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桂大撤退中，国民党发动了一个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我原来以为：国民党当局看到这半年来国民党部队从中原会战到湘桂战役每战必败，要在军队中注入一些新血液，以增强其战斗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运动同蒋经国有什么关系。
一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有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座谈会，我注意到有蒋经国在座。我即席发言说，这一次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它实际上与当年的黄埔建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黄埔建军以后，我们即取得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这一次发动知识青年运动，如果我们做得很好，也可以保证抗战建国的成功。我建议：对此运动应当有一个宣传纲领，并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
当天晚上，蒋经国到菜园坝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办事处来看我。他说：“你今天的话说得很好，总裁要你写一个关于发动青年从军的计划。”次日，我就把计划写好交给蒋经国。过了两天，蒋经国又对我说：“总裁要你回广西去，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暗忖道，广西目前正在兵荒马乱，学校都疏散了，我到哪里去发动青年从军呢？但我不便畏难而退，所以只能说：“一定去，等我准备好就走。”
正当我整装待发的时候，白崇禧于十月三十日从柳州飞返重庆，我去看他时注意到他心情沉重，这意味着广西局势的急剧恶化。下面是他所说的湘桂情况：
敌军围衡阳后，其右翼在湘乡，左翼在安仁。我第六十二、七十九两军往解衡阳之围，未能达成任务，守城部队第十军方先觉部坚持到八月八日，衡阳终于沦陷。此次湘战失利，一是战略上的错误，零碎使用兵力，为敌各个击破；一是战术上的错误，最高统帅直接从重庆以电报、电话指挥师、团长作战，使各上级指挥机构陷于瘫痪。
敌陷衡阳后不到一个月，即于九月初开始向湘桂路进攻。九月三日，白崇禧商准蒋介石，以第九十三军推进全州固守，同时向蒋建议：以杨森兵团由湖南九战区取道零陵入广西，准备参加桂柳决战，以李玉堂兵团进入湘桂路沿线，倒击敌人，掩护全州侧翼。可是杨、李两兵团，后来均未能如期进入指定地点，显然此项部署，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九月十三日晚，白崇禧召集张发奎、夏威、韦云淞、贺维珍、黎行恕等在他的桂林公馆举行会议，决定变更桂柳的兵力部署：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及第四十六军的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山炮一营、重炮一连，集结桂林；第四十六军的一七五师、新十九师及第三十一军的一八八师则集结柳州附近，机动使用。当晚第九十三军放弃全县，撤退时焚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由此该军军长陈牧农被捕正法，改以甘丽初担任军长。
白崇禧在广西调兵遣将无所作为，但作了几项临时措施以期增强战区的作战力量：
一、将广西绥署四个独立团组成第一、第二纵队，编入第四战区战斗序列，由张发奎指挥。
二、请四战区长官部加委各行政专员为民团指挥官，武装人民，就地对付敌人。
三、令各县组织民团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并相机阻碍敌人。
作了这些决定以后，白崇禧赴平乐、柳州、南宁各地视察，指示各县长如何组织地方武力。他于九月二十五日去宜山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当时他看到黄旭初患十二指肠病甚重，特强邀黄去柳州同机返渝，转往成都就医。
白崇禧认为，广西境内有十个军，只有一个军是未经使用过的。如果我们要确保桂林、柳州，必须做到下面两点：一、必须七、九两战区在粤北湘南不断加强对敌侧背的压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广西境内；二、必须加派生力军入桂。
白崇禧原定在抵渝的次日去看蒋介石，但因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八岁生日，前往“林园”避寿，拒不见客。十一月一日才能见蒋。白当晚对我说，蒋因美、英决定“先欧后亚”的作战方针，对其所处的危境坐视不救，深感愤懑。所以白对他提出关于挽救桂局的上述两项建议，没有立即采取坚决措施。
蒋介石此次派我回桂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明知大敌当前，桂、柳危急，此行必无结果，但又不能不去。十一月三日，我从重庆飞抵柳州，刚刚碰到湘桂撤退进入高潮的时刻。那时桂林敌临城下，危在旦夕，柳州正在进行紧急疏散。我在柳州乐群社见到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以及韦贽唐夫妇。韦夫人黄士耀，在桂、柳撤退前夕，顿感前路茫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同韦贽唐在一起，以后她就去渝转往海外，结果不知所终。
