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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二十七八岁开始酗酒。
那之前也喝，也大醉，但不是离不开酒。我记得二十五六岁的某年冬天，我一个人躲在一个朋友在虎坊桥的空房里写作，我印象中有时下楼买吃的，顺便带两瓶啤酒，我记得是北京白牌，好几天之后，竟然还剩一瓶。
现在，除了狂醉（10瓶以上）的次日我不想酒，其他时间最少每天两瓶。我大约一周狂醉一至二次。
当然我只喝啤酒。原因是，啤酒可以“痛饮”。
我第一次醉酒是我18岁过生日。这个口气有点像庸俗的文学女青年在说：我第一次失身是在……
那天我们是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一楼。是个下午，5月28日，1984年。我喝了两升，那种塑料升，喝第二升时就有点困难，勉强喝完了，浑身难受。那时我还不会抠嗓子眼，但身体的本能就是想上厕所。我跑到饭庄东侧邮局旁边的公共厕所，很惬意地拉了泡屎，难受也随着那泡屎被拉出去了。出了厕所，我感觉基本没事了。
之后是去玉渊潭游泳还是到月坛北街弹吉他唱歌，我就忘了。或许是先游泳后唱歌。
那时候一升啤酒五毛六。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我们这桌喝着喝着，忽然发现邻桌是熟人，是44中的几个小子。别小看这44中，它在我的青春中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印象，并且它是王朔的母校。
那几个小子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小学同学，外号“大舌头”，小学时老被我们欺负，现在就数他混得好。他是著名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他没成节目主持人或许跟他的舌头有点关系。
我现在特别痛恨对别人的生理缺陷抱歧视态度的人，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么干的，所以我像反感“美好青春”这个说法一样反感“金色童年”。人生真是“苦海无涯”啊。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谁都别想落好。但人生又遵循着某些公平原则，谁能说大舌头今日之辉煌不正是对他凄惨童年的补偿呢？
再看看当年欺负他的那几个小子：我就不用说了，惨；还有一个叫杨红兵的小子，是小学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颇有表演天分，当年以模仿大舌头说话而名扬全班。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男生将平时的说话全改为大舌头，边说边乐，并且时常能赢得女生们一阵阵的笑声。不要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有同情心，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女生当年站出来制止这场羞辱，她们只是以欢笑的方式助纣为虐。“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这一现象，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有效的制止方法。
终于有一天大舌头忍无可忍，在某个课间，一腔愤怒对准了始作俑者杨红兵，先是饱以老拳（大舌头身材魁梧，杨则偏瘦）。无奈杨红兵身手敏捷，笑叫着东躲西藏，满教室乱窜，大舌头竟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大舌头情急中抄起把椅子便掷了过去……没砸着杨红兵，却把玻璃黑板砸了道大裂缝！
这件事的结局是：大舌头这一不堪凌辱的义举受到老师严厉批评（是否赔了钱我不记得了），并在班会上念了检查。而杨红兵只受到口头提醒，没事儿。
多么不公平的世界！
但似乎又很公平。后来的杨红兵是那么不走运。例1：初考、中考，杨红兵都是差半分或几分而没考上理想学校。例2：高考时杨红兵认准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但初试就被刷了下来，第二年第三年他分别报考了中戏导演系和广播学院导演系，均不中。结果，等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的时候，杨红兵灰不出溜落脚于人大一分校学了个什么企业管理。例3：有一次令人心痛的婚姻……
现在的杨红兵混得还算可以，外企的高级白领，至少小款，或许这也是对他当年在艺术殿堂前碰得鼻青脸肿的一种补偿？他要是当了导演，肯定就是最惨的那种，比如一根筋认准了艺术电影，高不成低不就，除了大骂好莱坞什么本事也没有，搞不好堕落为一个白酒主义者也未可知。
回到我的18岁生日，我们跟44中那几个小子不知怎的就坐到了一起，而且聊得火热。我怀疑我是不是又向人家约稿了？当时我们正在办一本叫《蔚蓝花》的文学刊物，油印或复印。我们时常打着这个旗号到各校泡妞、盘道、发展哥们。
44中那帮人中有一个叫李泉的哥们，跟我们最聊得来，他也喜欢文学，酷爱探讨人生，正合我们胃口。后来只留下李泉跟我们聊，大舌头等人对人生、文学、哥们、妞等似乎不感兴趣，先走了。
