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老百姓
时近午夜，克里姆林宫的灯光逐渐暗了下来。
这是昔日俄国沙皇举行加冕盛典的场所。据说在17世纪它最辉煌的时候，整座宫殿镀金绘彩，到处是昂贵的地毯和精致的雕塑。每当天色变暗，一簇簇火光便相继点亮，似乎在夜幕中炫耀着皇室的高贵。
现在，这座宫殿虽然已没有昔日作为皇宫的奢华，却雄伟依旧，庄严不减。空旷的大厅十分寂静，偶尔有轻微响动，仿佛蛰藏着一只不安分的小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没有通知任何人。他独自一人出现在安德烈大厅，踏上白天已经铺好的红地毯，从大厅的入口举步，缓缓踱到正厅最前方，然后优雅转身，向左右各扫视了几秒钟。
自信的笑容隐隐浮现在这个男人硬朗的面孔上：很好，一切都很正确。
这是2000年5月6日的深夜。再过几个小时，阳光将吻醒红场上栖息的鸽群，微风会唤起道路两旁伫立的白桦，俄罗斯第二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也将在这里举行。
从莫科斯出发，朝西北方向行进，会到达俄联邦欧洲部分面积最大的特维尔州。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叫图尔根诺斯基的村庄，它既不是特别富庶，也没有独一无二的景致，显得并不起眼。
在一户村民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伸出粗短有力的手，指向老旧桦木几案上的电视机，激动地说：“瞧，那可是弗拉基米尔家的孩子！”
正坐在地上修弹弓的男孩抬起头，看着屏幕上那个小个子、蓝眼睛的男人，皱着眉头朝他的祖父嚷嚷：“您说过太多次了！”然后，男孩低下头，重新投入自己的“武器”修理工作中，比之前更加专注。
老人口中的“弗拉基米尔”是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也就是刚刚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先生的父亲。他曾是一位勇敢的潜艇舰队士兵，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受了伤，不得不告别战场。退役之后，老普京的“战场”就转移到位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一家工厂。直到他的儿子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老普京也没有停止工作。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普京能够在父亲的人生经历中得到政治启蒙。即使扩大到整个家族，也未见任何一位亲属曾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如果非要挖掘这位平民总统的家族背景，那么，他的祖父斯皮里多诺要算是曾经距离国家权力中心最近的一位。
斯皮里多诺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一位厨师。但别小瞧了这位在炉灶旁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他精心烹制的菜肴，曾被端上列宁的餐桌，也被斯大林享用过。
在普京的父系直系亲属里，斯皮里多诺是农奴制被废除后出生的第一人。
俄语中，“农奴”与“魂灵”是同一单词。作家果戈理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带着含泪的笑把俄国社会的痼疾无情地揭露出来：农民生则为奴，流血淌汗地勉强生存；即使不幸死去，他们尚未被注销的户口也会被贪婪的地主当做商品倒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很早就痛下决心，要废除农奴制——那是社会的毒瘤和脓包，腥臭的味道在广袤的土地上弥散不去，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寒风凛冽的时节，很多农奴穿着破破烂烂的老棉袄，棉絮露在外面，稀疏的胡子在风中颤抖；他们垮塌着肩膀，佝偻着脊背，手指枯瘦，双腿打着罗圈儿，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哆嗦着。可怜的人，一生都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1861年，沙皇政府终于意识到“若不弃小利，则大利难保”，农奴制被废除。出生于1879年的斯皮里多诺，幸运地没有被贴上“农奴”的标签。他少年时开始在特维尔地区一家小饭馆做学徒，后来去了列宁格勒的餐厅。不知出于何种际遇，在十月革命后，他成了列宁的厨师，并追随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去了莫斯科。再后来，他成了领袖斯大林在瓦尔泰政府别墅的多名厨师中的一位。
斯皮里多诺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整个国家的权力中枢，这无疑增长了他的见识与阅历，甚至让他比政治局成员更近距离地观察到一些细微的政治动态。但是，这些宝贵的经历似乎只是丰富了他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没有成为其为前途铺路的砖瓦。
据说斯皮里多诺是个性格十分倔强的老头，假如有人无礼冒犯了他，那么他会立刻摘下围裙离开厨房。不过，他并不习惯于为难别人，一旦对方弯腰道歉，他也能欣然接受对方的歉意。
在他工作的疗养院里，有一座通风良好、空间宽敞的地窖，里面除了贮藏着一些果蔬，还有甘醇的美酒。有一段时间，斯皮里多诺掌管着地窖的钥匙，但他连一片菜叶也不曾带回自己家中。他更愿意用劳动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
普京幼年时偶尔也会到祖父家里住上几天，但小普京不仅从没机会与领导人共享美食，甚至因为偷吃祖父为其他政府官员做的点心而被拧红了耳朵。
小普京摸着通红的耳朵，不满地望着他的祖父；老头儿捻着胡须眯着眼睛，打量着一脸委屈的孙子。
这对视的祖孙二人，恐怕都没有想到，在几十年之后，普京会入主克里姆林宫。
在普京之前，这大概就是他的家族最靠近权力巅峰的时期了。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权力与他们本身也并无实际的关系。
