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宝石行动
在近现代世界上，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层出不穷。他们遍布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通过武装战争和“恐怖袭击”向政府当局进行抗争。他们是刺客、杀手，潜伏在暗中，为了不同的目的，犯下震惊全球的大案。
然而历史从来都是袒护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留给他们的只有一钵黄土和那遥不可期、犹如镜花水月般的美好理想。纵观历史，莫不皆是如此。
在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中，各国政要的生命安全时刻饱受着未知的威胁。你根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会突然射出一颗致命的子弹，又或者是引爆杀伤力极大的炸药。即便是最严密的防卫，也很难挡住恐怖分子的刺杀。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向我们阐述了一个悲哀的事实：人类的历史进程，从来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战争；而人力社会的发展，其最大的推动力量，竟然还是战争！
随着科技的进步，军事科技的发展，刺杀和暗杀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防范，刺客一旦出手，基本上就注定不会空手而回。不过，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死，却在悲壮的色彩中，又多了一丝令人扼腕叹息的味道。
1978年3月16日，对于意大利人民而言绝对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意大利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先后五次出任共和国总理的五朝元老阿尔多·莫罗，竟然遭到恐怖组织“红色旅”的绑架，并在55天后的5月10日被枪杀，尸体在加塔尼街距离意大利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总部所在地耶稣广场只有百步的地方被发现。
这则耸人听闻的消息经由各国媒体报道后，震惊了全世界。
1978年3月16日，无论对阿尔多·莫罗本人而言，还是对整个意大利来说，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由于莫罗从中调解，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达成了“历史性妥协”，建立了战后30年来第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在这一天的上午，莫罗将向议会介绍他帮助组建的这个新内阁，并提请众议院进行“信任表决”。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联合政府就会在这一天开始启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一直持续的无政府社会状态
这一年，莫罗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是意大利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名副其实的元老。他是意大利第一大党的主席，曾先后5次出任内阁总理，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可以说，他是看着新生的意大利成长起来的。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奇迹般的复兴，莫罗居功至伟。
自意大利解放以来，天民党在意大利几乎一直执政，因此，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莫罗的地位可想而知。此外，他还多次出任外交部长，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所以，如果新政府建立顺利的话，那么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上，莫罗绝对会当之无愧地赢得选举，成为新总统。
清晨4 点多钟，莫罗就因为略显激动的心情而再也无法继续入眠。于是他起了床，和往日一样先做了一遍体操，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了洗漱。做完这一切后，他又看了一下日历，日历上清晰地写着三个数字——3·16，没错正是3 月16 日。莫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觉得，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像一个个快乐的音符一样，在他的脑海中跳跃，令整个人的身心都变得愉快起来。
7 点钟，莫罗与夫人一起共进早餐，洋溢在他嘴角的笑容还没有消去。夫人对丈夫的成就也很欣赏，不过，她还是说了一句：“就算国会通过了这个协议，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政治从来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莫罗没理会妻子话中的含义。对他而言，政治就是政治，这与人情是两回事，夫人不懂得政治，提出这种疑问而是情有可原。吃完早饭，莫罗照例拥抱了一下妻子，然后和警卫一道出了门。
他们先去了附近的一个小教堂，莫罗每天早晨都会来这里做上午的弥撒。随后，警卫将手提公文包交给他，一行人登上了莫罗的天蓝色菲亚特130轿车，他的一个保镖早已在司机身旁坐好。这只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莫罗的警卫里奇曾经多次要求他将菲亚特换成防弹汽车，但莫罗拒绝了。几十来年，他生活在意大利这块徒弟上，一直是轻车简从，从不招摇。很多时候，他甚至是步行上班。
莫罗认为，这样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至于说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倒是很少考虑。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家，而目前的意大利又是问题成堆，社会治安形势复杂，但是，莫罗还是认为，不会有人与他为难的。或许，莫罗相信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他的人格力量。
莫罗看了看时间，刚过8点，他吩咐司机开车，轿车启动后，向国会大厦的方向疾驶而去。包括里奇在内的另外4个保镖乘坐着一辆乳白色警车，紧紧尾随于后。十几分钟后，轿车已经驶进了，前面不远处就是玛丽奥夫尼大街和斯特里大街的交会处，过了这个交会处，国会大厦也就到了。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莫罗做梦也没有料到，一支名为“红色旅”的意大利恐怖组织早已经在前面为他设好了陷阱。
意大利是西欧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政治上极端主义的传统，或叫做“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同时，意大利还是在20年代最早尝到***滋味的国家。黑手党在意大利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搞的恐怖活动也早已成为意大利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成为西欧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社会矛盾始终尖锐，党派林立，丑闻不断，危机重重，政府更迭频繁，政局待续动荡。战后的43年中，曾更换过47届政府。因此，人们常把意大利描绘成“一个在危机的海洋中失去了光标的社会”。
