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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想起写小海来了呢？
我的生活依然混乱，只有在我把着瓶啤酒，坐在街边，看下班的人流，我的头脑才稍微清醒片刻，但随着酒的增多，略显条理的头脑很快被激情充满，妄念丛生，一个个貌似精彩的小说构思、人生构想不断往外冒，终于一个人耐不住了，便去打电话找随便什么人来倾诉，接下来就是一顿高高兴兴的大酒，换来第二天身体的空乏和心情的极端郁闷……
写小海，必须要检讨自己，检讨那一切来源于中产阶级的、有所成的、作为体制一员的自得情绪。
小海是个农民，是一个农村混混儿。在我们这个等级社会中，农民混混儿的身份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我是指他们不被重视的程度。囚犯是被重视的，他们的亲属、朋友、黑道弟兄，还是重视他们的。
小海是我1992年在农村社教时处得最好的一个哥们，他在农村的地位类似于阿Ｑ，类似于革命电影中的“滚刀肉”之类，但除了他的地位可以作如上划分，他的人又绝非那样。他非常淳朴，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小海身高不到一米七，长脸，细眯缝眼。结巴。穿件花衬衫，挽着裤腿，塑料拖鞋。乍一看是个小瘦子，但脱了花衬衫，便露出一身腱子肉，手大而粗，是一个典型的好农民的体魄。
我们当时喝的酒主要有两种：白酒和啤酒。白酒大多是五十多度的“老龙口”，绿瓶，档次类似二锅头，但我觉得比二锅头好喝。啤酒是雪花和沈阳黄牌，均比燕京好喝。
当时楚洁从北京隔两周来封信，信里有时夹着两张十块钱的新票，典型的小姑娘的把戏。这两张新票无疑可以换来一堆美酒。
有几次，我跟小海一人拎着瓶啤酒，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乱晃，威风得很。小海是因为有我这个城市孩子做伴，且是“社教工作队员”、来自北京的电视台，大约我是他平生碰到的最有身份的朋友。
小海在村里没朋友，在这一点上他跟阿Ｑ一样。
我能够跟小海在村子里以醉汉的姿态晃着膀子乱窜，首先是因为酒，酒让我无所顾忌，其次就是我的“捣乱”心态吧，我没有以威严的面孔震慑世人的能力，那我就以泼皮的面孔令世人疑惑不解浑身不舒服。我们就那么满心欢喜地晃着、喝着，在村子里肆无忌惮地乱转——看清楚了！我可不是小海，你们可以欺负小海，但你们不能欺负与小海的行为举止一模一样的我！难受了吧？傻逼了吧？躲着我们吧！
写到这，我想起我最近读的一本书，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他在生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会计，他在书中谈到这么一种感觉：
“我走近我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面对着我现实中的账本，面对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我使用过的墨水瓶，还有不远处S弓着背写下的提货单，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
我做不到像佩索阿那样滥情于一个墨水瓶，而我写小海，应是一种比佩索阿俗得多的滥情，它需要“低贱”这个药引子，这种滥情充满了自私和虚伪。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小海曾来北京找过我，他想在北京打工，他说农村实在混不下去了。可我什么忙都没帮上，他在我那住了一个礼拜，只得回东北。
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我为他饯行，也算不得饯行，那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小海端着杯白酒，竟流下了眼泪。他说了一些“大哥保重”、“兄弟情深”之类的话，我却生怕误了火车他走不了，根本没心思喝酒。
我记得火车票也是他自己买的。
让我说“祝他好运”这路废话吗？
我想，小时候我爹八成也是这么打发穷亲戚的。
在农村，我体验到了绝对的安静。那是白天，同来的社教工作队员都以各种借口回了北京，这借口基本上都是亲属生病或回京为本乡洽谈经济合作项目，还有一位电影乐团的，说回京为本乡制作“乡歌”，并定好由董文华演唱。那几天我一个人睡那张曾经五六个人睡的大炕。
白天可以支上小炕桌，盘腿坐在炕上写作。我没写多少东西，印象中那时的我总是特想写，却写不出来，笔端流出的都是火热的激情或说一腔愤怒，没写几句就把我烧毛了。
但我记得我为体验到农村的那种绝对安静而倍感新鲜。
那是春天。午后。农民们都在安睡。这里土地肥沃，随便撒点什么就长东西，因而这儿的农民似乎比关内的懒。关，当然指山海关。
