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克格勃老牌特工家门前叛逃
被称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的克格勃，一直被欧美媒体描绘成“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克格勃则针对欧美的间谍常常会投靠自己，宣称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对忠诚的人。
任何情报机构都有叛逃者，克格勃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件就是一个给克格勃带来巨大损失的例子。该事件导致英苏相互驱逐对方31名人员，也创下了间谍在克格勃眼皮底下首次成功越境逃走的纪录。
一个老牌克格勃的隐秘
戈尔季耶夫斯基全名克里斯托弗·戈尔季耶夫斯基 ，1963年正式成为克格勃的一员。
他在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先后工作了9年，人脉颇广，与克格勃高层关系密切。此后，他两次前往克格勃哥本哈根情报站工作，主要负责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戈尔季耶夫斯基本来凭借着自己的资历和工作能力，在克格勃里前途无量。然而，从1968年夏天起，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自由之梦，也深深触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本是搞政治情报的特工，也许是黑幕了解太多了，他开始对政治非常反感，于是他开始与西方情报部门联系，试图找一条新的出路。
1974年底，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试探性地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从此开始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
l978年，他被克格勃派往英国伦敦执行任务。
一直主管政治情报机构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自身丰富的经历就是个巨大的情报库。1983年起， 他开始陆续向莫斯科发去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长篇报告，总是得到好评，引起苏联高层的关注。戈尔季耶夫斯基向苏联最高领导层提供的政治情报被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连戈尔巴乔夫都直接审阅过他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出色表现巩固了他在伦敦的地位。
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克格勃内部的声望已经很高了。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被任命为驻伦敦的情报组织负责人。
与此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积极替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他利用回莫斯科汇报工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详细地了解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情况。此外，在工作期间或出差休假时，他和许多克格勃高官、重要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交谈，搜集了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戈尔季耶夫斯基事后回忆说：“真是不可思议，只要在这些高层官员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部电话，电话的多少则往往表明它们‘主人’地位的高低。”
戈尔季耶夫斯基与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局欧洲情报局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个人关系密切。他以汇报工作为借口，经常去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钟头。通过旁听他的电话，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不少机密情报，这比任何高级窃听器都省事得多。
1984年12月，即将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每天会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其中大部分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有时，对未来情报工作的重点，戈尔巴乔夫会陈述自己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这些看法对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有着直接的指导性意义，也是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些讲话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出现在英国情报官员的案头。戈尔巴乔夫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给他汇编情报、提供咨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奉命返回莫斯科
1985年5 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克格勃总部的电报，命令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并被告知，克格勃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
这封电报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奇怪的是电报对当时驻伦敦的苏联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触动很大。此人一向目中无人，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摩擦，此时他立即抛弃前嫌，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可能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手心出汗，气闷心慌。听完波波夫大使一番忠告不久，莫斯科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通知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一定是个巧妙伪装的陷阱。但他马上平静下来，进行自我安慰，是长期扮演双重间谍身份的压力过大让自己多疑了， 也许在莫斯科等着他的只有桂冠。
5月18日，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伦敦的前一天，也是他三年来最忙乱的一天。他忙着为去莫斯科作准备，并且要准备好给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的汇报材料。下午他去了一趟布鲁姆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要将5000英镑转交给一个英国秘密情报人员。情报站的技术人员正在赶制特殊的工具，他们用成型纸做一块中空的砖。戈尔季耶夫斯基把包在塑料纸里的250张20英镑的纸钞放进去，将“砖”放进一个塑胶小袋中，然后带领自己的女儿玛丽和安娜出去散步，在公园里他和女儿玩耍的时候，偷偷将“砖”藏入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内线会按指定时间捡走“砖头”。
5 月19日，大使馆的那辆老福特车清早就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门前。他告诉家人，去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很长，让他们安心留在伦敦。与家人辞别后，小车直奔肯星特·海依艾的希楚机场。
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走出飞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告诉自己气氛确实有些不对。在机场出口处边防检查员仔细翻阅他的绿色外交护照，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大概是报告他到了。最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人来接他，不过他后来得知，上级派来接他的车弄错了地方去了另一个机场。