意大利社会的这种混乱状况，为极左派、极右派新***主义和黑社会的各种恐怖组织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土壤。据意大利内政部的统计数字，在这片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活跃着70多个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些组织都给自己起了各种各样非常动听的“革命”名字。而“红色旅“就是其中成立较早、影响最大的一个极左派恐怖组织。
1968年，由于无政府状态对于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意大利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愈演愈烈。当时，意大利政府采取大学开放政策，各类学校广收学生。但是对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和安排则无人过问。意大利的失业率高达7％以上，面对潮水般的学生涌入社会，就更难以应付。在失业者中70％是不到30岁的青年人，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米兰、都灵、热那亚这些“工业三角”的城市，根本无法吸收500万来自南部萧条地区的农场的人员。种种社会弊端，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都于1968年达到了高潮。
同时，60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比的时期，各种各样的“革命学说”层出不穷。有些知名教授和左派学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并吸收了南美洲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思想，错误地提出：通过少数人建立“无产阶级武装中心”，制造恐怖事件，迫使当局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从而“暴露国家制度的真面目”，以激起人民的武装反抗，就能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政治观念还不成熟的大学生，并且后来成为“红色旅”组织产生的思想基础。
1969年秋天，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无统一政府的意大利当局已经无力解决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腐败、通货膨胀、住房紧缺、福利下降等现象将人民的不满刺激到了极点。意大利的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掀起了“秋热”工潮。
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让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萌生了反抗社会的渴望，以发泄心中的绝望和不满情绪。因此希望通过“红色旅”这样的恐怖组织来表达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旅”开始酝酿成立。
红色旅的主要创建人是雷纳托·库尔乔，他思维敏捷，兴趣广泛，满脸的胡子中似乎还透露出几分凶残。1967年，当库尔乔在都灵市特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是一个刚满22岁的大学生。受到一些极左思想教授的影响，他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左派思想小组。
他在不断参加群众示威活动的同时，逐渐产生了组建城市游击队的想法。他们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南美洲的切·格瓦拉城市游击队的模式中获得启发和鼓舞，从传统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中取得经验。1969年，库尔乔和玛格丽塔·卡戈尔结婚后，移居米兰，并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狂热分子，在1970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了红色旅。红色旅的第一批成员基本上都是20多岁的青年，出身于各种各样社会背景的家庭中：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都上过大学，并在大学里成为政治上的极端分子。
红色旅的徽号是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和一挺机枪，红色的五角星星象征着红色政权，这是库尔乔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机枪则寓意以武装夺取政权。创建人除了库尔乔，还有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
库尔乔认为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必须要确立一种指导思想，为此，他总结了从大学那些极左思想教授提出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衍生物。在1978年2月“红色旅”组织的一份《关于战略方向的决议》文件中，不难看出在1969年“红色旅”成立到70年代初，它的政治思想经过了一定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一战”时期的那种帝国主义已被“跨国公司帝国主义”所取代。因此，意大利工人奋起反抗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只不过是针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局部代表而已。意大利工人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西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第二，世界帝国主义只能靠把全部政治生活集中到国家机器手中的办法，才能维持其对意大利的统治。如今的各个政党不过是工具，是“国家机器的喉舌”。
第三，由于工人已奋起反抗跨国公司帝国主义，由于国家机器的镇压已遍及整个社会，因此，国内的阶级斗争必须采取为争取民族解放所曾采取过的持久游击战形式。
如果说，库尔乔为“红色旅”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社会学家乔治·塞梅里亚则是为它制定了组织原则。“红色旅”在组织上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6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即纵队。全部人员被分成5个纵队——米兰纵队、都灵纵队、罗马纵队。威尼斯纵队和那不勒斯纵队——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纵队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每个纵队都是是“完整的政治——军事单位”，彼此间相互独立。按红色旅的文件，新纵队必须尽可能产生一个或几个头目，再由他们去串联别人，这样有利于保守机密。