再向前追溯，在普京家族的众位先祖中，再没有谁是显赫权力的掌握者，甚至也没有任何在军事、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引人关注的佼佼者。他们大多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在广袤的田野里、繁忙的工厂里，或勤劳或懒惰地度过了一生。
如果不是出了普京这样一位大人物，那么，这个家族就会像西伯利亚森林里的一棵落叶松，或像伏尔加河中的一滴水，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为人知。
显然，普京的出现，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掌勺不掌权的家族
“瓦斯科夫几次想去捡起子弹盘，但每次稍一动作，便会招致四面八方敌人的射击。他被憋在狭小的，甚至不能转身的空间里，气得满脸通红，干着急却使不出劲儿来。山上的德国兵分成两路，慢慢地向大岩石围拢过来。”
在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主人公瓦斯科夫无数次迫近死亡。当他与战友藏在岩石后面时，像雨点一样稠密的子弹凶狠地撞击着这块掩体，他们四周碎石迸射，声声震耳。这是1942年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东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鲜血染红了整片东欧战场。
普京的父亲不仅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更曾作为一名士兵参与战斗。
老普京出生于1911年。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另有3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当他3岁时，在遥远的萨拉热窝街头，一个名叫普林西普的波斯尼亚青年，绕过重重卫兵，枪杀了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亚。这一举动触发了某个神秘的机关，紧锁的牢门被撞开，早已蓄势待发的名叫“战争”的野兽咆哮着从铁笼里冲出来，喷出炽烈的火焰，瞬间把欧、亚、美大陆变成了火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诞生。又过5年，在1922年的年末，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联合组成了苏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苏联”未必准确，但在战争——这最残酷最冰冷的改革方式的推动下，俄国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不过，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及农场里的牛犊丢了显得重要。那段时间，老普京还像所有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疾风骤雨里，享受着童年的快乐。直到17岁时，他认识了少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谢罗莫娃。
如果把普京的父母相识、结合的过程写成一个剧本，至少会出现3个版本。
版本一中的两个年轻人让人同情。当时，乡村里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聊天、游戏。在一次聚会中，老普京不慎伤了玛丽娅的眼睛。于是，在玛丽娅家人的要求下，他把这位受到伤害的年轻姑娘娶进家门，以示负责。
版本二与版本一大体相仿，只在细节处有些出入：在伤害了玛丽娅姑娘后，老普京很快就主动上门，向玛丽娅的父母请求原谅，并请求他们把女儿嫁给自己。与前者相比，版本二中的老普京多了些男子汉的担当，这段婚姻也显得更有人情味。
版本三则出自他们的儿子普京的回忆。在普京看来，父母之所以会走到一起，主要还是因为爱情。这无疑是故事的3个版本中最浪漫的一种。
1932年，老普京应征入伍，妻子留在列宁格勒。他的新兵培训期是在瓦西里耶夫岛地区度过的，他先进入潜艇艇员训练大队接受训练，后成为一名海军士兵，一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潜艇大队服役。
5年之后，退役的老普京回到列宁格勒。此时，苏联的新宪法刚刚施行了一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最终完成。斯大林带领着苏联人民，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朝前走着。193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战争的到来。
二战爆发后，苏联很快被再次卷入呛鼻的战火硝烟里。卫国战争爆发，老普京主动请缨上了战场。按照儿子普京的回忆，父亲最初被分配到了人民内务委员会（第330步兵团）歼敌营。老普京与他的战友们，并不需要到最前线的枪林弹雨中浴血冲锋，他们的任务看起来似乎更安全一些——在敌后从事侦察工作，必要时给德军搞搞破坏，比如破坏敌军的通讯系统，破坏切断补给线，或者炸毁敌军的弹药库。
与老普京并肩战斗的，还有另外27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虽然不需要迎着枪炮而上，但所处环境其实并不轻松。1941年的秋天，老普京所在的侦察分队进入爱沙尼亚地区。在爱沙尼亚，不仅存在着反对苏联的力量“第五纵队”，当地很多百姓还充当着***势力的向导与告密者。
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里，这支侦察队不可避免地被魔鬼盯上了。他们的行踪被出卖给了德国**，经过一番交火，侦察队不得不撤退，但德国士兵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老普京撤到了一处沼泽里。他把自己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躲进冰凉的水里，通过一截芦苇管勉强呼吸。当德军的军犬从旁边经过时，他几乎听清了那畜生喉咙里不断发出的咕噜声。
最后，24个年轻的生命埋葬于爱沙尼亚的土地上，包括老普京在内仅4名战士得以生还。这是一场噩梦！死里逃生，就像在开滚如锅的地狱里蹚开了一条血路，沿途中贪婪的野兽、飞迸的火星，都让他胆战心寒。