戈尔季耶夫斯基拦了辆的士，回到了列宁大街109号自己的住宅。开门时，他马上就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他和妻子赖拉总是故意将门上的三个锁栓锁两个，而这次却是三个都锁着。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里用玻璃纸包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外，克格勃找不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是被苏联官方列为禁书的。然而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这是公开的秘密。
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到他的语调冷冰冰的，再一次证实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是对的。
5月20日早晨，第一总局第三处的一名军官也就是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去第一总局办公楼。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置在总局第三处一个空房间里，等了老半天没有人答理。戈尔季耶夫斯基主动问起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首长什么时候决定接见，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什么动静都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整天无事可做，等待召见，每天守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8点。
他几次催问，办公室总是找出各种托词，要么说克留奇科夫这周日程好像安排得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于是，他拿出自己关于英国情报工作的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核对有关英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数字资料。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修改的，他只不过是借此消磨时间。
5月27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研究对英国最高机构渗透的新战略。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色伏尔加小车前往第一总局建在郊外的克格勃内部酒店，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克格勃几位高级官员正等着他们。格鲁什科问道：“喝点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显得很犹豫，没有吭声。格鲁什科好像早有准备，朝服务员招招手，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为他们斟满酒杯，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没有推辞。
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询问他家里的情况。酒喝得差不多，他们开始吃着甜点，同桌的克格勃将军戈卢别夫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话闲聊，当然，大家都说些无关紧要的事，酒席上气氛显得很轻松。服务员又拿来了一瓶白兰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杯被再次斟满。喝完这杯酒，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不对劲，头开始晕眩，说话时舌头不听使唤，无法支配自己的意识，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立刻明白酒里下了麻醉药。
戈尔季耶夫斯基隐隐约约看到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坐在桌旁没走，接着他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他们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特工的情况，特别详细问到一个外号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逃到法国的间谍。此人在克格勃科技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突然问道：“你怎么可以让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宣传有神论思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保持清醒，他不停地提醒自己，暗暗地说：“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我知道他们的卑鄙行为，他们监视我，偷听了我和母亲、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安装了窃听器。”接着，他们又问了他放在床底下的书，为何私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把这些反苏的书籍带入国内。
再往下就不是婉转地询问了，而是直奔主题，严厉地审讯。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说道：“是他收买了你，我们全都知道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硬撑着，心里不停地重复：别开口，别开口。然后他们离开房间，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一会儿戈卢别夫回来了，对他说：“老实就好，再讲一遍。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对他说：“我没说，没有说。”然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晨，戈尔季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卧室里，头异样地疼痛，浑身乏力。这时门被推开，出现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模样的人，男的站在门口，女的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咖啡头舒服些。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不觉一阵战栗，长叹一声，心想：“完了，死定了，逃脱不了。”
早晨9点30分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来到酒店房间，看两人的样子好像没有异常的变化，昨天在酒席上的审讯就像没发生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渐渐又产生了一线希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一会儿，戈卢别夫就离开了，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他早有耳闻，布达诺夫是克格勃中最危险狡诈的人物，但布达诺夫很温和、很随便地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你都去过英国什么地方？”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被限制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他谨慎地说：“只到过布拉克普耳、布里奇顿和哈罗盖特，那还是因公出差。”
布达诺夫去过伦敦，说：“那地方从没听说过。”随后他语气一转，怪怪地说：“你昨天表现得倔强好斗，你很自信啊。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那样的大清洗，迫害异己，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会向你证明我们在做什么。”他最后安慰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你已经表示了歉意，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马上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并说：“如果昨天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格鲁什科让他在家好好休息，有事会及时通知他。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憋不住，颇有点怨气地说：“不过那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解了。”格鲁什科在电话里打哈哈，用夸张的语气说：“正相反，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意识到，他们的谈话都录了音。他在家冥思苦想待了两天，他不知道自己的抵赖还能骗他们多久，但至少还有活命的可能。经过前几天的交锋，戈尔季耶夫斯基判断他们只是怀疑，还没有拿到证据，因为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这些无足轻重的事都抓住不放，表明他们手上没有确切的证据，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间接论证上，他还有希望逃脱。想到这些，他沮丧的情绪渐渐缓和多了。