“红色旅”组织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这样，即使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也不会给其他小组带来威胁。只有在进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才将各个小组组织在一起，以“纵队”或是“旅部”的形式进行活动。意大利的一位警官如此形容“红色旅”组织：“红色旅”组织的结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从1969年底成立到70年代初是“红色旅”的初创时期。那时，这个组织主要是以米兰市为中心，组织、训练所谓“历史性的核心”。“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怠工、破坏工厂等活动，要求住房、就业和增加工资；并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他们在学校中也举行过罢课、罢教、走上街头示威等活动。因此对社会各阶层中对现实极其不满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红色旅的成员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同情者和支持者一度达到200万人左右。
然而，不久以后，红色旅就迫不及待地走上了单一的恐怖主义道路。他们采取袭击、暗杀、绑架等手段，企图震慑对手，扩大影响。他们把这种恐怖活动称作“武装宣传”。
红色旅最初的战斗，是叫做“使权力机构残废”的行动，库尔乔认为，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官员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瘫痪。所以，一时间，意大利各地发生了多起打残政府官员的恐怖行为——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起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抽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了他，朝他的膝盖打了几枪；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发生射击官员膝盖的事件。
这种类似刺杀行动却并不取人性命而代之以打废膝盖骨的恐怖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夜之间，意大利人民发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国土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红色旅”。
除此之外，“红色旅”还纵火烧毁或炸掉一些私人企业，袭击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活动分子，绑架人质。在“红色旅”活动的初期，行动经常得手，成员不断增多。这个组织有理论，有纲领，鼓吹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标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组织。这一切无不强烈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中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红色旅”在这一时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
1973年3月，红色旅劫持了一名叫马基亚里尼的地方官员，这是它的第一次绑架行动。从此，这个组织的绑架行动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起来。
1973年12月，红色旅由于绑架都灵菲亚特公司的人事科科长而大出风头。1974年4月16日，在全国就离婚问题进行投票之前的十分浓厚的政治气氛中，红色旅又绑架了热那亚的检察官马里奥·索西，以此要求释放他们在狱中的同伙。这一次绑架案，令“红色旅”声威大振。
1974年6月17日，在帕多瓦的扎巴雷拉大街上，红色旅成员和极左翼团体之间交上了火，两名新***分子在红色旅手下丧命。这是红色旅第一次杀人。从此，“红色旅”恐怖分子们开始杀戒大开。
红色旅的活动引起了意大利当局的严重不安，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1974年9月，“红色旅”的两个“历史性领袖”——雷纳托·库尔乔和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在皮内罗洛被宪兵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批骨干成员。库尔乔和整个领导核心的被捕，标志着“初期的红色旅”的第一段结束了，残存的成员从此自称“第二代”，开始他们杀人的新阶段。从此，意大利不断受到“红色旅”恐怖活动的冲击，亚平宁半岛再度被血雨腥风笼罩住了。
库尔介被捕后，被投入设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瞳萨列蒙菲栏托的监狱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卡戈尔为营救丈夫而多方奔走，绞尽脑汁。1975年2月，这个非凡的女人竟率领“红色旅”成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劫狱行动把库尔乔抢走，但她自己却在行动中被警方击毙。库尔乔咬牙切齿地发誓，要用更多的恐怖活动来报复意大利政府。
然而，库尔乔的运气自从被逮捕后似乎一直不佳，即便是被成功劫出监狱，他也付出了妻子丧命的惨痛代价。为了报复意大利政府，4个月后，在他的策划下，“红色旅”又绑架了香槟酒百万富翁瓦拉里诺甘恰，但这一次的绑架却并没有能够成功。意大利警方侦查到了他们的隐藏地点，在与警察交火的过程中，库尔乔负伤逃走，他的副手马拉斯基在这场战斗中被俘，后来被判处了30年徒刑。不久，在米兰寓所里，库尔乔再次被警察抓获，锒铛入狱。至此为止，已有150多名红色旅分子身陷囹圄，“红色旅”至此元气大伤。
然而，这些思想狂热的“红色旅”残余分子在库尔乔二次被捕之后，非但没有就此收敛，反而再一次顽强地纠集起来，重建了组织。科拉多·阿卢尼，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接替了库尔乔的位置，成为这个组织的新领袖。比起库尔乔，阿卢尼更加精通和热衷于恐怖活动，被称为是“使红色旅实现转向系统的恐怖活动理论家”。
围绕着审判库尔乔等人的事件，红色旅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空前白热化的恐怖与反恐怖较量。库尔乔的落网让意大利政府有些喜出望外，他们认为只要库尔乔招供，“红色旅”，这个社会的毒瘤便会从意大利的肌体上摘除。但很快他们发现看错了人，不论是金钱、地位还是以终身监禁相威胁，库尔乔总是保持沉默。
为了打击“红色旅”的气焰，意大利的司法部门开始组织对库尔乔的审判，准备将他绳之以法。但是，库尔乔的能量这时才充分释放出来。当库尔乔还是自由的时候，他没有斗得过警察，可是，当他身为犯人时，却挫败了法庭对他的审判。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庭是无权对他进行审判的。
在法庭上，库尔乔怒视着大法官巴巴诺，指着他的鼻子大叫：“该审判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意大利人民法庭总有一天会审判你们的！” 同时，他警告陪审团的成员：“你们！立即离开法庭！否则，我们的同志会把你们一个个杀死，就像杀狗一样！”结果，由于陪审员畏惧“红色旅”的凶威，只能向法官提出：由于被告咆哮公堂，妨碍了司法公正，他们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拒绝充当陪审员。
西方不少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陪审员基础之上的，没有陪审团，法官无法量刑，也无法作出判决。库尔乔利用了“红色旅”近年来在意大利的赫赫凶名，在法庭上制造了一场无形的“红色恐怖”，让每一个陪审员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从而迫使这场审判最终流产。
