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因此他们将会跪到他的脚下，向他祈求、致敬，估量着他将来的权力，向他献媚。
阿得曼托斯：这是常见的。
苏格拉底：你以为这个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个大邦的公民，并且富有财产，出身高贵，再加上人品俊秀，身材魁伟，他会不会野心勃勃而不能自制？幻想自己不仅有能力支配希腊人的事务而且有能力支配希腊世界以外的事务，于是变得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起来呢？
阿得曼托斯：肯定会这样。
苏格拉底：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即使有人轻轻地走来对他说真话，告诉他，他头脑糊涂，需要理性，而理性只有通过奴隶般的艰苦磨炼才能得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你认为他能容易听得进不同的话吗？阿得曼托斯：绝对听不进。
苏格拉底：即使假定这个青年素质好容易接受忠言，听懂了一点，动了心，被引向了哲学之路，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时候他原来那个圈子里的人由于预感到自己将不再能得到他的帮忙，他们将如何动作呢？他们就不会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来阻挠他被说服，并使任何想说服他的人都无能为力吗？哪怕既用私人阴谋又用公众控告，他们也要达到这个目的。
阿得曼托斯：这是完全肯定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这个人还能继续研究哲学吗？
阿得曼托斯：根本不可能。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说得没错吧：如果构成哲学家天赋的那些品质本身受到坏教育或坏环境的影响，就会跟所谓的美观、富裕，以及所有这类的生活福利一样，成为某种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
阿得曼托斯：的确没错。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我们说过适合于最善学问的最佳天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得的——其灭亡的道理就是这样，也就说这么多。那些对城邦和个人作大恶的人出自这一类；同样，那些对城邦和个人造大福的人——如果碰巧有潮流带着他朝这方面走的话——也来自这类；反之，天赋平庸的人做不出什么大事来，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都是如此。
阿得曼托斯：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那些最配得上哲学的人就这么离弃了哲学，使她（把哲学比做一个妇女）孤独凄凉，这些人自己也因而过着不合适的不真实的生活；同时那些配不上的追求者看到哲学没有亲人保护，便乘虚而入，玷污了她，并使她蒙受了上述你所指出的，她的反对者加给她的那些恶名——说她的配偶多数是应对许多罪恶负责的，少数是一无是处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确实有人说过这些话。
苏格拉底：这些话很有道理。因为还有一种小人，他们发现这里满是美名和荣誉头衔却没有主人看守，他们就像从监狱逃进神殿的囚徒一样，跳出了自己的技艺圈子进入了哲学的神殿。须知，尽管哲学眼下处境不妙，但与其他技艺相比，依然保有较高的声誉。于是许多不具完善天赋的人就这么被吸引了过来——虽然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可他们被哲学吸引过来不是必然的吗？
阿得曼托斯：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你不觉得他们像一个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且走了好运的癞头小铜匠吗？他洗了个澡，穿了件新外套，打扮得像个新郎，去和他主人的女儿（一个失去了照顾、处于贫穷孤独境地的姑娘）结婚。
阿得曼托斯：确实是一模一样。
苏格拉底：可是这样的一对能生出什么样的后代呢？不就是劣等的下贱货吗？
阿得曼托斯：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因此，当那些不配学习哲学的人，却不相称地和哲学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思想和意见来呢？他们不会“生出”确实可以被恰当地叫做诡辩的，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配得上或接近真知的东西来吗？
阿得曼托斯：的确。
苏格拉底：因此，阿得曼托斯，剩下来真正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有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了：他们或许是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处于流放之中，因而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从事哲学；或许是生于一个狭小的城邦的伟大的灵魂，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务；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于是脱离了他所藐视的其他技艺而改学了哲学；还有一些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塞亚格斯（苏格拉底的学生，其人另见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及伪托的《塞亚格斯》篇对话）的缺陷束缚了他们，因为就塞亚格斯而言，他具备所有背离哲学的条件，但是他病弱的身体使他脱离了政治，没能背离哲学。
至于我自己的情况则完全是例外，那是神迹，以前很少有别人遇到过，或者压根儿就从来没有任何人碰到过。已经属于这极少数的道中之人，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他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了群众的疯狂，知道在当前的城邦事务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健康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正义战士的盟友来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就好像是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他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最后就只能够早死了——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对己对人都无贡献。由于所有这些缘故，哲学家都选择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是一个在一堵墙下躲避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只求自己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能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阿得曼托斯：噢，可是他生前的成就不算最小呀！
苏格拉底：不是最小，但也不算最大。一个哲学家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哲学家本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进而才能保卫自己和公共的利益。我觉得我已经将哲学受到非议的原因以及非议的不公正性解释得很充分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阿得曼托斯：对于这个问题我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你觉得哲学家适合当今哪种政治制度呢？
