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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郑州会师前后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 ( 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 。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忘。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得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先生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他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先生说得踌躇起来。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盩厔和鄠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什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这种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掉为这类事彼此冲突。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革命军队没有饭吃,难道让他们饿死?就是你们不管他们死活,你们也不能任意杀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做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做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而所谈婚事,又只是自夸如何诋骂父母,如何反对丈夫,如何脱离家庭和离婚的一套。他们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轻女学生,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当讲话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讲堂,甚至低着头,掩着口,嘻嘻哈哈,种种态度,都使听众不能发生敬重之心。听众往往弄得不耐烦,对之摇头瞪眼。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 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 ,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我觉得她们过于幼稚,怕以后弄不出好结果,所以讲了几次之后,即令停止。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应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革命重要多了。这除主观的努力而外,社会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标语之中,嚷得最热闹的就是“打倒贤妻良母”的一条。一日王铁老到街上走,看见此条标语,觉得奇怪,回来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也不懂。”在那时,王铁老固然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但我不见她们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见她们庄庄重重地读书、讨论问题,更没有见过她们拿枪打靶,到医院去照应伤兵。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她们所企求的,也许是说妇女不仅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除做贤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与男子共同担当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她们的标语应该写“妇女们到军队里去!” “妇女到工厂去!” “妇女到政府机关去!”等等之类,而不应当提出“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使一般人以为他们主张妻不应贤、母不应良,她们所拥护的倒是“恶妻坏母”的主义。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们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否则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实干实做的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唱高调,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两脚踏地,吃苦耐劳,坚毅不拔地奋斗。若只是飘在云彩里,一任自己好恶,胡思乱想,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时的前进妇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我说的这些话,当时自然不能使她们听着入耳。

但把话说回来,上述种种错误与幼稚的行为,固然无可否认,但在当时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划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但是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到什么。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面前,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办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唯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是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 虽是说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住村东,我们即住村西;友军住城中,我们即住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情形眼红。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了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因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意、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原也是军队的通病。但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 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 ,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唯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状,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见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马鸿逵一部原不大整齐,初加训练时,官兵甚以为苦,但两三月后,他们都习惯了,同时进步飞快,气象日见振作。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我们真是土匪队伍呀!”

三翻四覆诚恳地说着,满面眼泪和汗水交流,到后来索性掩面大哭起来。我看他如此激动,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 觉非学校( 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十六校共有员生八千余人。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后来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于战史一门有特殊心得,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先生来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刘、熊二位在我处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虑。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当时军事形势,大略如下: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唯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某方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拐子占据凤翔、兴平一带。这些部队,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军阀集团,另一方面亦始终不肯打起鲜明的革命旗帜。他们没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钱、要官、要枪械,但事实又不听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们一直态度暧昧,其目的只为霸占一个地方,只如臭虫一样,死死咬住不放,拼命地吸食民血。若在平时,他们的部队缺乏训练、力量有限,即算发动起来,亦不足为我们的大患。但是我们正要出潼关作战,为贯彻此计划,必须肃清后方,使无后顾之忧。故派部分头予以解决。我军以饷项无着,又受当地农民协会的扰乱,军事进行,甚为艰苦。其中方叔平围同州攻麻老九部,因为物质过于困苦,常常发牢骚。方为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将领,每逢宴会,见到一盘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状而难过落泪。

当国民军败退时,岳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长安,数经交涉,才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回陕北老家住了些时候,即来信请在我处同住。我约其前来共事。因他为豫督二年,气质大变,我希望他忏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拨,并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军总司令之职,请他收集二、三军旧部,出荆紫关,下南阳,以截击吴佩孚。最初,在红城前面广场每日朝会,他都参加,表示得极为真诚坦白。可是数星期后,他即溜走,给他的任务,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开往南阳,他总不肯动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对我已另怀叵测之心。我明白了这个,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刘镇华驻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老实告诉他说:

“你若愿意参加革命,望快作鲜明表示;若不然,就远远让开路,免得妨碍我们。两条路你都不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派队伍再与你周旋。”

他接到此话,甚是作急,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都是痛哭流涕地说明他的心迹,自认过去路子走错,从此誓必改弦更张,听我指挥,共为革命而奋斗。并请我制送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请我派人为他组织政治部,以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我当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里。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国语学校毕业,为人发奋好学,富有革命性。我驻兵常德时他来我处,后来在信阳,曾为我之代表送信到孙中山先生那里。这次他到刘镇华那边为政治代表,实在费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险,即为刘在当时一双脚踏着数只船,始终未拿稳主意。他的左右,五颜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类的绿林朋友,也有各方军阀的说客。任右民在那里住着,从刘相待的态度上即可测知我军胜败的消息。我们若打了胜仗,刘即对之十分恭敬,请他一块儿吃饭,饭菜特别讲究,招待特别殷勤;如我们哪一路战事不利,或是张、吴的说客为他另外设谋定计,刘即倨傲怠慢,茶水没人照管了,饭菜也大大减少了。制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随风而转,一会儿张挂,一会儿收藏起来。任右民住在那里,时时可为座上客,也时时准备着做阶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刘如此朝三暮四,我们出潼关的计划势已不能延搁,乃决定派孙良诚、方叔平由潼关出陕州,和他周旋。我到潼关检看沿途所驻部队,见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部虽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气勃勃,极是整齐。我一一召集讲话,并以所携《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等书送发官兵,以鼓其气。途过临潼,带便观览各处,并题字以留纪念。那时我尚未用功研习白话文,所题文词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顺。其中题一温泉名香凝池,题桥名任桥;又刻石,于军阀罪恶痛加揭露,于本军中之不努力上进者亦多有讥刺。不久之后,有些人借口修筑温泉,将所题文字一一毁去。—这都是闲话不提。

那时樊钟秀在河南荆紫关一带与于学忠部激战,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钟秀部缺乏良好的训练与纪律,不能胜,屡次来电乞援。我原派岳西峰由此路出击,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调冯治安、孙连仲、韩德元三部由蓝田武关出荆紫关以援樊军。这次举动,在道义与战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义言,樊是同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他在困难之中,我自当尽力相助;就战略言,若樊部不幸溃败,则于学忠无后顾之忧,即可剩出力量封锁潼关,以阻我会师郑州的计划。基于这两个观点,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于我十二分的诚意。然而我们处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盘筹划后,方可派兵,总不能冒失从事,于人于己都无益有损。哪知樊部被敌军围困甚急,望援之心过于迫切,只希望援军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记了我们部队自南口败退,绕道五原宁夏,转战数省,直到陕西,喘息未定,困苦万状。冯治安、孙连仲各部并非例外。他们以疲敝之师,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后,枪弹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行军的速度不能如当事者所希望之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钟秀不能谅解,等他被于学忠战败的时候,他即把所有愤恨都归到我们身上。为将领者往往以功归己,以过诿人,而不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我对樊也无法解释。

因为进援樊钟秀,孙连仲部险遭不测。原来在老河口方面驻有张联升部,张为大个儿,河北省籍,自民二以来即为老河口镇守使,向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官的人。当我们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各部推进至陕州,将刘镇华军击退,续向陇海线进展,而与奉军万福林部交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张联升即派孙良诚的表兄为他的代表,前来我处请委,愿受指挥。其日为三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军的番号,仍在襄郧驻防。其时,武汉方面接济我们的军需品,由襄河上运,都得经过老河口。孙连仲部此时援樊,即须与张联升接头,而后将子弹分发各部补充。不料他处和刘镇华的作风一样,看见我们此次前线无进展,回头又受了吴佩孚的命令,将我们军用品全部扣留,把我们的人员尽行捆囚,突然翻过脸来,对孙连仲加以猛攻。我接到这个消息,愤恨之余,食不甘昧,寝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队积极前进,以为应援。