战争进行到了冬天。老普京与一名战友奉命潜入德军营地，准备伺机捉一名“舌头”，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时间匆忙，两个战士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就摸索着潜入了敌方阵地。他们刚躲进一条隐蔽的壕沟，喘息还未平复，一个德国士兵恰好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立即发现了他们。
3双血红的眼睛里都布满惊恐和无措！德国士兵一时之间甚至忘记了高呼示警，而老普京与战友正要冲过去制伏他，德国兵却更迅速地丢过来一颗手榴弹。
“手榴弹正好在我两腿间爆炸了。”这是老普京后来对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的回忆。幸运的是，这一次他又与死神擦肩而过。虽然身受重伤，但在战友的救助下，他还是奇迹般地摆脱了德军的追捕，逃回了苏军阵地。
老普京被送往列宁格勒地区的战地医院治疗，并在那里恢复了健康。不过，他落下了残疾，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他想过当一名战地后勤人员，但伤残的身体令他感到十分吃力，最后他只好离开部队。
没有战斗到祖国胜利的时刻，这是战士老普京的最大遗憾。不过，假如他没有因伤离开战场，谁也不敢保证他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据统计，二战后，苏联人口较战前减少了2700万，若再把战争期间出生的人口统计进去，死亡数字会更加庞大。伏尔加河畔、涅瓦河边掩埋着苏军将士的累累白骨，他们长眠于此，日日夜夜守卫着祖国的土地。
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士兵之歌》曾在1959年引起轰动。电影的主角是一名叫阿廖沙的19岁通信兵，他在战斗中立下功勋，将军要表彰他。
阿廖沙搓着衣角不安地说：“我想回家。”
将军皱眉道：“你不能在前线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
阿廖沙十分为难，说：“有什么办法呢！天冷了，家中的屋顶是破的，会漏风，村庄里已经没有男人，我想回家帮妈妈修好屋顶。”
阿廖沙如愿回到家乡，见了母亲一面，又匆匆归队。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衰老的母亲常常站在村口，茫然地望向远方，等待着她的儿子回家。
能像老普京一样从地狱生还的战士是幸运的。在无情的战争中，谁能想象有多少母亲失去了她们的“阿廖沙”。
老普京自己也经历过丧子的痛苦。妻子玛丽娅曾经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幸早夭，二儿子则死于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当时，德军围困列宁格勒，城内缺衣少食，孩子不幸染病，玛丽娅一筹莫展，只好同意政府工作人员将孩子带走，希望他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与治疗。遗憾的是，这个孩子最终没能熬过去。
这是老普京人生里的又一段梦魇。他被种种痛苦的记忆劫持，偶尔坠入梦中，就像被再次拉进地狱的熔炉。
幸好，时间前行到1945年，这场该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儿童大战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出生于1952年10月7日。
如果他后来没有成为俄罗斯的总统，除了亲人，有谁会在意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呢？在他出生的那个月份，几乎所有苏联人的视线都被一件大事牢牢吸引着：第十九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苏联经济发展的第五个五年计划被提上日程，党章也被修改，布尔什维克党更名为苏联共产党。一项项路线按部就班地制定出来，一桩桩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但是，上帝留给斯大林的时间只剩下短短5个月了，这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党代会。斯大林像一列疲惫的老火车，轰轰隆隆地行驶了74个年头，终于在1953年3月5日精疲力竭，把空旷的道路留给了拥有强壮体魄和旺盛精力的年轻人。
在2000年之后，不少热衷于政治预言的人士与政治宣传家们纷纷以神秘而骄傲的口吻，给普京冠上了一个颇为响亮的称呼——“党代会的孩子”。事实上，除了人至中年的老普京夫妇，这个出生于党代会召开期间的婴儿并未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这些奇妙的历史巧合，是不是源于某种神秘力量？不管唯物论者如何嗤之以鼻，总有一些人对之笃信不疑，后者反复咀嚼着普京的出生与斯大林的辞世之间的巧合，并对此乐此不疲。
斯大林是一个不喜欢中间色调的人，在他眼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也直接影响了苏联人民对这位领袖的定位：“他的功绩不可争辩，他的错误众所周知。”
2002年，普京出访波兰。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他这样谈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而在普京本人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时展现出来的铁腕手段中，似乎也可窥见斯大林的一点身影——非常努力地想以钢铁般的意志治理俄罗斯。
不过，普京年幼时对斯大林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教室墙壁上的伟人画像以及教科书里的领袖照片，已是另一个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普京出生时，他的父母已年届四十，父亲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列车厂工作了近10年。对于经历了战争折磨与丧子之痛的老普京夫妇来说，普京的到来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尤其是他的母亲玛丽娅，一个善良而温柔的女人，经历过两个儿子的夭折之后，她将全部的爱都给予了小儿子。有一段时间，为了陪伴和照顾普京，她一直在家中，没有去工作。当普京不在她的视线内时，她会不安地推开窗子，大声地呼唤：“瓦洛佳，你在院子里吗？”
