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免空白和遗憾，够成熟的人才懂得该放弃时放弃。生活不是单纯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有时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可贵。
选择一棵树而放弃森林，这是另一种珍惜。放弃是为了更好地选择得到，在扬弃中进行新一轮进取，绝不是三心二意。作出正确的取舍，才能把握命运。
选择
“是的，要么是家中一贫如洗，生活凄苦，接触的尽是些蓬头垢面的人，但这是罗曼蒂克的爱情；要么是住宅富丽堂皇，生活无忧无虑，服饰时髦，嘉宾盈门，还可到世界各地旅游，一切都应有尽有……要是能两全其美就好了。”
“我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煎熬了一年，始终想不出其他办法。很清楚，我必须在两人当中作出选择，但不管怎样，都难免使人感到惋惜……”
“有钱是多么快活！”坐在茶几旁的肖夫人，当她拿起古色古香的精细的银茶壶倒茶时，心里也许是这样想的。她身上的穿戴，屋里的陈设，无不显示出家财万贯的气派。她满面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由此认定她是个轻浮的人，则是不公平的。
“你喜欢这幅画，我很高兴，”她对面前那位正襟危坐的年轻艺术家说，“我一直想得到一幅布吕高尔的名作，这是我丈夫上星期给我买的。”
“美极了。”年轻人赞许它说，“你真幸运。”
肖夫人笑了，那两条动人的柳眉扬了扬。她双手细嫩而白皙，犹如用粉红色的蜡铸成似的，把那只金光灿灿的戒指衬得更加耀人眼目。她举止娴静，既不抚发整衣，也不摆弄小狗或者茶杯。她深深地懂得，文雅给予人一种感染力。
“幸运？”她说，“我并不相信这套东西。选择才是决定一切的。”
年轻人大概觉得，她将富有归于“选择”两字，未免过于牵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很有分寸地点点头，让肖夫人继续说下去。
“我的情况就是个证明。”
“你是自己选择当有钱人的？”年轻人多少带点揶揄的口吻。
“你也可以这样说。15年前，我还是一个笨拙的学生……”
肖夫人略为停顿，故意给对方说点恭维话的机会。但年轻人正在暗暗计算她在学校里待的时间。
“你看，”肖夫人继续说，“我那时只知道玩，身上又有一种叫什么自然美的东西，于是有两个年轻人同时爱上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爱上我。”
年轻人似乎已横下心不说任何恭维的话，但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烦躁的神色，虽然他一直考虑如何将谈话引到有意义的话题上去。他太固执了，怎么也不肯逢迎。
“两个当中，一个是穷得丁当响的学艺术的学生，”肖夫人说，“他是个浪漫可爱的青年。他没有从商的本领，也没有亲戚的接济。但他爱我，我也爱他。另外一个是一位财力显赫的商人的儿子。他处事精明，看来前程不可限量，如果从体格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可称得上健美。他也像那位学艺术的学生一样倾心于我。”
靠在扶手椅上的年轻人赶忙接住话茬，免得自己打哈欠。
“这选择是够难的。”他说。
“是的，要么是家中一贫如洗，生活凄苦，接触的尽是些蓬头垢面的人。但这是罗曼蒂克的爱情；要么是住宅富丽堂皇，生活无忧无虑，服饰时髦，嘉宾盈门，还可到世界各地旅游，一切都应有尽有……要是能两全其美就好了。”
肖夫人的声调渐渐变得有点伤感。
“我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煎熬了一年，始终想不出其他办法。很清楚，我必须在两人当中作出选择，但不管怎样，都难免使人感到惋惜，最后……”肖夫人环视了一下那曾为一家名叫《雅致居室》的杂志提供过不少照片的华丽的客厅，“最后，我决定了。”
就在肖夫人要说出她如何选择的这相当戏剧性的时刻，外面进来了一位仪表堂堂的先生，谈话被打断了。这位先生，不但像一位时装展览的模特儿，而且像一幅名画里的人物，他同这里的环境十分协调。他吻了一下肖夫人，肖夫人又将年轻人介绍给她的丈夫。
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谈了15分钟。肖先生说，他今天碰见了“可怜的老迪克·罗杰斯”，还借给他一些钱。
“你真好，亲爱的。”肖夫人漫不经心地说。
肖先生稍坐一会儿就出去了。
“可怜的老迪克·罗杰斯，”肖夫人叹道，“我想你猜到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我丈夫经常周济他。”
“令人钦佩。”年轻人略略地说，他想不出更好的回答。他该走了。
“我丈夫经常关照他的朋友，我不明白他哪来这么多时间。他工作够忙的。他给海军上将画的那幅肖像……”
“肖像？”年轻人十分惊讶，猛然从扶手椅上坐直了身子。
“是的，肖像。”肖夫人说，“哦，我没有说清楚吧？我丈夫就是那位原来学艺术的穷学生。我们现在喝点东西，怎么样？”
年轻人点点头，似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敢于放弃才能突破