我于五月一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六日即到潼关督师。这时我们派遣的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郑大章等部已由阌乡东进,灵宝、陕州、观音堂、渑池等地都次第为我们占领。刘镇华退向铁门新安一带,获得奉军援助,构筑了坚固阵地,预备作最后挣扎。方叔平于二十三日进至磁涧,奉军万福林部五旅之众,又结合张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庙杨家沟一带筑了三道坚固阵地。奉军武器精良,炮火极为猛烈,二十四日激战整天,没有得手。二十五日孙良诚以石友三为右翼,方叔平为左翼,派第一、二师绕袭敌方右侧和后路,以郑大章骑兵抄袭洛阳以东和偃师一带,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总攻,戮力鏖战,刘军大溃。孙良诚、方叔平部冒着弹雨爬入新安城,占领了这一个重要据点。万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狈溃退。此役缴获枪支三四千,俘斩无算。我军于饥寒疲敝之余,竟能攻下这样坚城,获得这样的大胜,实在难能可贵。这一下,把自南口败退以来的颓气完全振作起来了。

同时,从武汉北上的张发奎将军所部,亦在信阳郾城一带与张学良部激战。奉军受日本帮助,器械除沈阳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从他们的司令部直到团部,都聘有日本顾问,为之谋划一切。可是张发奎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旺,素有铁军之誉,又处处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战役,奉军在何处开炮,铁军即前仆后继地向何处猛扑,必将其阵地连同大炮一并夺得,而后甘心。结果使得奉军连炮也不敢放,虽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顾问,亦都无法能起作用。激战多时,奉军终被击溃,退向郑州。

在黑石关又经一次激战。我军以骑兵越过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攻击,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北伐军亦同时在平汉线向郑州压迫。奉军四面楚歌,恐慌万状,分作东北二路溃退。我军遂于三十日占领了郑州。

我军乘胜追击,亦分兵东北二路:北路万福林部节节后退,过了黄河,将铁桥炸毁,使我军不能渡河进击;可是我们赖有铁路工人相助,他们真有办法,被毁铁桥,急切不能修复,即用木料垒于河中浅处,不数日即成坚固桥梁,追击各部全数安渡过去(若无民众相助,万万不能过河)。东追部队于六月一日亦将开封占领。会师中原的计划,至此已完全实现。

自从潼关出兵以至占领开封,这一段军事调度指挥,均由孙良诚负责。故第一功勋应属之孙良诚,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时处境艰苦,实非笔墨所可尽述,他们能克服困难,立此功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既得胜利,原来的投机取巧、首鼠两端之徒,都纷纷前来输诚。刘镇华部于退出新安即已溃不成军,张治公则派人前来要求改编或是缴械。最可笑的是张联升,他看着我们连获大胜,知道势头不对,乃又观风转舵,倾向了我们,立刻将我们的人员释放,所扣械弹如数送还。那时吴佩孚被逼,不能在巩县立足,经过老河口奔向四川,张联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击。此举出吴意外,死伤至惨。吴秘书长张煌言,亦被打死,吴夫妇九死一生,狼狈逃出性命。张联升即以此次功劳,作为向我们表示忏悔的进见之礼!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义,一心一意只要谋富贵、保妻子,哪边失势,就打击那边;哪边成功,就倾向哪边。我觉得中国大半就是坏在这等人身上。

