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留给我的是这五家报刊的名片，此外，我身边又多了许多搞新闻的朋友，都是小孩，二十二三岁，外地来京的热血青年，可以说是“北漂大军”中的一支新闻小分队吧。与我同龄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新闻工作者，要么已成了名记，要么就是吃喝玩乐的老油条，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见面也是朋友，也没有互相抵触，可就是没什么交往。
我一周总免不了跟这些外地小孩喝一两回酒，有时去他们在三环四环所租的房子，买点熟食，洗几根黄瓜，来一锅乱炖，开喝。有时去最便宜的小饭馆、大排档，这些小哥们总能发现这样的地方，他们往往以报喜的口吻对我说：“狗子，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地儿！”
这个“新地儿”一般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1凉菜价钱两块或两块五，一般餐馆都是三块。
2桌子可以摆出来。
3近处有公共厕所或街对面有小树林或阴暗的墙根。
4最好附近有公用电话。
5最好附近有烤羊肉串的无照小摊儿。
6菜极便宜且可以不按菜谱点，比如，“老板，摊十个鸡蛋加点辣椒！”
7一般这里也是民工的乐园。
这几个小哥们偶尔也带来一两位缺心眼的姑娘。
我喜爱缺心眼的姑娘，只有缺心眼的姑娘才能跟我们坐到很晚，她们大多不漂亮。漂亮的缺心眼姑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俏货，自然轮不到我们头上。
姑娘只是偶尔出现，我想她们也是偶尔才“缺”一下。
准确地说，不存在什么“代沟”，而只存在两种观念的鸿沟。
我不知道这两种观念应该怎么来称呼，或许能列出如下这些称呼：
成人——青春
保守——自由
浑噩——求道
……
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鸿沟。
这之间可能有一个“灰色”地带，即存在着一些摇摆不定的人。
比如大部分的年轻人。
跟年轻人在一起，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口无遮拦地贩卖“青春”、“自由”、“求道”诸如此类的大道理，人家听没听是另一回事。而与同龄人或已“成人化”的年轻人在一起，本能地你就无法在这方面张口，气息不对。
跟气息不对的人一块喝酒也不是不可以，就当少了“虚招子”这道下酒菜。其实大部分的酒局都没有这道菜，这是道“晕菜”，越来越上不了台面，似乎已经失传了。
小哥们有时管我叫“狗老师”，我跟他们喝酒的前半段，也时常有些鲁迅的感觉，针砭时事，贩卖虚无，时不时面无表情地蹦出一两句幽默，或一副心不在焉出离愤怒的样子柔声吐出几句狠话……整个气氛严肃活泼，融融师生情……
当我喝完四五瓶，走完两趟肾，鲁迅就消失了，仿佛被我撒尿撒掉了。此后我的表现就没准了，我也大多不记得。有时小哥们第二天告诉我，“昨天你上了桌子”，或“昨天你出溜到桌子底下死活不出来”，抑或“你非要送谁谁（某姑娘）回家，刚出门就来了个狗吃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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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小孩，我还经常跟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小孩在一块。有两位是写诗的，还有两位是画画的。他们现在写和画都不多。
这几位老哥们让我想到“大浪淘沙”这个词，他们的同辈也像我的同辈一样泥沙俱下了吧，这老几位也不知各有什么绝活，还就是不老。我也曾请教过，但此中奥秘大约是说不出来的，一说便是错吧。他们的回答也类似禅宗公案，扔两个偈子什么的，令人发笑，也下酒，莫非我碰到当代济公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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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还真是有人称我为“当代济公”，我媳妇她妈就这么说。
我住的是两室一厅，此刻半夜，我媳妇儿李琴在另一间屋酣睡。我们没结婚，在北京，很多人管女朋友就叫媳妇儿。
我们过着准夫妻的生活，也叫同居。
对于正在与我相处的女人，一是离得太近，不容易写好，二是我也提不起情绪。
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不想变为我的写作素材，那就缠着我，永远别离开我，永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一拿起笔来想起她就头疼，那么，她就安全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子笔下也写不出什么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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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频遭退稿，我的一位笔友帮我分析说：你的小说千万别投给女编辑。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至今没有一位女编辑发过我的稿。
我不是瞧不起女人，但女人受愚昧教育的毒更深更广则是无疑的。女孩打小就听话。
我之所以对女流氓、鸡抱以希望是有原因的。
一位叫李大卫的朋友说过一句戏言，他也是写小说的，他说：女人一思考，男人就发笑。
有时候我不仅发笑，我还挺生气，就说这文坛吧，什么他妈陈词滥调呀，还在那儿白话呢！倘若男人这么说，大多都得遭灭，比如早些年的汪国真，这两年没有汪国真这么典型的了，但一旦哪位知名男人不小心秃噜出几句糊涂话，一准逃不过舆论的攻击。
女的好像就没人管了，任由那些大姐大嫂小妹们在那儿美，我提醒女权主义者注意，这种对女性愚昧言论放任自流的现象，分明是大男子主义的集中表现，这叫什么态度，分明是不带你们玩嘛！
你看他们，又辩论又打官司的，好不热闹，而姐妹们，你们说对了说错了都没人理你们，这公平吗？
按李琴的逻辑，这很公平，她会说：我们玩了乐了，过完嘴瘾了，就成了。再说你怎知就没人理呢？不是把你气着了吗？你这不就是理了吗？