这一次对库尔乔的审判因为陪审员的畏惧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红色旅”的残存成员也在积极行动着。挫败对库尔乔的审判是“红色旅”的最高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红色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极力阻挠审判，并扬言再次劫狱。
根据意大利的司法制度，被告有权为自己进行辩护，法庭也有义务为被告指定律师进行辩护。在这种司法制度下，在政府的指定成为了库尔乔的辩护律师。
柯罗希是都灵市一个德高望重的律师，在意大利司法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显示对库尔乔的审判是公正的，意大利请出了这位老律师，让他为库尔乔辩护。然而，库尔乔对此却不屑一顾。当柯罗希前往监狱，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库尔乔时，库尔乔劈头盖脸地把柯罗希骂了一顿：“笑话！所谓的审判，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堂而皇之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场闹剧而已，还请什么律师？如果要辩护的话，我自己会辩护的！”库尔乔在大学里虽然学的不是法律，但“革命”生涯的磨炼已经足以使他胜任一个律师的角色。而且，他还出言恐吓，让柯罗希“识相点就自己滚蛋”，否则“一定会倒霉跟后悔的”。
柯罗希并不因为他的拒绝和威胁而放弃为他辩护，仍然收集资料，做出庭的准备，然而他的好意并没有被“红色旅”所接受。没过多久，“红色旅”找到了柯罗希，在距离他自己的寓所只有咫尺的地方枪杀了他。柯罗希到死都紧紧攥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为库尔乔辩护的材料。这是阿卢尼的杰作，他与库尔乔里应外合，又一次挫败了政府的审判。
在这种恐怖效应的面前，还有谁敢充当审判库尔乔的辩护律师和陪审员？为此，审讯拖了很久才重新开始。
1978年，大法官巴巴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12名不怕死的人，才重新组织起一个陪审团，并定于3月17日进行新的一次审讯。为了使这一次的审判能顺利进行下去，这次法庭被放在一个兵营里，政府特地抽调了4000 名警察来维持治安，如果“红色旅”妄想来劫法庭，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全军覆没。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次审判开庭的前一天，“红色旅”为营救库尔乔而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那就是：绑架莫罗。
“红色旅”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安排。阿卢尼认为，只有用莫罗这个最有影响的老牌政治家的生命，才有可能换取库尔乔获释。因此，筹备工作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个行动后来被人称为“最凶猛和最大胆的行动”，它的代号是——“宝石行动”。
阿卢尼和他的同伴们多次勘察地形，选择路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实战演练，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他们当中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名叫安娜，别看她长得娇小细嫩，楚楚动人，却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曾就读于特伦多大学，是库尔乔的同窗和挚友，绑架莫罗的行动就是她阿卢尼一起策划的，而且她同时也是这起绑架行动的执行总指挥。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和秘密监视后，安娜发现在他们要下手的地点，每天早晨6点半钟都有一个花匠开车到这里卖花。为了不让他妨碍“宝石行动”，她派人在前一天夜里潜入花匠的家，把他的汽车轮胎全部刺破，使其第二天不能照常在老地方卖花；为了在得手后顺利逃跑，她派人偷来一辆警车，因为在罗马，只有警车才能畅通无阻；另外，为了不引起莫罗保镖的怀疑，他们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旅行车。为了关押莫罗，他们用了大半年时间在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中盖了一座隔音的密室。总之，为了绑架莫罗，“红色旅”可谓是费尽了心机，做足了准备。
就在莫罗做完上午的弥撒从教堂动身前往国会大厦的时候，这个被命名为“宝石行动”的绑架计划也正式启动了。
8点整，一切都在按预先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2名参加行动的恐怖分子，各就各位，等待着莫罗自投罗网。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的交叉处，因为意大利航空公司有许多飞行员和乘务员就住在附近，4名“红色旅”罗马小组的成员在安娜的指挥下，化装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雇员，身穿制服，提着旅行包，像是在等候机场的班车似的，静静地站在这通往国会大厦的必经之路上。马路对面站着几个身穿电话公司制服的“红色旅”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动的同时破坏这一带的电话线，为安全撤离现场争取更多的时间。一切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就等莫罗自投罗网了。
9点整，莫罗的轿车沿着斯特里大街驶来，保镖的随车紧紧跟在后面。安娜轻轻咳了一声，另一个人摘下帽子，布置在四周的“红色旅”成员看见这个暗号，马上明白：“宝石行动”正式开始！
马上，一辆白色的菲亚特旅行车从一条小巷里开出来，在斯特里大街中央缓缓而行。莫罗的车恰在此时来到，只好被迫减速。莫罗的保镖里奇有些警觉，当菲亚特从巷口里冲出来，他就注视着它；不过，他看到，前面的车挂的是外交牌照，一直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他还注意到，前面的路口处，有四个人穿着民航制服、手里拎着旅行包，他们似乎在等车。
但是，里奇这次失算了。前面的那辆菲亚特挂的确实是外交牌照。这是一辆委内瑞拉大使馆的车，但是，现在车子里坐的却不是大使馆里的人，而是“红色旅”的战士。他们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了这辆车，而其目标，当然是意大利五朝元老——莫罗。
莫罗的车跟在旅行车后面缓缓行驶了100多米，来到了两条大街的交叉处。莫罗的司机正准备加速超车，前面的旅行车骤然停住。司机手疾眼快紧急刹车，才没有撞上去。而保镖们乘坐的第二辆车则因刹车不及，撞上了莫罗的车尾。两辆车里顿时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埋伏在路边的4名“红色旅”成员迅速从旅行包里掏出冲锋枪，闪电般冲到两辆汽车前，他们用他们用枪托猛力击碎挡风玻璃，对准前座位就是一阵猛扫。莫罗的保镖和司机已被撞得昏头昏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命丧黄泉。
从撞车到所有保镖被击毙，只有几十秒的时间。坐在另一辆汽车中的4名保镖见势不妙，刚要拉开车门冲出去，密集的弹雨就把3个人击毙在车中。另一名保镖手脚敏捷，奋力冲出车门，并迅速掏出手枪。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一梭子弹打成了“马蜂窝”。