苏格拉底：一个也没有。我之所以怨恨现行的政治制度，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堕落变质。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最后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没法保住自己的本性，从而败坏变质了。如果哲学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就可以让人看得很明白，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只不过是人事，而只有哲学才确实是神物。到此我想下面你要问，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了？
阿得曼托斯：这次你猜错了；我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即，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我们在描述“建立”的这个城邦？
苏格拉底：从其他方面看，它就是我们的那一个；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以前曾说过，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必须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物：他对这个国家的制度抱有一种想法——如同你作为一个立法者在为它立法时的想法。阿得曼托斯：是的，曾经说过那一点。
苏格拉底：但是，当时对它的解释还不充分；尽管你的插言反驳曾使我们害怕，但这些反驳的确表明：这一讨论是漫长的和困难的；仅仅是剩下来要解释的这个部分也绝不容易。
阿得曼托斯：那剩下来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是这个问题：怎样可以使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不腐败呢？
俗话说得对：好事多磨。一切远大的目标沿途都是有风险的。
阿得曼托斯：还是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以结束这一解释工作吧。
苏格拉底：如果说我缺少什么的话，不是缺少愿望，而是缺少能力——只有这一点可能妨碍我。但是你会亲眼看到我的热忱。还要请你注意到，我将非常热忱、勇敢地宣称，为了很好地从事哲学研究，这个城邦应该采用和当前完全相反的做法。
阿得曼托斯：到底是什么做法？
苏格拉底：当前，人们学习哲学是在童年和成家立业之间的阶段。他们在刚刚开始接触到哲学的最困难部分，即推理论证时放弃了学习，这样他们就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哲学家了。他们认为以后有机会应邀去听一次别人的哲学辩论是件大事。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应该在业余的时间做。到了老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熄灭得更彻底（见第尔斯辑录i、3，原书78页，残篇6，参见，亚里士多德《气象学ii、2、9；卢克莱修《物性论》第V卷662行，中译本306页注），以致再也不能重新亮起来了。阿得曼托斯：那么，应该怎样做呢？
苏格拉底：应该完全相反。如果我们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幸福，并且当死亡来临时，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样的幸福，在他们年少时，他们学习的哲学功课就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应是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当他们的灵魂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当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为政治军事服务的年龄时，就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只专心从事哲学研究。
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我相信你的话非常热忱。不过，我觉得，你的大多数听众永远不会被你说服的，他们甚至会更热忱地反驳你，其中尤其是色拉叙马霍斯。
苏格拉底：请你别挑起我和色拉叙马霍斯的争吵，我们以前就不是敌人，并且现在我们刚交了朋友。我们将不惜一切努力，直到说服他和别的人，或是达到某种成果，以便在他们重新投胎做人时，或者以后碰上此类讨论时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阿得曼托斯：你的预言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呀。
苏格拉底：不，它算不了什么——和永恒的时间比起来。不过，即使我们说服不了大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实，他们看到过的哲学只是在人为地生硬地堆砌词语（而不像我们进行论证时这样自然地结合的词语）。他们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在言行两方面尽可能和至善本身完全相称相像的人统治着一个同样善的国家，更不用谈多见了。你说是吧？
阿得曼托斯：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啊！关于自由人的正当论证，他们也没有足够地听到过。这种论证目的在于，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求真理以得到知识，远离狡黠和挑剔，因为它们只能在法庭上和私人谈话中导致意见和争端。阿得曼托斯：他们是没听到过这种论证。
苏格拉底：因为这些缘故，且由于它们的可预见性，所以我们尽管害怕，还是迫于真理，不得不宣称：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虽然他们当前被称为无用的，但一旦他们因某种必然性而被迫出来主管城邦（无论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管理时；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或当权者的儿子、国王的儿子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这样无论国家、城市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在我看来，并没有理由认为这两种前提（或其中任何一种）一定是不可能的。假如真的不可能，那么我们确实应该被称做梦想家，受到人们的讥笑。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只要在极其遥远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遥远的蛮族国家，或者将来有朝一日，某种必然的命运迫使最善的哲学家来管理国家，我们就可以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或将会实现的，因为是哲学女神在控制国家。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件困难的事情。阿得曼托斯：我也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说：大众不这样认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别完全责怪群众。如果你和风细雨地而非好斗地劝告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对学习的恶感，向他们说明你所谓的哲学家是指什么样的人，给他们说明哲学家的天性和其所从事的学习，那么，他们是一定能改变以往对哲学家的看法的。或者，即使他们不改变自己考查哲学家的角度，你不认为他们还是可能改变自己的意见和答案的吗？或者，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是一个不嫉妒、温文的人，你认为他会用粗暴对待温文的人、用嫉妒对待不嫉妒的人吗？让我来代你回答：如此粗暴的天性只会在极少数人身上出现，而不会出现在多数人身上。
阿得曼托斯：你可以相信，我赞同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