即使父母保护得再周到，管束得再严格，也压制不了儿子对世界的好奇，也不能将外界的伤害全部隔离。五六岁时，普京就闯了不小的祸——他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溜出家门，本打算在郊外玩耍一会儿就回家，谁知道却迷路了。
普京辗转回到家中后，焦急的父母又欣慰又生气。最后，这出“失踪”闹剧换来了父亲的一番责打。
普京对家的最初记忆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院落里有很多栋楼，楼层都不高，并且十分老旧。普京的家就在其中12号楼的五层，这是耶格罗夫列车厂分配给老普京的。
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大约20平方米的房子里。狭窄与逼仄的空间造成了很多麻烦，楼里设施简陋到没有入户的自来水，别提浴室了，公用厕所更是狭小肮脏。每天，他们都不得不拎着木桶到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打水，然后扶着楼梯一侧那爬满锈迹和灰尘的栏杆，从一楼爬到五楼。
“这是个带有天井式小院子的楼房，穿过拱形门后向左走就进入门洞了。门洞里边有盏小灯，经常不亮，即使偶尔亮了也非常昏暗，勉勉强强能看见路。台阶有的残破不平，有的干脆坏掉了。有些地方的扶手松动，有的地方干脆没有扶手。所以，要想上楼，就不得不冒生命危险。特别是夜里。”
这段描述出自普京童年的朋友鲍里先科。在他的印象中，普京家的房子比其他人家似乎更宽敞一些，不过房内的厨卫设施同样简陋不堪。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普京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显然并不轻松，但孩子们有一千个点子可以找到快乐，即使只给他们一颗浆果，他们也能用四溅的果汁把自己的世界变得酸甜可口。
普京那时的“玩伴”之一是楼里的老鼠。由于卫生条件比较差，居民楼里有很多老鼠，它们嚣张到甚至白天也在楼道里流窜。这些狡猾的家伙既是孩子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玩具。普京时常与小伙伴在楼道里、院落里与老鼠“作战”，有时候他们手里拿着棍棒，更多时候赤手空拳，把呐喊声当成恫吓老鼠的武器。
在与老鼠的战斗中，有一段经历给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便对它穷追不舍，直把它逼入墙角。这老鼠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猛地掉转身，全力向我迎面扑来。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突然，我害怕极了。接下来，反倒是老鼠紧紧地追赶我了。只见它飞快地越过一个个台阶，转瞬就跳进了我家那一层的楼道。毕竟我比这老鼠跑得快，我以最快的速度推开我家房门，又砰的一声关闭。就这样，我硬是将这老鼠挡在了门外。”
在大杂院里，除了经常上演“人鼠大战”的闹剧，孩子之间的争斗也时有发生。小孩打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能只是为了抢夺一块糖果、一件玩具，甚至是大杂院里一棵花楸树的“所有权”。不过，即便原因再幼稚再可笑，一旦真动起手来，这座大杂院就仿佛成了一座热带雨林，孩子们都是其中的一棵树、一根藤，不得不遵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普京第一次挨打，是在隔壁的大杂院。对方年龄比普京大，身材并不是特别强壮。当时那个人似乎对普京说了些什么，普京的回复尖刻而粗鲁。对方先是因普京的无礼愣怔了一会儿，随即恼羞成怒，脸涨得通红，眼睛也充着血。两个人迅速地扭打在一起。不过，刚一交手，普京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那家伙貌不惊人，但体力明显超过自己。
最终，鼻青脸肿的小普京沮丧地回到了家里。他既委屈又懊恼，一股不甘心的念头蠢蠢欲动。一开始，他把挨打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大杂院不是自己的“地盘”，但随着愤怒渐渐平息下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
那家伙不过说了句十分平常的话，自己为什么要刻薄地回答对方呢？这种失了教养的做法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如果自己没有先伤害对方，这场冲突完全可以避免。而自己之所以会漫不经心地激怒对方，不也是因为他看上去不具有攻击性吗？假设对方是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人，自己大概就不敢太过放肆了。
回忆起这桩童年糗事，普京觉得这是一次幸运的经历。它让普京从小就懂得：不论对谁都不该轻视，应该尊敬别人。另一方面，他在这场输掉的争执中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弱小。当对方的拳头袭来时，普京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和力量，这让他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也好，错也罢——都应该做个有力量的人，这样才有可能回击别人。并且，为了战胜对方，还要记住重要的一点：出手要快！假如受到侮辱，必须迅速还击！
虽然小时候比较顽皮，时常打架，但普京和他的伙伴们从来没有带过刀具或者铁制的手撑子等东西——那是有前科的刑事犯手里才有的东西——普京觉得老老实实靠拳头说话最好。
普京那时候个子比较小，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威慑力，然而一旦有人恶意欺负他，他体内的能量就会迅速爆发出来，即使对方是头“蛮牛”，他也不会畏惧。不过，普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欺负别人，当自己的伙伴被欺负时，他又能勇敢地保护他们。