红色旅打开了菲亚特轿车的后门，用冲锋枪指着莫罗，大声喝道：“滚出来！”
在“红色旅”成员的持枪喝令下，莫罗双手紧紧抱着公文包，面无血色，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了下来。一颗子弹击伤了他的屁股，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红色旅”的成员迅速将他押上了那辆偷来的警车，随机警车呼啸而去。
这一切，都在几十秒钟内结束。有一个从附近的咖啡馆里看见了整个绑架过程的目击者惊魂未定地感叹道：“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在当时有不少目击者试图打电话报警，但由于电话线被事先切断，警察几十分钟后才匆匆赶到现场。此时“红色旅”成员已把莫罗关押进事先修建的密室里，并躲过了意大利宪兵和警察的大搜捕。
短短的瞬间，“红色旅”筹划了半年之久的绑架案，终于以绑走莫罗而宣告成功。斯特里大街上到处是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整条大街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
人群的大多数面色平和，看上去似乎显得很镇定。这样的事情他们见得太多了，近几年来，在意大利，枪杀和绑架几乎每周都会发生。然而，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今天的绑架案不同寻常，因为，今天，就在刚刚，那个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是人，正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意大利“国魂”、领袖阿尔多·莫罗。
莫罗的妻子依列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了莫罗被绑架的现场。当她看到一地的碎玻璃、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汽车和车内死状可怖的一具具尸体时，这位一贯以稳重和冷静而著称的前总理夫人似乎是想象到了莫罗被绑架时的求情景，顿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莫罗遭绑架的消息，如闪电般迅速传遍了全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惊诧。罗马戒严！全国戒严！意大利整个国家机器为之高速运转起来。全国取消了警察的休假，调集5000人增援罗马地区。次日，政府又调来五万军队加入搜捕的行列。
警方首先封锁了通往蒙马里奥区这个出事地点的所有道路，接着又在首都周围的道路上设置了路障，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直升机在市中心低空盘旋着进行搜索，巡逻汽车鸣着警报器飞快地开入市郊，不安和恐惧弥漫了整个罗马。政府指望通过这种地毯式的搜查行动能够找到莫罗的下落，一时间，罗马街头军警林立，到处都是鸣着警笛的警车在奔驰，一队队警察在居民区进进出出。自墨索里尼的***党垮台后，意大利人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了。
军警把偌大的罗马城像篦子梳头似地细细地搜过了一遍，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在议会中，意大利共产党、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一致谴责红色旅这一残暴的恐怖行径，他们惊呼：“这是意大利解放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事件，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意大利各城市，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头示威，他们高呼着：“释放莫罗！释放莫罗！”
然而此时，并没有人知道绑架莫罗的就是“红色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是谁绑架了莫罗？在最初四十八小时里，这是一个谜。众说纷纭。世界也在猜测。
直到3月18日中午，罗马《信使报》的记者巴沙拉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按照电话的指点，巴沙拉跑到市中区一个立体交叉桥的人行道上，找到了“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和莫罗的一张照片。在那张黑白照片上，莫罗哭丧着脸，双目无神，似乎两天间就苍老了许多。在莫罗身后墙上，还挂着一面旗帜，上书“红色旅”几个大字。
在“第一号公告”中，“红色旅”列举了莫罗的几大罪状，为其绑架莫罗的行径辩护，并提出条件——释放库尔乔。库尔乔是“红色旅”的领袖，而莫罗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的领袖，双方进行对等交换。
当库尔乔在都灵的大监狱里从收音机中听到了绑架成功这一惊人消息后，兴奋至极，他仰天发出一阵狂笑，并连声喊道：“干得好！干得好！‘红色旅’万岁！”在押的其他“红色旅”分子也一个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有人甚至高声狂唱起来。
3月19日，《信使报》总编辑部接到了红色旅的一个简短声明。在电话中，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宣布：“我们是‘红色旅’。绑架莫罗仅仅是‘红色旅’向国家心脏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如果当局不立即停止审讯并释放我们的战友，明天将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遭到绑架。我们限当局在48小时内，在各个全国性广播电台作出答复。”
绑架莫罗还给红色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宣传良机。他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告，喋喋不休地介绍他们的理论，试图扩大影响。
此时，意大利的警察仍在继续着规模空前的搜查行动。但是，任谁也没有想到，莫罗其实并没有离开罗马。他所在的地点甚至距他被绑架的斯特里街不太远。安娜深知不管他们的事先准备多么充分，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他们是跑不出多远的。因此，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藏匿之处。那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离事发地点仅几百米。就在莫罗被绑架的那一天，警察已经对这个修理库进行过搜查，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红色旅”改造过的隔音密室。
被关押在密室的莫罗，身体条件一天比一天糟糕，屁股上的枪伤已经开始化脓，“红色旅”不想对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因此，拒绝给他医治。莫罗痛苦不堪，每天，他必须听“红色旅”对他的指控，接受对他的“正义审判”，还必须阅读“红色旅”的“革命文学”和“红色旅”的文件、公告、大事记。连续不断的心理折磨与车轮式的疲劳轰炸渐渐摧毁了莫罗的心理防线，他每天噩梦不断。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向政府施加压力。3月25日，红色旅寄出了“第三号公告”，并同时公布了莫罗写给内政部长科西加的一封信，在信中，莫罗措辞委婉地请求政府释放库尔乔等人，以换取他恢复自由。