我在柳州市区走了一转，发现街边空地上尽摆着一些“地摊”，原来桂林疏散的人潮涌到柳州以后，有的一时走不了，而行李又带得太多，于是就把一些旧衣服和工具摆卖换钱，以利于轻装参加长途逃难的行列。火车站停着许多列满载难民的列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而开车还没有确定的时刻，人们包围着铁路员工，大吵大闹。看到此种情况，不禁使人泛起世纪末日的感触。
张任民邀我乘他的小汽车去宜山。同住在宜山县政府里。在那里，我看到陈良佐和孙仁林以及其他省府委员、厅长。陈良佐是我的宾阳小同乡，现在他是新任的民政厅长（接替朱朝森）兼行代省政府主席职务。他对我说，省府现借住宜山路工纪念学校，将迁往百色办公，估计形势发展，桂、柳失陷以后，邕梧也将不守，这样敌人曾把广西割为四块，加以占领。为适应此一发展，在黄旭初离宜山飞渝前已派省府委员梁朝玑为省府第一行署主任，驻桂东南；尹承纲为第二行署主任，驻桂北，以便在辖境割裂的情况下代行省府职权。
孙仁林谈起此次桂林疏散情况混乱，主要是车船不足，管理欠周。有些交通机关如船舶管理所都乘机勒索，发国难财。黄旭初身为省府主席，六月二十五日，他的夫人宋绿蕉和儿子黄永良、儿媳党树珍等以及女儿黄华同一家由桂林疏散赴柳，向火车站交涉多次，才定得列车上两个房间。那时车站乱哄哄的，火车开离月台很远的地方，才让他们上车，为是怕在车站等车疏散的人们一哄而上。九月十四日，广西省府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直到第三天，才能驶离桂林。省府专车尚且如此，一个普通市民遭到的困难就更不难想象了。
几天以后，省府派车送我到都匀，我从那里去榕江，对疏散到那里的广西大学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讲话，并同西大校长李运华商量进行步骤。但西大员生自撤离桂林良丰以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万山环抱的异乡，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还有谁鼓得起热情来投笔从戎呢？
我于十二月初回到重庆时，桂柳失守将近一月了。后宜山、金城江、河池、南丹先后沦陷。十二月三日，日寇前锋从广西境内进陷独山。蒋急令何应钦、张治中、汤恩伯在贵阳成立指挥所，由一、八两战区抽调五个军，集结在贵阳、马场坪、都匀等地区，以确保贵阳，巩固陪都门户。必要时准备“放弃贵阳，固守乌江”。幸而敌军并未北进，他才松了一口气。蒋对桂林弃守，很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武器，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三十七页。）
蒋所谓“未经一日战斗”，未免言过其实。据我后来了解，桂柳会战经过如下：
十一月一日，湘桂路正面敌军第五八师团毛利末广所部进击兴安附近；同时敌第三师团（山本三男）与第十三师团（赤鹿理）并陷龙虎关；西江方面之敌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与怀集敌第十九独立旅团会合以后，进迫平南、丹竹，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桂林、柳州。
此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乃令玉林区指挥官罗活，率广西绥靖公署的第一、第二纵队，及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颜僧武）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五师（张显岐）于平南、桂平附近，竭力阻止西进之敌，以第九十三军于恭城大榕江阻击湘桂路正面之敌，集结杨森兵团及第四十六军于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目的在阻止龙虎关深入之敌而击破之。
可是正当各兵团作新部署之际，天雨连绵，山洪暴发，我地面部队行动深感困难，盟机也无法活动予以协助，以致在修仁、荔浦方面的杨森所部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受敌牵制攻击，无法脱离；这样，夏威、杨森两集团就不能紧密配合，并肩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十一月十日，桂林守军，因被敌重炮轰击，阵地全毁，死亡枕藉，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殉职，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军部参谋长吕旃蒙，均壮烈牺牲。至是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第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及炮兵师长王作宾等乃奉令突围。
西江方面的邓龙光集团，正撤到柳江红水河布防之时，敌亦紧蹑而至，且一部在柳州东及象县附近，渡河成功。十一月十一日，柳州被敌突入，我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损失重大，旋告不守。
桂林、柳州未能久守，归咎于国民党统帅部未能集中兵力，发挥优势；而由七、九两战区调用的部队，如杨森兵团、李玉堂兵团以及邓龙光兵团，均经连月苦战，兵力不及原编制四分之一；且因交通不便，行动迟缓，未能在桂、柳外围地区进击敌人，致使敌乘隙深入。由于没有后备兵力，更谈不上进行积极防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