逃离莫斯科
5月30日上午，戈尔季耶夫斯基准时赶到总局第三处上班，有人通知他立即去格鲁什科的办公室。格鲁什科坐在写字台后的皮椅上，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第三处处长格里宾坐在桌前的沙发上，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你的事，你心里清楚，你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为此，你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结束，我们通知你的家人马上回到莫斯科来。但我们认为，你虽然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但可以继续留在克格勃其他部门任职，你的意见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审问并没有结束，这不过是缓兵之策，先稳住他，等着他与英国情报机构联系或在其他什么事上暴露。他虽然被监视起来，但容许他自由走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避重就轻地装糊涂，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暴露身份，故意不停地埋怨说，审讯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可能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脸委屈地说：“我实在不明白，你们这样对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作为一名军官，我接受你的决定。” 格鲁什科一直担心戈尔季耶夫斯基会争执不休，此时听了他的表态，觉得很满意，愉快地说：“谢谢，谢谢。”
戈卢别夫走到戈尔季耶夫斯基身边，握着他的手，关心地提醒他把床底下的反苏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免得惹麻烦。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妻子赖拉、两个女儿也回到莫斯科，他们决定去休假。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两个月的假期，他打算好好陪着妻子女儿，轻松愉快地玩几天。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失去美满恬静的家庭，他心里就一阵酸痛。
6 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的赖拉父亲的家，戈尔季耶夫斯基需要时间为出逃做准备，他难过地送走妻子女儿，决定去克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100公里，这里曾是斯大林的远郊别墅。
一天，同住一幢楼的老同事伯里斯·博恰罗夫见到他，神秘地问道：“老兄，伦敦出什么事了， 我们只得将所有秘密情报人员召回，所有的行动都泡汤了，最近有消息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再见面，博恰罗夫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样，显然他受到了警告。所发生的事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敲了警钟，他必须加快出逃步伐。
在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副轻松休闲的样子，一边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不知是不是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正好是一个警卫，而对他的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负责。比起莫斯科的特工这些人可就简单多了。他每天的生活也同样重复、简单，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丛里停下来解手。
戈尔季耶夫斯基利用疗养院图书馆的藏书研究了所有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当然，他必须小心谨慎，拿着书站在书架旁，而从不坐到阅览室桌前，他借阅的书籍没有一本与出逃有任何联系。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
6月30日，他的两个孩子去他那儿待了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们。晚上，将她俩送上电气列车时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寻找机会同英国秘密情报人员联系。他成功地与英国人接上了头，这一切克格勃竟全然不知。
有一次，他步行20多公里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借此推算自己越境时所需要的时间。
他最后见到赖拉是在百货商场，他们上那儿买东西，此刻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候。赖拉也想不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微笑着轻声说：“该再温柔些。”他知道，若出逃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几个星期后他将被当做叛徒处死，这对家人将是更大的打击。
7月1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在逃亡计划实施前两周，戈尔季耶夫斯基制造了许多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比如，他与朋友、亲戚约好在星期日聚会，而那个星期日按计划他已逃离莫斯科了。他还精心维修了自己的拉达小汽车，以保证它不出故障。
7月19日下午4时，他身穿旧短裤、白背心，手里拿着一个塑胶包，照例出去跑步，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跑步已习以为常，对他不再十分留意。戈尔季耶夫斯基穿过街心公园，汇入闹市人群，朝火车站奔去，按事先计算好的时间，他上了一趟即将开动的火车。两天后，在一个叫泽列诺戈尔斯克的小镇他与等候在那里的英国人会合，然后坐上英国人的汽车驶向苏芬边境，再也没有回来。
戈尔季耶夫斯基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已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走的纪录。
谁出卖了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成功地为英国服务了近20年，他是怎么暴露的呢？
事情还得从1985年4月说起。
1985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部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走进了苏联大使馆，表示愿意为克格勃效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位负责在全世界对抗克格勃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的官员，这位知道隐藏在苏联情报机构里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官员，竟然会自己找上门来为克格勃效劳！这样的好运令克格勃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6月13日，埃姆斯将十几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最重要的苏联情报来源的名单交给了克格勃。在这以前，克格勃从来没有在一次会见中得到数量如此之多的绝密情报。
埃姆斯后来说：“我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也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要求任何报酬，我就自动地把最为机密的情报交给了克格勃。可以说，这些情报包括了在世界各地所有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官员的材料。克格勃方面的反应直到现在还让我感到惊讶，他们说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为我准备了200 万美元。”
美国情报机关的官员们倾向于认为埃姆斯是唯一揭发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埃姆斯在 6 月份交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英国后，与英国人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合著了《克格勃全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公开授勋，以表彰他为英国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