他写道：“这些天，我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犯，作为天民党主席被审判在上述情况中，除了涉及不能忽视的人道考虑外，还涉及国家的理性。国家理性首先意味要考虑我目前的处境，我处于完全的、没有控制的统治之下，并有可能被迫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危险的方式讲话。让无辜受害者为担负的合法原则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是不能容许的。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制止对国家生活中高级人物绑架就说它丢了脸。”
“当谈到国家的活动时，我想起了勃列日涅夫和皮诺切特的交换，即大量交换特务，把持不同意见者驱逐出苏联领土。”
“望上帝向你们显示出最好的途径，以使你们避免陷入痛心的事件之中，很多事将取决于这一事件。顺致衷心祝愿。”
莫罗的信当天就在罗马《人民报》上全文发表了，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意大利政府和天民党认为，尽管这封信确实是莫罗的手迹，但莫罗是被迫写的，甚至可能受了药物的影响。政府的立场坚决不变，那就是不接受红色旅的任何讹诈。
意大利第二大党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民主政权决不能向恐怖主义低头”。红色旅不断发出新的公告，莫罗的亲笔信也一封封地接踵而至，但政府全然置之不理，拒绝和红色旅进行任何交易。
莫罗的妻子依丽娜多方奔走，希望政府能同“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她来到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声泪俱下地对党的领袖们说：“为了你们这个党，莫罗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那些领袖大都是莫罗一手提拔的，与他私人感情极深。但这件事却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政治无情，依丽娜的哭诉并没有换来政府的妥协。他们沉痛地说：“党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亦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
4月18日，迟迟得不到政府回应的“红色旅”在《信使报》上又发表了“第七号公告”，宣布“人民法院”已判处莫罗死刑。公告中说；“我们已经以自杀的方法处决了天民党主席莫罗。我们将允许找回他的尸体，提供他的尸体所在的准确地点。”公告的结尾处写着：“莫罗已经葬身于杜凯萨湖的泥泞湖底。但仅仅只是一连串‘自杀’的开始。”
莫罗被恐怖分子处死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和意大利检察长立即行动，率领着由警察、消防队和准军事卡宾枪手组成的蛙人小组，乘直升机飞往亚平宁山下的杜凯萨湖。2天后，他们从湖底捞起了一具尸体。然而，经检验，此人并不是莫罗，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牧羊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已经失踪多日了。
4月20日，“第八号公告”出现，公报宣布莫罗仍活着。他们再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天民党人及其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释放我们的战友，时间从今天下午格林尼治时间14点算起，这个时间一过，我们就将处决莫罗！”为了证明莫罗仍然活着，“红色旅”还送出了一张莫罗的照片。在这张特写照片上，莫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神情沮丧地坐着，手里还特意捧着一张最新出版的报纸。
但是，意大利政府仍然没有改变立场。当莫罗发出的第80封信被拒绝后，他就明白，政府是绝对不会他一个人而改变所处的政治立场的。这一刻，他方才想起被绑架那一天的早晨，妻子伊丽娜对他说的那句话：“你知道，政治从来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莫罗一直都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足以改变一切。但他在相信自己的同时，也同时相信了政治，然而，政治是无情的、没有人性的。是的，这一刻，莫罗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政治。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身上的伤痛似乎也不再折磨他了。看着面前的白纸和钢笔，莫罗喃喃地说道：“悲剧，终于要收场了。”
“红色旅”也终于明白了，以莫罗为人质来要挟政府是无法为他们取得胜利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杀死莫罗，这意味着他们这次行动的失败；二是释放莫罗，那将意味着更大的失败。因此，在同是失败的结局中，他们选择了前者。
5月9日，莫罗在密室里度过了他与世隔绝的55天后，终于为他人生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夜半时分，“行刑”开始了。“红色旅”的几名杀手走进密室，向莫罗宣布了“人民法庭”的判决书——“对资产阶级的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都成立，人民决定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
下达判决后，“红色旅”的成员将莫罗提出密室，押到了一辆红色的雷诺牌轿车旁。恐怖分子扒光了莫罗的上衣，喝令他趴下。这次“宝石行动”的总指挥安娜举起装有消声器的捷克造蝎子牌自动步枪，对准莫罗连开了11枪。然而，没有一枪射中他的心脏，这是“红色旅”对这位意大利伟人最后的折磨，以此来报复意大利政府。
莫罗极度痛苦地躺在血泊中，抽搐了几分钟后，才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看到莫罗已经断气，“红色旅”成员又给他套上了遭绑架时穿的那件深灰色衣服，把尸体塞进了雷诺汽车的后排座位上。最后，恐怖分子又移尸到市中心的加塔尼街。这里正位于意大利共产党总部和天民党总部之间。红色旅认为，这象征着两个政党“历史性妥协”的破产。
5月10日，莫罗遇害后的第二天，下午4点30分，3名意大利警察如临大敌地来到了加塔尼街，小心翼翼地搜查着这里的每一辆汽车。刚才，他们接到恐怖分子的一个电话，说已经在这里的一辆汽车中安放了炸弹，即将制造爆炸事件。
这3名警察走到那辆红色雷诺牌轿车前，当他们打开车门时，出现在面前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莫罗的身体蜷缩在车上，像一只烧熟的海虾，脸部是因为极度痛苦而扭曲了的表情。
当罗马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呜咽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意大利人民，意大利举国同悲。悲痛难抑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立即处死库尔乔”、“为莫罗报仇”的口号，来到政府门口请愿。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不同年龄、不同党派的人肩并肩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莫罗的死，他们放弃了分歧。共产党的红旗与天民党的白底红十字旗一起在示威队伍的上空飘扬。
“红色旅”的政治形象急剧下降。如果说，在莫罗事件之前，意大利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么，在莫罗被枪杀后，他们的真实面目一下子暴露出来。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他们变得比墨索里尼的***还要可恶。