大杂院与街头的打架经历可以说是普京的第一所大学。后来，他也时常参与到大杂院里的儿童大战中，但他再没有像第一次挨打时那样冒失，除非不得已，他不会放任自己随意卷入争斗。不过，如果冲突不可避免，那就要把战斗进行到底。
从小普京一本正经的反思和总结里，似乎已隐约可见他对力量和智慧的崇拜。不过在当时，他完全意识不到这套打架哲学将伴随自己走多远。
瓦洛佳——大龄少先队员
女教师塔马拉·帕夫洛芙娜·奇若娃不幸去世了。两年以来，3个亲人相继去世，接踵而来的祸事让塔马拉的家人心力交瘁，也把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推入困窘至极的深渊。
塔马拉是列宁格勒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她在学校里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既美丽温柔又善良端庄，孩子们都很喜欢她。1981年，她还曾获得过编号为“33333”的民族友谊奖章。
但是现在，塔马拉的墓地上连块墓碑也没有。贫穷的亲人只能用黑色的带子把金属框的遗照绑在水泥十字架上。又一次，塔马拉的儿媳赖莎来墓地祭扫，只见照片已经被狂风吹翻，倒扣在泥泞的地上。
赖莎一路哭着回到家里，反复思索后，写了一封信：
“……难道这样的一个人死后还不应该得到一块普通的墓碑吗？请您相信我，她一生都是个纯洁、善良和非常朴实的人，甚至当您已经当上我们市里的大官，塔马拉·帕夫洛芙娜也从未去找过您。她根本就没动过这样的念头，她这样做完全出于自己朴实的人格……”
赖莎红肿着眼睛，把信纸叠得十分平整，与一张老照片一并放入信封，郑重地写下收件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关于地址，她并不十分清楚，只好含混地写道：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很多人都嘲笑她。天堂太高，克里姆林宫太远。即使这封挂号信奇迹般地寄达目的地，谁知道总统先生是不是还记得一年级时的老师呢。
但是，下一个教师节到来之前，一块墓碑竖在了塔马拉的墓前。
1960年9月1日，8岁的男孩普京进入193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女教师塔马拉。他对第一天入学的场景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家中的一张老照片记录了他当时的样子：他穿着一件旧式灰色校服，像穿着军装的小战士一样，手里捧着一盘花，端端正正地站着。
长大后的普京看到这张照片时，不由得纳闷：难道不应该捧着一束花吗？我为什么会端着一盆花呢？
当时很多学校教室里都没有盆花，新学生来报到时，出于礼貌，应该给老师献上花束。可离开泥土的花枝很快就会枯萎，老师更希望学生带一些盆花来美化校园。
“我们的女老师——塔马拉·帕夫洛芙娜，我当然还记得，但要我说出那个时期有什么特别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还真的没有。”虽然普京已淡忘了小学时的经历，他的同学们却记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塔马拉老师曾经为普京庆祝生日。
塔马拉非常热爱她的学生，时常组织孩子们一起过周末，还不忘给过生日的孩子准备礼物。当普京过生日时，按照传统，塔马拉把他叫到讲台上，把一些有趣的儿童读物送给了他。接下来，同学们陆续走上讲台，把自己准备的贺卡、铅笔、橡皮等小礼物堆放在讲桌上。
当普京捧着一堆礼物走回自己的座位时，有些小东西掉在了地上。他想弯腰把东西捡起来，又怕怀里其他东西会掉落，一时左右为难。后来，塔马拉老师亲切地帮他把礼物整理好，放进课桌里，然后叮嘱他专心听课。
整节课上，普京不时低头望向抽屉。塔马拉老师笑着提醒他马上就要下课了，男孩则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193中学是一所混合制学校，既有小学部，又有中学部。除普京之外，这里还走出了另一位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人物——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1898年，克鲁普斯卡娅与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科耶举行了婚礼。这位伟大的女人，被誉为“苏联国母”以及“苏联第一夫人”。
历史确实不乏巧合，普京先在193中学完成了一至八年级的学业，后来又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成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校友。
有谁能想到，这个出生于党代会召开期间，又总能与政治领袖们扯上关系的孩子，竟然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党的弃儿”。当时，大多数学生三年级就成了少先队员，普京却晚了3年才获得这一荣誉。
1964年，普京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古列维奇成了他的班主任。薇拉对普京的第一印象显然被打了折扣，因为当时全班45名学生中，有42人的脖颈上都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只有普京和另两个孩子脖子上光秃秃的。
对此，普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与自己在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大杂院里虽然条件简陋，秩序混乱，但在对一切充满向往和憧憬的孩子眼里，那就是一片自由的海洋，院里的花楸树就是奇形怪状的珊瑚，楼道里逃窜的老鼠就像神秘的海怪，自己和伙伴们就像是游鱼、海马、海星，或者贝壳。他们拥有独特的生存法则和自我评价体系。
但是，进入学校以后，普京猛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学校里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像一张紧紧束缚自己的大网。
一条搁浅在陆地上的小鱼怎么能快活起来呢？小学生普京不由得有些垂头丧气。
挣扎过程中，难免会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因此，普京迟迟没能加入少先队，没能得到一条象征着“好学生”的红领巾。