敢为人先，创造了多少成功者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在实现以前，却是如此让人望而却步。也正是这种机遇和危机共存的特点，才使那些敢于冒险的人脱颖而出。只有在他们成功之后，当初徘徊观望的人才会后悔莫及，而后蜂拥而上，抢夺几口残羹冷炙以慰辘辘饥肠。
一个国家的领土可以被侵略者夺走，民族的尊严也可以暂时遭到凌辱，但是你要记住，知识是永远无法从人们的头脑里夺走的。
摩洛·路易士的非凡成就来自两次成功的拼搏，一次在20岁，另一次在32岁。
摩洛在19岁时随家人一起搬到纽约。他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一周14美元的差事。对当时的情景，摩洛是这样回忆的：“那时候我经常跑外勤，工作非常忙碌，成天像发疯似的，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六点下班以后，我还到哥伦比亚大学上夜校部，主修广告。有时候，由于工作尚未做完，所以下课后，我还会从学校赶回办公室继续未完成的工作，从晚上11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摩洛非常喜欢需要创意的设计工作，而他也的确做得有声有色。
20岁时，摩洛放弃在广告公司内颇有发展的工作与旁人梦寐以求的职位而决心自己创业。这便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拼搏。他放弃收入稳定、前途似锦的工作，完全投身于未知的世界，从事创意的开发。结果，成绩令人满意。
他的创意主要是说服各大百货公司，通过CBS电视公司成为纽约交响乐节目的共同赞助人。在当时，这种性质的工作对人们来说相当陌生，所以做起来困难重重。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能成功。
摩洛十分卖力地在各地进行说服工作。结果他做得相当成功：一方面，他的创意大受欢迎，与许多家百货公司签成合约；另外，他向CBS电台提出的策划方案也顺利被接受。计划眼看着就要步入最后的成功阶段，但由于合约内某些细节未能达成而终告流产，他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事结束之后，一家公司马上来挖角，聘请他为纽约办事处新设销售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并支付给他三倍于以往的薪水。于是，摩洛又再度活跃，他的潜力得以继续发挥。此时他年方三十。
几年之后，摩洛再度回到广告业界工作，但这次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直跃龙门——他担任了承包华纳影片公司业务的汤普生智囊公司的副总经理。
那个时代，电视尚未普及，与今日相比，仍处于摇篮期。但摩洛和爱德皆看好它的远景，认为电视必将快速发展，大有可为，故两人便专心致力于这种传播媒体的推广。由他们公司所提供的多样化综艺节目，为CBS公司带来空前的大成功。
这便是摩洛人生中的第二次拼搏，但这次冒险并不完全是孤注一掷，他是看准后才堆上自己的“赌注”。最初两年，他仅是纯义务性地在“街上干杯”的节目中帮忙，没想到竟使该节目大受欢迎，直至今日仍是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一。
从1948年开始到今天整整40余年的时间，它的播映从未间断，这是在竞争激烈的电视界内非常难能可贵的现象。除了节目成功之外，他被CBS公司任命为所有喜剧、戏剧、综艺节目的制作主任。
敢为人先，创造了多少成功者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在实现以前，却是如此让人望而却步。也正是这种机遇和危机共存的特点，才使那些敢于冒险的人脱颖而出。只有在他们成功之后，当初徘徊观望的人才会后悔莫及，而后蜂拥而上，抢夺几口残羹冷炙以慰辘辘饥肠。
我母亲选择的生活
你可以看着铁槛，也可以穿过铁槛往外看。你可以作为年轻囚友的做人榜样，也可以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你可以爱上帝，设法认识他，你也可以不理他。
就某种程度上说，韦蒙，我们命运相同。
自由有很多种，韦蒙。我们失去一种，就要寻找另一种。
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我相信我母亲无所不能。她是个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女性，打网球，缝制我们所有的衣服，还撰写一个报纸专栏。我对她的才艺和美貌崇敬无比。
母亲爱请客，她会花好几小时做饭前小吃，摘了她花园里的鲜花摆满一屋子，并把家具重新布置让朋友好好跳舞。然而，最爱跳舞的是她自己。我曾入迷地看着她在欢聚作乐前盛装打扮。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喜爱的那套配有深黑色精细网织罩衣的黑裙子，把她的金黄色头发衬托得天衣无缝。然后，她会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为在我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可是在她三十一岁时，她的生活变了，我的也变了。