阿卢尼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公众对意大利左派力量的总体评价。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与“红色旅”没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也反对“红色旅”的恐怖行为，在莫罗死后，意大利共产党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但是，公众对他们仍持怀疑态度。在当月进行的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得票率下降了30％。
“红色旅”内部也因莫罗事件出现了分歧。从此，“红色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叫“军事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另一派叫“运动派”，主张从事砸烂国家机器的运动。这中分裂，使得“红色旅”的力量被大幅削减。
莫罗事件，促使意大利政府加强了对“红色旅”的镇压。在此之前，意大利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肆虐的乐园，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一直缺乏得力的反恐怖主义措施，议会没有这方面的立法。
意大利议会曾想制定《反恐怖活动法》，但由于议员的相互扯皮而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莫罗的死使他们意识到，这部法律的制定势在必行，绝对不容忽视。因此，莫罗死后一个星期，议会便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加重了对绑架、暗杀等恐怖行为的处罚，而且授予了警方必要的权力。内政部长科西加还任命安东尼奥·法列洛为“中央安全行动核心”的头目，让他从国防军和全国警察部队中挑选了170 名精干人员组成反恐怖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绑架、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对付“红色旅”是其工作重心。“核心”直属内政部“侦察和特别行动中央办公室”指挥。
但是，为了保密，意大利政府不承认有这么一支部队存在。意大利的宪兵部队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干预小组”，由100 多人组成，主要是一些射击能手和跳伞尖子。如有意外行动，它直接听命于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给“红色旅”多次沉重的打击。然而，“红色旅”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气焰仍很嚣张。
意大利议会通过《反恐怖活动法》，阿卢尼认为这是对“红色旅”的公开挑战。于是，他杀气腾腾地下达了密杀令，意大利总理、莫罗的接班人安德烈奥蒂，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和参议院议长范范尼赫然在列。但是，由于莫罗事件提醒了意大利政府，警方加强了对政界要人的保卫，“红色旅”的杀人阴谋没有得逞。相反，阿卢尼等一批恐怖分子却落入了法网。
1978年9 月14 日黄昏，警方接到内线举报，包围了米兰市的格罗利大街3012 号。“红色旅”头号人物阿卢尼束手就擒。警方从他窝藏的地方搜到了机枪2 挺、手枪14 支、各种口径的子弹1200 发，此外还有防毒面具、匕首等物。
“宝石”行动没有换得库尔乔的自由，却又赔进了阿卢尼自己。“红色旅”两代领导人相继落网，元气大伤。
此后，“红色旅”重操旧业，又接连施行了一连串绑架、杀人的恐怖行动，但收效甚微。1981年12月17日，他们绑架了北约美军将领，詹姆斯·多齐尔准将。然而这一次，多奇尔成功地被意大利安全部门解救了出来，同时还抓获了许多“红色旅”的成员。
1984年之后，红色旅分裂为主张武装斗争和走和平路线的两派，一些前领导人开始反对起武力斗争来。这之后的“红色旅”还进行过一些绑架及谋杀行动，到1988年后，在警方的多次打击之下，“红色旅”开始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
1999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声称是“红色旅”所为的恐怖袭击。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新的组织在以“红色旅”的名义实施恐怖活动，而旧的“红色旅”基本不存在了。一些逃亡到国外的前领导人也有许多被引渡回意大利。然而“红色旅”可能仍然在有一些成员残留着，并可能参与过一起试图绑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活动。
无论“红色旅”究竟怎样，但在1978年，意大利人民却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失去了他们的“国魂”。莫罗一生坚信着他的政治理想，却最终因为恐怖分子的凶残和政治的无情无奈殒命。诚如他的妻子伊莲娜所说：“政治从来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二、莫罗的一生和刺杀案的后续
阿尔多·莫罗是一名意大利政治家，他从1963年至1968年以及从1974年至1976年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是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职最长的总理，共任职六年多。阿尔多·莫罗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被看做是一名知识分子和尤其是在他自己党内的争论中，非常有耐心的中间人。
1916年9月23日，莫罗出生于意大利莱切省马里耶。在***主义后期他参加过***的大学组织。他在巴里大学学法学，后来他自己在该大学任教授。1941年他成为天主教大学生联盟的主席，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此后几年里他主要在巴里投身于学术生涯，并开办了一份杂志。该杂志一直发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莫罗于1946年被选入宪法集会并在制定意大利宪法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8年他再次被选入议院，直到他被害为止他始终出任议员。
1948年到1959年，莫罗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 在任教育部长期间，莫罗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实行大学教育全面开放的政策。莫罗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但由于大学全方位开放，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涌入社会，就业和工资待遇问题一时很难解决。于是引发了学生们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莫罗主动提出辞职。但这一举动并没有动摇莫罗在党内的地位。
1960年，他出任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书记。在70年代里，莫罗是对恩里科·贝林格的历史性折中表示出最大关注的政治家。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了34.4%的选票后，其领导人贝林格建议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关头合作。莫罗当时是基民党的主席，在他的协助下最后双方终于找到了一条建立一个“国家团结”政府的方案。作为议会联盟政府的首领，他曾经从1963年至1968年以及从1974年至1976年出任意大利总理。 1976年，他又当选为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出任政府总理。