普京的家距离学校很近，步行只有7分钟的路程。即便如此，入学初他还是很难保证按时到校——他不愿意一头扎进那个像笼子一样的地方。在老师的劝诫和父亲的责备下，普京不得不作出改变，不过，他总是拖拖拉拉的，连早一分钟走出家门都不愿意。
到了冬天，巴斯科夫胡同附近的居民时常看到一个连大衣也没穿的男孩，他一边奔跑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嘴里呵出一团团白气，耳朵也被冻得通红。当人们询问他为什么不穿大衣时，他会认真地解释：“大衣太重了，它会影响我跑步的速度。”只差那一点点时间，小普京可能就会迟到了！
即便到了学校，他也很难进入专心学习的状态。班主任薇拉想起普京在学校的样子，还是有些纳闷这个表现并不出众的孩子是怎样成为总统的。
“在学校时，瓦洛佳总是能够成功地从邻桌的练习本上看到些什么，或左或右，有时还回头看看后面同学的练习。他还会经常钻到桌子底下，不是钢笔没了就是铅笔掉到地上。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会到各个楼层转上一圈。”
和课堂表现相似，他的成绩也很少给父母带来惊喜。在五分制的考试中，他的成绩大多是3分，从来没得过2分，4分相对少些，满分就更稀罕了。像他这样的学生，很容易被忽视。成绩优秀的学生像漆黑夜空里的月亮，普京和其他成绩中等的学生就是旁边忽明忽暗的星星，偶尔绽放一下光彩，多数时候都沉寂无闻。
从六年级开始，普京开始认真读书，像是突然对学习萌生了兴趣一样。有人猜测可能是受到父亲的严厉责备甚至打骂，但对他十分了解的好友鲍里先科说，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普京的人只有他自己，其他人不可能强迫他。
或许是因为普京的年龄实在太大了，或许是因为老师们发现了他的变化，没过多久，普京从“党的弃儿”这一糟糕的队伍里走出来，成了一名大龄少先队员。
再见，193中学
“亚历山大，快来！快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刚刚走到四楼和五楼中间楼梯的拐角处，就看到一群同学正聚集在五楼教室外的走廊上，同班的伊凡正朝他奋力招手。
“发生了什么吗？”亚历山大心里琢磨着，不由得加快脚步。
大步跨上五楼的最后一级楼梯，亚历山大立即倒吸了一口气。
他们班上的同学普京正双手紧紧地抓着走廊外侧的护网，悬空挂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一只大壁虎似的。
伊凡把一只胳膊搭在亚历山大的肩膀上，兴奋地说：“瓦洛佳和人打赌，他居然说自己能在护网上悬空待上一会儿！他挂在上面已经两分钟了，你瞧，他的胳膊是不是在发抖？”
赌约发生在几分钟之前，对方当然不相信普京真的有胆量翻过走廊外面的围栏。要知道，这是学校明令禁止的，更何况他们所在的这栋教学楼是老式建筑，楼层间距更大一些，这栋楼的五层可相当于其他建筑的七层楼高了！
在同学的哄闹声中，普京快速地翻过走廊边的黑色金属围栏，一些因生锈而剥落的金属残渣粘在了他的手上。他先是试探着把一只脚探进护网的网孔里，随后另一只脚重复了同样的动作，最后，双手也这样探进网孔，紧紧抓住。
八年级的课程既紧张又无聊，这紧张而惊险的一幕很快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围观。普京确定自己已做好准备，就把双脚从网里撤离，真的把自己挂在了护网上！
“上帝！”围观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呼声。有的人兴奋地加油，有的人惊恐地呼叫，还有女孩子的低呼：“瓦洛佳，你疯了吗！”
又过了大约一分钟，但对普京而言，恐怕是过了极漫长的一段时间，他感到自己的胳膊颤抖得越来越明显。亚历山大忍不住喊道：“瓦洛佳，回来吧，要上课了！”之前和普京打赌的同学也连声道：“我输了我输了！亲爱的瓦洛佳，请你快回来吧！”
普京终于把双脚踩回网孔，停了几秒钟，似乎是在稳定情绪，随后他双手交替向上攀爬，终于爬到了楼顶的房檐上，接着又从那里爬到另一间教室的阳台，不见了。围观的同学纷纷跑到那间教室门口，探头向里张望，里面只有几个正低头学习的人，并不见普京的影子。
“嗨，我在这里！”
大家纷纷回头，只见普京正站在自己教室门口得意地笑呢。原来，他悄悄地穿过那间教室，从后门溜出去，回到了自己的班级里。
学生当中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喝彩声和口哨声。
接下来的一整天，八年级的老师们都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学生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尤其是普京，始终涨红着脸。
普京当时并不害怕，甚至事后回忆起来也并不觉得害怕，他跨出围栏的那一刻非常清醒，心里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安全回到教室。只不过在他人看来，这个赌实在太危险，一旦失手，后果简直太可怕了。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的上半年，普京对冒险的偏好已经显露出来，而他也并未掩饰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执著。
进入这一年的6月，靠近北极圈的列宁格勒正值白夜时节，出现了类似于极昼的现象——白天越来越长，黄昏过后不久，曦光便又开始显现在天际。列宁格勒的市民们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这让他们显得格外从容不迫，整座城市的脚步似乎也慢了下来。
到了晚上，即使没有太阳，天空也还是明亮的。这是列宁格勒最热闹的季节，人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地出现在宽阔的街道上。道路两旁的松柏挺拔，枞树也十分茂盛。大人们悠闲地散步，孩子们则追逐嬉闹，在草坪上滚作一团；偶尔有神情忧郁的妇女走过，不时拧着眉头打量怀中纸袋子里的黑面包，家中那几个正在长身体、食量极大的孩子，可真让她为难。
对普京来说，这个夏天稍显特别，他要从193中学毕业了。
来参加毕业典礼的，除了八年级3个班的全体学生和教师，还有孩子们的父母。人们熙熙攘攘地拥挤在狭窄的礼堂里，光线有些晦暗，礼堂正中高悬着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画像。画像上的领袖威严而庄重，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事实上，他当时正因捷克斯洛伐克发起的意图脱离苏联控制的改革而忧心忡忡，一场以扼杀“布拉格之春”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正在酝酿。
