变成了佛教内部的两派。
这一场辩论大赛可谓万人瞩目，莲花戒与摩诃衍各自引经据典、舌灿莲花。事关本教派的生死存亡，所以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高手对决，令观者如醉如痴。
佛教素来都有教理辩难的传统，在宗派内部有学习性质的辩难，宗派之间有一决高下的辩难，所以佛教专门发展出了一套因明学，也就是逻辑学，训练僧侣们在说理与辩难中使用严密的逻辑语言，并且可以准确发现对手论证中的逻辑漏洞。现代读者对佛教的这一面不但已经很陌生了，而且还相当排斥，认为佛法要靠践行、靠感悟，拒绝逻辑思辨，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就是人心向简、古今有异呀。
论辩大赛的结果到底如何呢？——两派人士各有各的记载，而最困惑我们的是：两派都说自己赢了、对方输了。
哪怕用上最最玄妙精微的佛法，恐怕也难以解释这个矛盾。好在学者们经考据达成了颇为一致的意见：莲花戒赢了，摩诃衍输了。
这个结果倒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上一次的辩论大赛是由墀松德赞作出最终裁决一样，这一次墀松德赞分明站在了莲花戒的一边，结局也就毫无悬念了。在莲花戒一派的记载里，摩诃衍他们终于无言以对，只好供上花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个说法虽然可能有夸大之嫌，摩诃衍一派未必甘心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他们毕竟败了。从此，摩诃衍一派返回内地，有些骨干驻留在敦煌一带。虽然后来又在移居敦煌的藏人当中再次兴起了学禅的热潮，但在藏地，禅宗再也没能卷土重来。
而渐宗的胜局也为西藏的佛教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佛法修行必须按部就班，也就是要按照“次第”来修行，既没有“拈花一笑，洞然明白”的潇洒，也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直捷。后来西藏佛教的不同派别基本都秉承着这个思路——在那些经典名作里，从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到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把修行次第的教理发挥到了极致。
这对普通人也大有影响，我们看今天的汉地，信佛的人多，懂点佛理的人也多，不过大多都是耍一点禅机，玩一点感悟，说一点玄的虚的而已。而在西藏，普通的藏民都会以五体投地的姿态走着长长的转经路，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姿势都不敢稍有松懈。我们之所以会为之感动，是因为我们全不是这种做派。
话说回来，了解一下摩诃衍与莲花戒的这一场“顿渐之争”，对我们认识本书传主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这可以破除一种流传很广的误解，即认为仓央嘉措的所谓“情歌”其实就像禅宗的那些艳情体的证道诗一样属于“道歌”，表面写的是男女情爱，实际则是借男女情爱来象征一种宗教上难以言传的悟境。
除了一些大众读物，甚至在个别的专著和论文里也出现过这种误解，但只要我们了解过墀松德赞时代的这次“顿渐之争”，就会知道随着摩诃衍的失败，禅宗基本上就绝迹于藏地了，所以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不可能沿袭有禅宗艳情体证道歌的传统。仓央嘉措的情歌，只能是为情而写的。
这里之所以要到很久远的地方追溯“前因”，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加清晰地明白“后果”。
2．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