1978年3月16日早晨，莫罗总理离家前往国会，途中被“红色旅”绑架。当时，莫罗是意大利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年底总统竞选的最佳人选。消息传出，罗马戒严，全国戒严，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行。
“红色旅”原本打算通过绑架莫罗来要挟政府，释放其首领库尔乔。然而，他们的各种要求均遭拒绝。因为意大利政府的立场是坚决不同恐怖主义分子对话，经过一段时间较量，意大利政府寸步不让。于是，红色旅决定处死莫罗。1978年5月7日，莫罗身中11枪而死。
他的尸体被留在车内，车被停到卡依塔尼大道，这个地方位于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总部之间，其距离离两处正好相等。这个记号是作为警告，给所有像莫罗一样想要让共产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主要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一起参加意大利政府的人的。莫罗的尸体被发现后内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辞职，由此获得了共产党的信任。后来共产党使他成为意大利首位由公民直接选举选出的总统。
1979年4月7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与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同时被捕。一名与意大利共产党靠近的律师皮埃特罗·卡洛日洛指责该组织是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的后台。安东尼奥·奈格里被告是“红色旅”首领，他计划和杀害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一年后他被判对莫罗的被害无关，几乎所有被告罪责全部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推翻。
托马斯·舍汉在《纽约书评》中在奈格里被审时期写道：“奈格里在意大利有一定的名气，他被捕可以与十年前赫伯特·马尔库塞因被怀疑是地下气象员的后台而被捕相比，不过这个对比不很完美。”
2003年亚历山大·斯梯勒在同一杂志中引用奈格里本人在莫罗被害一年后说的话指责奈格里虽然在法律上不对此时负责，但是在道德上有责任：“在我看来所有破坏和捣乱行动都标志着阶级团结……我的顾问导致的痛苦不影响我：无产阶级正义有自我肯定的建设性力量和逻辑推理的本能。以对立过程趋于霸权，趋于摧毁和消灭对手……对手必须被消灭。”
关于莫罗之死还有许多其他理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的角斗士行动也被指责。一度亲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弗兰米戈尼相信莫雷蒂是被意大利的角斗士行动使用来渗透“红色旅”，施行一个紧张战略。“红色旅成员”弗朗斯彻尼在他的书里称阿尔多·莫罗是角斗士的创立者，有迹象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美国强烈反对这个逐渐出现的历史性的天民党和共产党联盟的外交政策是已知的，因为美国怕共产党进入意大利政府，怕这可能导致意大利退出北约，使得美国丧失其在地中海重要的基地。莫罗的妻子后来回忆莫罗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顾问亨利·基辛格和一名未指明的美国情报官员会晤，该情报官员警告莫罗不要追随把共产党纳入他的内阁的政策。他对莫罗说：“你必须放弃把你们国家所有政治力量纳入直接合作的政策……否则的话你的代价将是非常大的。”据说莫罗被这个威胁非常震动以至于他病了，并威胁要退出政坛。
记者米诺·佩科瑞利在1978年5月的文章中认为阿尔多·莫罗被绑架是一个“透明的超级力量”指使的。在他在《政治观察》的文章中他认为卡罗·阿尔贝托·达拉·切萨得知了阿尔多·莫罗被关押的地方并通知了当时的内务部部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但是他被下令不要按照这个信息行动。佩克瑞利还说当时切萨本人也处于危险当中。
莫罗被害后佩科瑞利发表了一些机密文件，主要是莫罗写给他家里的信件。2003年5月《卫报》报道说佩科瑞利在1978年5月就已经发表了一篇很奥秘的文章，其中把莫罗之死与角斗士联系到一起。一年后米诺·佩科瑞利本人于1979年3月20日被谋杀。
杀害佩克瑞利使用的弹药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捣药，它与后来在意大利卫生部的地窖里发现的犯罪组织班达·得尔拉·马格里亚那的弹药库里发现的一样。一般认为佩克瑞利的被害直接与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有关。2002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因谋杀罪被判24年徒刑，但这个判决于2003年被最高法院取消。
2008年豺狼卡洛斯在他的监狱里接受意大利安莎通讯社采访时说，政府与“红色旅”已经达成了交换莫罗和释放数名红色旅成员的协议。按照该协议意大利对外情报机关、数名意大利官员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人将护卫被释放的恐怖分子去某阿拉伯国家。但是这个计划破产因为当飞机已经在贝鲁特跑道上时一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泄密警告了意大利对外情报机关内部亲北约派。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后来被内部审查和被迫辞职。
卡洛斯还说一开始绑架者除莫罗外还打算绑架工业家吉亚尼·阿涅利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他对天主教教会愿意为莫罗付很高的赎金表示吃惊。
美国国务院官员史蒂夫·皮扎尼克也在2008年3月12日承认，在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1978年遭恐怖分子杀害的事件中，他对莫罗的命运起了关键作用。
皮扎尼克是美国务院一名国际危机处理和人质谈判专家。他在最近出版的《我们杀害了阿尔多·莫罗》一书中提到，1978年3月16日莫罗遭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当天，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就任命他为特使前往意大利。
莫罗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那时正准备与意大利共产党组建联盟。这一政治事件不但震动整个意大利政坛，也引起苏联和美国等方面的反应。
皮扎尼克说，意大利成立了“危机委员会”，他也是其中一员。他说，由于害怕莫罗会向恐怖分子泄漏国家机密以换取自由，委员会假冒“红色旅”之名而伪造的声明被公布，说莫罗已经死亡。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意大利民众提前有心理准备，二是让“红色旅”明白意大利不会谈判。
皮扎尼克说，莫罗是为意大利的“稳定”而被“牺牲”掉。
莫罗的遗孀埃莱奥诺拉上周末在法国一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中承认，“危机委员会”做出了发布假声明的决定。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还是印证了那句话：“政治从来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