马上就要从八年级毕业的普京对此并不关心，他像其他所有同学一样，谦虚地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书，礼貌地鞠躬致谢，心里对毕业集体旅行充满期待。在他的设想中，学校或许会组织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玩一趟。
在这之前的某个夏天，薇拉老师一家曾到南方旅行。在普京父母的请求下，薇拉老师带上了普京，希望能让这个孩子增长一些见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住旅店，而是向一户普通人家短租了房间。
就在他们入住的第二天，房东家的一只母猫生下了一窝小猫崽。5只小猫看上去非常弱小，在简陋的窝里拱来拱去，十分可爱。但是，这天下午，女房东却把小猫崽们都扔进了盛放泔水的木桶里。
薇拉老师的小女儿目睹了这一幕，她立刻跑去找普京，请求这个个子比自己高、胳膊比自己长的少年赶紧把小猫捞出来。等他们从散发着臭味的泔水里把小猫全捞上来时，其中的两只已经死了。薇拉的女儿难过地哭了起来，普京的表情也很沉重，不过他没有说什么。租住期间，普京对那位女房东一直保持着应有的礼貌。有一次，他看到女房东拎着沉重的东西从商店出来，还帮她拎了一些。
不过，后来的一天，普京从商店里买了一根香肠，回来和薇拉老师一家人分享。女房东恰好从旁边走过，笑着说：“我多么想吃香肠啊！”
普京没有出声，仍然低着头默默地吃饭。女房东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薇拉老师问：“瓦洛佳，你刚才没有听到她的话吗？”
普京依然低着头，闷声闷气地回答：“我绝对不会请恶棍吃东西的。”
这是那次旅行中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但除此之外，陌生地方的风土人情对普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毕业旅行的目的地。
毕业典礼结束后，校方组织了一次聚餐。学校为师生和家长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物：盘子里叠放着高高的黑面包，鳕鱼块、鸡肉丁、熏肉、红肠摆满桌子，让人垂涎欲滴，甚至还有孩子们平时很少喝的饮料。
普京看着桌上的馅饼，突然说：“我觉得我一次可以吃下20个馅饼！”
身边的同学立刻露出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性格中的执拗因子再次作祟，普京几乎立刻表示要跟对方打赌。他说自己一定能吃下20个馅饼，唯一的要求就是允许他在吃馅饼的时候喝水或吃些水果。这场有趣的打赌分散了同学们对食物的注意力，他们聚拢到普京所在的餐桌旁，连一些家长和老师也在一旁笑着看孩子们玩闹。
当吃到第14个或第15个馅饼时，普京开始苦着脸讨饶：“发发慈悲，可怜可怜你们的亲人吧，不要伤害年轻的心灵！”同学们哄笑起来，没有谁坚持让他继续吃馅饼，这场打赌最终以普京的失败告终。
事实上，他不仅在打赌中输掉了，甚至没办法参加之后的舞会，因为他实在太撑了，如果坚持跳舞，一定会像滑稽的企鹅先生。他简直是哭丧着脸坚持到舞会结束，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马上能去旅行了。
但是，当毕业旅行这天真的到来，普京却更加沮丧了——他们的毕业旅行项目是游览涅瓦河。
在内燃机的轰隆声中，普京和同学们乘坐游船在涅瓦河上游逛。返航的游船渐渐靠近河岸，普京望向岸边的小餐厅，隔着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店内三三两两散坐着的顾客。一位靠窗的客人端着咖啡杯，正在欣赏涅瓦河的风景。普京与他的视线相对，彼此友好地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纷纷走下游船，普京却磨磨蹭蹭地最后一个上岸。他踩在列宁格勒的泥土上，心里想着：193中学，再见了！
摔跤与手风琴
“我一踏上柔道垫，感觉就像回家一样。”1976年，普京获得列宁格勒柔道锦标赛的冠军，两年之后，他又获得柔道和实战格斗摔跤大师的头衔。他对这种搏击运动情有独钟，即使在当选总统之后也从未丢下，甚至在2007年还参与拍摄了一部名为《跟普京一起学柔道》的教学片。
普京并非从一开始就学习柔道，他最初学的是桑勃式摔跤。而与这项运动结缘，也是出于偶然。
那是1965年的秋季。北极圈内的寒冷逐步逼近，肥沃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似乎都习惯了提前到来的寒意。金色和红色是此时列宁格勒的主色调，矗立在道路两旁、居民区内、公园里的树木匆匆忙忙地换上秋的盛装。正因为匆忙，个别动作不够麻利的植物还未摘去夏装上的绿色饰品。在这金、红、绿相间的童话世界里，天空就像刚从旁边的芬兰湾里捞出来的一样，湛蓝如洗。
五年级的普京和鲍里先科可没心情欣赏窗外的景色，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机和一张抄写着很多电话号码的纸，绝大多数号码都被一条红线从中截断，只有一串数字还保持洁净。
普京皱皱眉头说：“只剩下这一家了。”
“是的。”鲍里先科回应着，看了普京一眼，“还是让我打吧！我还没怎么用过这种高科技的机器呢。”
普京没回答，算是默许了鲍里先科的要求。
电话拨通了，却迟迟没有人接听。鲍里先科放下话筒，说：“要不明年春季再报名吧，春天时还会有很多体育俱乐部招收学员的！看来今年他们的招生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再打一次吧！”普京盯着那串数字旁边标注的“桑勃式摔跤队”，对鲍里先科说，“最后一次！”
接电话的人是安那托利·西姆耶诺维奇·拉赫林，他是一名桑勃式摔跤教练。拉赫林在电话里拒绝了鲍里先科的请求，理由是招生已经结束，摔跤小组已经满员了。但是，鲍里先科是个执拗的男孩，他不停地哀求，表示他和朋友瓦洛佳一直对摔跤很感兴趣，恳请教练给他们一次机会。
拉赫林偶尔能听到鲍里先科小声的嘀咕，似乎在和他身边的“瓦洛佳”商量怎样说服自己，不过这位教练一直没有听到“瓦洛佳”出声。
最后，拉赫林的耐心被电话里喋喋不休的男孩全部磨光了，他不耐烦地说：“那你们明天就到俱乐部来吧！”
电话那边立刻传来一阵欢呼。
普京和鲍里先科就这样加入了摔跤队。不过，鲍里先科只学了一年，他觉得这些自卫术对自己的意义不大，于是果断地退出了，并且把自己的摔跤服送给了伙伴瓦洛佳。