就是这样，我跟李琴有扳不完的杠。我现在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错！扳扛才是婚姻的基础，至少是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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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是一种压迫。
我这句话说得就满精致。莫非我的写作分明是一种“做旧”或“作秀”？
我在刻意追求一种“粗砺”？就像我用砂纸或其他什么手段，将出自当代冶炼炉里的一只鼎磨出青铜的颜色，磨出生了锈的青铜色。
为了蒙人，为了名利。
如果我的写作走入这么一条死胡同，我真是太绝望了，而且够无耻的。
我时常怀疑“写作”是不是已经没法弄了，就像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完全没用了。
事实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点。人们从书店里把书买回家，放在书柜里，同时人们也从旧货市场里买回些坛坛罐罐，放在另一个柜子里，都是摆设。这些书不是用来读的，就像人们也不用清朝的泡菜坛子腌泡菜。
读书的人恰恰都是写书的人。至少是想写书的人。
不包括菜谱、字典、教材……我主要是指所谓“严肃文学”吧。
我有一种残废的感觉。
许多领域都是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1∶1。
摆设甚至不能算是一种消费，简直是一种浪费。
我忽然想：李琴之于我，岂不也是一种浪费？
娶一个老婆回家，一般有如下几个目的吧。
1做爱，过性生活，同房……
2生孩子，也叫繁殖，培育下一代……
3解闷，也叫点灯说话，逗磕子（包括扳扛），许多家庭的主旋律就是“唠叨”，碎嘴叨叨什么的。
4分房、出国等，即为了一个现实目标不得不架设一个婚姻桥梁。
5还有一些较弱的目标，比如为了让老人安心，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为了报复某人……
我跟李琴的准婚姻生活与以上5条基本“不搭界”，至少现在，我们相识两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已互为摆设。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谁也不干涉谁，我们待在各自的书柜里（一人一间屋），相安无事。我们彼此之间正在静静地落着灰尘，我们似乎都在隐隐地等待尘埃落定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14
我在书桌前怀念酒桌，在酒桌前怀念书桌。当我喝高了，我对书桌的怀念会烟消云散；当我写高了呢？
可以这么说，我很少写高过，一般写到稍高，弄出一两个彩儿，我就感觉够了，对得起自己了，该去喝酒了吧。
而喝酒则没够，两瓶下肚，稍微高兴了些，但还想更高兴，于是四瓶、八瓶地往上叠加，到八瓶，已经相当相当高兴了，此时肯定有不少朋友在身边，而且会想起更多的朋友（整个电话本上的人全包括），于是继续找人，继续换地儿……直奔世界大同而去，也直奔身体的极限而去。
我现在喝酒不带电话本了。我本上有很多半生不熟的人，还有些纯是生人。我在报社时因为要组稿约稿，抄了一大堆作家明星一类的电话号码，大多都没打过，但酒后这些人均变成了知己，尤其是姑娘，被我一通盛情邀请，大多数婉言谢绝，我也并不强求，这样倒也没什么，糟的是有几次我在电话里开始胡说。
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我给陈染打电话，大约夜里1点。我没见过她（除了她印在书上的照片），她更不认识我，打通了之后陈染问哪位，我一时语塞，瞟了一眼仍在喝着的李大卫（他跟陈染都是作协的，应该算是一个单位的吧），便说我是李大卫。
陈染倒很客气，还在电话里跟“李大卫”聊了一小会儿，“李大卫”便盛情邀请陈染出来坐坐，还说了几位北京青年作家的名字，说都在，陈染婉拒，“李大卫”倒也懂事，说是啊，太晚了太晚了，改天吧，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为写东西犯不着那么累……陈染迷惑地问：你是李大卫吗？我又语塞，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回桌前，跟闷头吃喝的李大卫对饮了几杯，李大卫兴致正浓，我也没提刚才的事，也不知事后陈染跟李大卫在作协的会议上提没提这档子事。
总之这样不太好，我酒后从不骂人什么的，只是酷爱嘘寒问暖。有些人当了真，再见我态度就比往日多了些亲密。我酒后忘事，对这亲密就感到有些小小的突然，比如在报社里平常不怎么说话的某小哥们突然对我又敬烟又上茶，且口无遮拦地跟我唠起了家常乃至隐私，我总要心里嘀咕半天：什么时候我跟他好上了？聊着聊着我会恍然想起：前两天的酒局上我跟人家掏心窝子来着。
也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些陌生人，比如在酒吧里，我经常碰到些我不认识的人一口一个狗子地跟我打招呼，并且拍拍肩什么的。甚至有一次在大街上我正走着，路边停着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的窗玻璃摇了下来，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家伙冲我嚷：“狗子！干吗去？”我犹豫了一下，以为他在叫别人，但这哥们笑眯眯死盯着我，我估计这又是我在酒态中结识的某位好汉，我只得皮笑肉不笑地跟这位陌生人聊了两句。陌生人坐在车里给我递烟，我忙说谢谢刚抽完，陌生人自顾自点上一根，将夹着烟的手臂耷拉到车门外，拿出一副要跟我开聊的架势。我慌忙敷衍了他两句，溜之大吉。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大街上亲密聊天，这姿势可比较难拿。此人我再也未见。
据说，梦境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我们平时的经历有许多被意识所忽略，但它们都进入了潜意识，梦境中潜意识不再受压抑，我们就会见到许多我们自以为没见过的人或景。我就想：在我的潜意识里生活着多少位这样的酒后知己呀！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真得念我自己的好，我若是个酒后爱恶语伤人挑衅滋事的主儿，没准就会发生走在街上突然从斜刺里蹿出一个陌生人，特理直气壮地抽我俩嘴巴的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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