这期间,在长安也有一些可记的琐事,带便在此一述。

在长安的期间,为了公务的必要,和我过从最密的要数于右任先生。那时于住省长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内,我常大早起来,到那边找他谈话。每次总在街上买一种糯米、红枣、豆子之类合熬名为“京糕”的食品,随身带了去,和于先生一块儿吃,每人各吃一斤,作为早餐。此物又是美味,又富于营养,真是平民的燕菜。往来城中东北与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见,最触目的就是肮脏污秽。阳沟往往深达一二丈,垃杂与臭水填得满满的,其中最多的是牛羊骨头。我以为这是有用的东西,至少烧成灰,也可以肥田,何至弃在沟中腐烂,为害公共卫生?我说了多次,因在用兵之时,谁也无暇注意。西门北首空地中还常见有一种雁群,比家鸭为大,形状甚是美观,往往一群二三十只。看见人走近了,它们才慢慢飞开,在别处从未见过。据本地人谈,即是《诗经》上《关关雎鸠》篇之所谓雎鸠。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我的希望是能将街上垃圾污秽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为有用,一举两得,并人人经常办此。可是后来看见臭水沟和店铺里后院,依旧污秽堆积,并未因此而保持长久的清洁。这也许是我们计划不周,办法不好,也许是我国社会积习太深,不易革新的缘故。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饿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则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将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师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缠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具,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他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破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有张凤翙者,民三时我过此,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 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 ,潜赴山西运城。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唯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说什么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话。我说对敌人应当斗争到底,不能妥协,对自己人为什么不可以让步?他们把原则完全用错了,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当我离开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汉方面来电,说他们发现西安共产党部发出的宣言,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并不知道西安有所谓共产党省党部,很觉得纳罕。把省党部的负责人请来问问,他们也不知道。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不久省党部与所谓西安共产党部,各发宣言,都说得乱七八糟。我一再地劝告,我说中央并没有叫我们这样做,若闹出事来,该谁负责?我以为党员的行动,应以中央的命令为准绳,中央无此命令,而轻举妄动,自起纠纷,即无异替军阀们做了工作。一天,又听到许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国际歌》。青年们到外国一趟,即将其所见闻的新奇东西搬回本国来,却不问于中国是否适合。英美留学生搬了些瓷盆、瓷马桶、钢琴、沙发回来,苏俄留学生搬不着这些物质的享用,即把《国际歌》之类搬来。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和我说道:“我是第三国际代表,我来中国,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亦与第三国际无关。”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实真相,禁唱此类歌曲,免得对他起误会。人家真正第三国际的代表对我们的革命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个干法,乌斯马诺夫的话,我极其佩服。我将这番意思一再地告诉大家,但也无效。

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辞富于煽动力,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我们的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你们说出了道理,我也赞成,否则,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同时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与刘伯坚等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比如黄少谷,原是***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作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诋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 ”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我说:

“一个兵身高四尺,另一个兵高有五尺,是否应当截长补短,以求平等? ( 有些兵们不明白意思答曰“应当”! ) 骑兵骑马,步兵步行,辎重兵还要担驮东西,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马卖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该骑马,以求平等? (兵们也答“对的”! ) 长官用脑,日夜策划,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说怎么办?是应该都用脑策划,是应该都要休息?职责所司不同,团体必有纪律,革命不是作乱,不可以平等之类名词挑拨感情,不然,什么也不要想干! ”

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唯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拐子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词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新安,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等,都在这一带地方。在洛阳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 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注》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说是樵夫砍坏的,我看他们不见得有这个工夫。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以为他们并无灵验,自身都不能保,怎么能保佑人民?不知这个猜度对否?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次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兵们带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私人不当随意受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都被农民协会拘捕,当土豪劣绅惩办。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亲属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气恼。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

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至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民十一时我们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人家对于事业真肯实实在在地用心研究,殊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师,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竟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常听说高丽人喜穿长袍坐在树荫下喝茶谈天,缓游终日,全国如此,结果亡国。若说高丽之亡,即亡在穿长袍上面,自然失当,但穿长袍养成懒惰习性,却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剪掉下摆的布,以送甘肃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摆,糟蹋布料,又妨碍行动。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

一位朋友说,我们男子又无月经,何须此下摆蔽人眼睛?觉得这话真有意思。但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洋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先生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在重要时忽然叛变,临走时还说:“吃孙喝孙不谢孙,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 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又举太平天国之事为例,左说右说,全是我心坎中的话。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这个电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必要相骂。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骂,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振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返回河南,作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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