在此之前，普京一直没有专业的服装。他几乎每天都去训练，却一直穿着妈妈玛丽娅织的上衣，脚上则是一双手织的毛线袜子。他从没有因此感到窘迫，即使队友们偶尔会调侃这双怪异的运动“鞋”，他还是坦然地笑着。不过，在得到鲍里先科赠送的专业摔跤服之后，普京确实高兴了好几天。
在学摔跤之前，普京有自己的打算：十三四岁之前的男孩子，身高、力量的差别并不明显，能在一群孩子中拥有威信、成为领袖的，常常是个性鲜明的人。但是，在发育期到来后，那些强壮而结实的大个子才能成为孩子王。为了保住自己平日在伙伴中的地位，普京决定学习一项既能增强体质，也能练习技能的运动。
当他们拨通那个桑勃式摔跤小组的电话的瞬间，普京脑海中涌现出那些以桑勃式摔跤和柔道运动为主题的电影画面，那些充满激情和智慧的搏击画面诱惑了他。
刚进入训练队之时，普京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过人之处，恰恰相反，他的体力在众队员中算是偏弱的。但是，他很快就吸引了教练拉赫林的关注。拉赫林发现，这个小个子男孩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不管对手多么强壮，他从来都不会畏惧，而且他很能吃苦。
那时候摔跤队的训练场地在十二月党人大街21号楼，队员们每周要训练两到三次，训练过程十分严格。每到训练的日子，普京一放学就会匆匆赶回家，简单吃几口饭，换上衣服就脚不沾地地朝俱乐部跑去。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还有什么比顽强的毅力、过人的勇气、吃苦的精神更加重要的呢？
拉赫林对这个勤奋的学员非常满意。
但普京的父母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和其他家长一样，希望儿子能够把学习搞好，然后掌握一项如音乐、绘画之类的艺术才能，或者再学一门语言也是好的，总之，最好不要从事危险的运动。普京曾练过一段时间拳击，后来在一次较量中被打伤鼻子，甚至差点去做手术。这让他的父母非常不安，尤其是玛丽娅，一想到她的瓦洛佳被人一拳打伤了鼻子，这位温柔的母亲就忍不住颤抖。
当普京又要溜出家门去参加摔跤训练时，玛丽娅忍不住抱怨道：“又要出去胡闹了吗？早晚有一天，你的手脚会被弄断！”
父亲虽不像玛丽娅那样强烈地反对，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支持普京的“体育事业”。为了把儿子从这危险的旋涡里拉出来，父亲甚至花费一大笔钱买了一台手风琴，希望借此分散普京对摔跤这项危险运动的注意力。
“他们希望我今后学拉手风琴，不要再学摔跤了。”聪明的普京清楚地意识到父母的良苦用心。但是，他此时已经对摔跤运动着了迷，摔跤场上力量的博弈、技巧的碰撞、智慧的摩擦都让他沉迷，而运动员之间互相较劲又彼此尊重的关系也让他心怀敬意。
普京感到十分矛盾：对于自己热爱的运动，他绝对不会放弃，但他又不想令父母伤心。年轻的瓦洛佳进入少年时期最忙碌的阶段——每天，他都要按时到学校上课；每周之中有两三天，他要随拉赫林学习摔跤；不用去训练队的那几天，他要拉手风琴，以表示对父母的尊重。
他并不是一个听不进他人意见的人。之前他曾经报名参加一个德语学习小组，学了没几天就要求退出，而且他的理由让德语老师有些不知所措。普京当时十分严肃地说：德国人伤害了我的父亲，我的两位叔叔和一个哥哥也在与德国人的战争中丧生！年轻的女老师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与普京谈话，告诉他学习德语的必要性。普京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继续学习，好像是为了帮老师的忙才这样做似的。
谁也没有想到，从低年级就打下的德语基础在日后竟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作为克格勃特工驻扎德国的日子，流畅的德语就是他最得力的武器之一。
坚持自己该坚持的，接受自己该尊重的，普京似乎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即便他努力学习，用心练琴，父母还是不时地劝说他，希望他能主动放弃摔跤训练。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普京觉得自己正踩在一棵针叶松的树干上，坐立难安。针叶松在列宁格勒随处可见，普京小时候经常爬到上面去玩，不止一次被锐利的针叶划破皮肤。
愁眉苦脸的普京忍不住向教练拉赫林求助。听完少年的倾诉，拉赫林忍不住笑了，这个学员的执著确实打动了他。拉赫林和普京击掌为誓，保证自己一定会说服他的父母。
那时候，普京家只是普通家庭，他的父母是最平凡的工人，但教练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拉赫林沿着逼仄而黑暗的楼梯爬上五楼，敲开普京家破旧的金属门，介绍了自己，老普京夫妇多少有点惶恐不安。拉赫林没有直接说明来意，而是一直夸奖瓦洛佳是个很有天赋的摔跤手，他既聪明又灵巧，难得的是他还非常努力，并且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没有一位父亲或母亲不愿意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
玛丽娅甚至有些羞赧地红了脸，好像被夸奖的是自己一样；老普京虽然仍是一脸严肃，但嘴角也隐隐地露出笑意，他不时轻咳两声，回应着拉赫林教练：“是的，确实如此！瓦洛佳虽然调皮，但确实很聪明……”
随后，拉赫林教练又向他们具体解释了桑勃式摔跤是怎么一回事，还告诉他们：体育运动能带给孩子很多“好的”、“善良的”东西。
拉赫林教练不止一次到普京家家访，最终说服了普京的父母。在这以后，普京不仅能够自由地参加摔跤训练，对手风琴的学习也因为心理压力的减轻而能够投入更多的心思。这种既能享用美味的黑面包又能涂抹鱼子酱的日子，真是再幸福不过了。普京就这样过上了一边摔跤一边学习手风琴的生活，而他在这两方面都收获颇丰。
从193中学毕业后他进入281中学，继续追随拉赫林练习摔跤。1969年，普京的桑勃式摔跤成绩达到成人甲等水平，又在列宁格勒市青年锦标赛上获得亚军。1970年，他还获得了运动健将的候选资格。
而普京的手风琴演奏也令他的同学惊叹不已。他虽然不是什么乐坛高手，却能用动情的演奏把听众带入令人沉醉的音乐世界之中。那时候他常常弹奏一首《阿穆尔河之波》（即《黑龙江之波》），一个叫雅科夫·海利克曼的同学听了很多遍，从来不会感到厌倦，她从不吝啬对普京的赞美：“这支华尔兹舞曲再不会有人比他拉得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