仿佛在突然之间，她因为生了一个良性脊椎瘤而至瘫痪，平躺着困在医院病床上。我当时十岁，年纪还太小，不能领略“良性”一词是怎样的反话，因为，她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再一样了。
母亲以她对其他一切事物的那种积极心情面对她的病。“物理治疗”和“残障”等词成了我们一起进入的那个陌生新世界的一部分。我逐渐开始照顾一向照顾我的母亲。
她终于可以起来坐轮椅了，于是，把她推入厨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在那里，她指点我把胡萝卜和马铃薯削皮，以及鲜蒜、盐和厚块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诀窍。
我十一岁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将会有个小宝宝。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医生曾劝她接受治疗性流产，但她激烈反对。不久，我便成了我那个小妹妹玛莉·特蕾丝的“母亲”。我很快便学会替小宝宝换尿片、洗澡和喂奶。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特别清楚：玛莉·特蕾丝两岁时跌了一跤，膝盖的皮蹭破了，她哭了起来，掠过我母亲伸出的两臂而投入我的怀抱。我看到母亲脸上隐约浮现的难过神情时，已经太晚了，但她只是说道：“她当然应该跑到你那里──你把她照顾得那么好。”
母亲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我们两人生命中的大事。驾驶有动力辅助转向和动力辅助刹车装置的汽车，她重返大学读书，以及得到辅导硕士学位。
她尽力学习一切有关残疾人士的知识，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残障社的辅导团体。有天晚上，她带我的兄弟和我到那里去。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身体上有各种不同残障的人。我回到家里，心想我们多么幸运。她还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大脑麻痹患者，让我们知道他们大都和我们同样聪明。她又教我们怎样和弱智的人沟通，指出他们时常都很亲切热情。
由于母亲那么乐观地接受了她的处境，我也很少对此感到悲伤或怨恨。可是有一天，我不能再心平气和了。在我母亲穿高跟鞋的形象消失以后很久，我家有个晚会。当时我十几岁，当我看到微笑着的母亲坐在旁边看她的朋友跳舞时，突然醒悟到她的身体缺陷是多么残酷。我脑海里再度映现母亲容光焕发、翩翩起舞的倩影，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记得，我朝她挨近时，看到她虽然面带笑容，却热泪盈眶。我奔回自己的卧房，哭了起来，对上帝大发脾气，对我母亲身受的不平深感愤慨。
我长大后在州监狱署任职，母亲毛遂自荐到监狱去教授写作。我记得只要她一到，囚犯便围着她，专心聆听她讲的每一句话，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时，仍与囚犯通信。有一天，她给了我一封信叫我寄去给一个姓韦蒙的囚犯。我问她信可不可以看，她答允了，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信会给我多大的启示。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韦蒙：自从接到你的信后，我便时常想到你。你提起关在监牢里多么难受，我深为同情。可是你说我不能想象坐牢的滋味，那我觉得非说你错了不可。
我三十一岁时有天醒来，人完全瘫痪了。一想到自己被囚在躯体之内，再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我便伤心极了。
有好长一阵子，我躺在那里问自己这种生活值不值得过。我所重视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已失去了。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选择的自由。看见我的孩子时应该笑还是哭？我应该咒骂上帝还是请他加强我的信心？换句话说，我应该怎样运用仍然属于我的自由意志？
我决定尽可能充实地生活，设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扩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选择为孩子做个好榜样，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体上枯萎死亡。自由有很多种，韦蒙。我们失去一种，就要寻找另一种。
你可以看着铁槛，也可以穿过铁槛往外看。你可以作为年轻囚友的做人榜样，也可以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你可以爱上帝，设法认识他，你也可以不理他。
就某种程度上说，韦蒙，我们命运相同。
看完信时，我已泪眼模糊。然而，我这时才能把母亲看得更加清楚。我再度感觉到一个小女孩对她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