整个村庄在午后的阳光中睡死了一般了无生气，像是被外星人劫掠一空的样子。有风，只有风的声音。春天的风很大。我就下炕出屋，去安静的大风里走。
那时我身边有一台质量不是很好的“沃克曼”，在北京，我戴上它骑着车兜风，音量开到最大，也刚好勉强够劲。在这里，我开到一半，音乐便可直达耳鼓，很丰盈充沛地震荡身心。我当时听的大约是崔健和U2。
尤其是U2，在洒满阳光寂静的乡村土路上顶风前行，U2是此时最好的结合了。
我可以大喊大叫，我可以站在路边不动，迎风而立的我可以将身体略微前倾，大风有力地支撑着我，那是一种微妙有趣的平衡。我就那么戴着耳机，站在风中，略微变换着身体的倾斜角度，四处无人，满世界只是阳光和U2，我就那么跟风玩着，体验着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小趣味……
在这儿我极想插一句，我得描绘一下我现在满耳的噪声。此时是下午三点，楼下绿化队的剪草机轰鸣，盖过了楼上装修浴室厨房的噪声。这楼上打今年入夏以来就没闲着，安空调，换铝合金门窗，现在又开始了厕所厨房工程，哪儿贪污了笔钱是怎么的！再加上我们楼道换电表，换触摸式楼道灯，及重新粉刷，弄得整个楼雪白，令人（令我）并不舒服。室外的汽车、知了的噪声在最近一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们折腾吧！地震一来，全完！
我们这支社教工作队，有不到一百人，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七八个人，下放到两个乡的若干个村。我们组都是男的，都是男的就比较好折腾，男女各一半那种就不太好整，互相照顾啦，绷着面子啦，比较累。
我们组七个人。北京的五个。我，小于，小秦，来自电视台。小于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城市少爷，白白胖胖，害怕吃苦，喜欢攀比，事儿逼。小秦是组长，搞技术的，北工大毕业，喜欢棋牌，喜欢挣钱，头脑清晰，为人和蔼但颇有原则性，不是指党性，是指他凡事都有一套自己的稳定看法，条条有理，合情合理。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和一岁的儿子，母子俩的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他笑眯眯地拿给我看，特温暖。
还有俩三十六七的老混子来自电影局，老陈、老李。老陈作曲，老李摄像。这二位给我的印象就是终日嘻嘻哈哈，坐在炕头大甩扑克。整个社教过程我们玩烂了不计其数的扑克，计分的，一个小本子全记满了，当然没结账。也只能这么玩，你要是玩的钱数太少，比如一毛钱一分，电影局那两孙子觉着不解气，那就只有记账了，每日输赢都是几百，人人在这种虚假的刺激下干劲十足，第二天再接着翻本，时间长了，输赢倒也不大。我们玩的是拉耗子，七个人，只能玩这个。
这简直类似手淫了。大家在幻想的金钱和幻想的女人的诱惑煽动之中，蜷在大炕上，噼里啪啦抡圆了甩牌，室外是农村干净的蓝天，夜晚，满天星斗，酣睡中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响动……
社教时间长了，大家就都变成幻想家了吧。
剩下的两位来自省宣传部，一老一少。老王五十多岁，灰白头发，肿眼泡，属于那种因为个性原因混不出头的家伙，凡事不争，保全身体，每顿一两酒二两饭，抽云烟，喝酽茶，小小的口腹之乐便已足够，像他这辈子，大约忍受“社教”这种无聊的活动已成家常便饭了。
小何二十多岁，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留了省城，早婚，相对于老陈老李吧，老陈未婚，老李新婚燕尔，媳妇小他一轮。小何人不错，就是说话爱着急，做事忙忙叨叨，穿一身过时的雪花牛仔，经常让小于挤兑，他呢，更看不惯小于。
七个人里，估计就我最喜欢社教这种事了。
北京，是一个我想起来就头疼的城市。与楚洁已没有任何激情，但又无法脱身。终日为坐班发愁，办公室里的气氛让我格格不入，自感一个孤独的异类，害羞，痛苦，经常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就是初入社会的我的尴尬处境。
众混混儿除了喝酒就是搓麻，这温暖已让人腻味。不这样又怎么着呢？我们唯有坐在酒桌前这一条路，唯有喝高了这一条路。
这就是二十五岁的青春吗？
临去社教的前一天，楚洁帮我收拾东西。
她把我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小包，小塑料袋，分门别类，每一类东西都用袋子套好。她喜欢收拾东西。人都是有优点的，但是再有优点的人，看长了也就不觉得了，何况那时我年轻气盛，对于楚洁身上时时显示出来的结婚过日子的甜蜜气息，那种规规矩矩的人生之路，正是我极力要反对的。
我说，楚洁，我们出去转转吧。我的背包已基本收拾好，敞着口，明天只待我系上带即可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