我们聊着聊着没酒也没菜了，那就干聊。那年头常干聊，就着酒菜简直太奢侈了，大家根本没那个愿望，不像现在，没了酒菜都说不出话来，以至有时完全颠倒为只是喝酒吃菜，聊？没的聊啦！
这时李泉说去上趟厕所。没多大工夫，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满头是汗，没容大伙发问，他从怀里掏出5块钱！说了一些充满哥们义气的大话，好像有“寿星”什么的，那番话充满了成人味和痞味，加之他是跑步回44中取的，大约来回也有个400米吧，外加上楼下楼，其言其行令在座者无比感动（关键是我们跟他在此之前并不很熟），因而也令我至今不忘他那一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所谓侠肝义胆也不过如此吧。那时的5块钱对于我们绝对是个大数，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一个月的午餐费就是5块。
于是又要了酒和菜，于是我就是再难受也要把那第二升啤酒喝完，于是此后李泉成了我们的好哥们。
从1984到1999，15年。
这之间的时间算是青春吧。
对这15年，我心中似是一个大空洞，我不知怎么面对它，我不知我此刻的感觉是否叫做“欲哭无泪”，我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15年的青春，比如残酷，悲惨，幸福，无聊……都不对，我没词。
这是一个让人面对起来似乎是奇异的东西，这是你亲身度过的东西，是你（15年的你）！可你却不知道这是什么！
回避它吗？绕过它吗？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
然而对我而言，我只能选择“面对它”，谁让它时不时蹦出来面对我呢？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闲得没事”。
最近两年，我先后供职于数家报刊，它们是：《中国企业报》、《音乐生活报》、《世界体育周报》、《中国文化报影视娱乐周刊》、《追求》杂志。
我现在无业。
我离开这些报刊的原因，除了我“生性懒惰、不爱工作”这一老毛病外，再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实在让人提不起情绪。
当然，为了谋生，我也为报刊写一些随笔。
前一阵，一个报社的朋友狂催我为他们报纸写稿，当时我身上有俩钱，懒得写，禁不住他狂催，我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一个垃圾制造者的独白》，稿件寄过去，石沉大海，这位朋友也不催了。兹录如下吧：
我，编辑，报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我正当壮年，干这行已有10年。我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一开始，我生产的东西总是不合格，我写的文章一般在一审就被枪毙，为此，我痛苦过也彷徨过，我换过若干家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并曾一度失业，我怀疑我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
我曾试过干体力活养活自己，甚至想过干脆捡破烂儿去得了，当个“破烂儿王”也蛮不错的嘛！
但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社会。一方面，体力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眼看穿了我，不认我。
最要命的是，我高估了我内心的纯洁。我曾以为我内心纯洁的力量相当大，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也曾着脸嘟囔出“我本纯洁”这样的酸词儿，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举个例子，我很好色，为了这一“好”，我有时就不得不放弃纯洁，古希腊最完美的一位神还有脚后跟上的弱点呢，何况我辈。
我想我倒不是在自我开脱，也不是说我就认输了，我的意思是，我本就不纯洁，或者说，我的纯洁与我的邪恶是搅和在一块儿的，我要想斩断邪恶就必定连纯洁一块斩断，也就是将我这个人消灭，这我做不到，我从没想过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生即使做不到彻底纯洁，那么也争取让纯洁在与邪恶的搏斗中多赢两局，万一能把邪恶斗垮了呢？
唉，话题有点扯远了，什么纯洁邪恶的，其实我现在已很少想这类问题了，真要说的话，我估摸现在我内心邪恶对纯洁的比分大约是7∶4的样子。得承认，早些年我无业的时候，它们的比分曾经是4平，甚至是3∶4，纯洁还曾稍稍领先过。这些年邪恶追上来啦，而且已反超出很多。倘若人生就算11分一局吧，别别别，还是13分吧，多给我些机会。我多么希望21分一局呀，可我的岁数（33岁）摆在这儿，我的机会明显没那么多了。
最终，我落脚于一家小报。小报与大报的区别在于：小报所生产的垃圾是新鲜的、不带包装的，是原汁原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摆架子。而大报的产品则需要包装，需要各种添加剂，使之“看上去很美”，完全让人想不到那是垃圾。所谓包装和添加剂一般是这样的：比如拿出打世界大战的架势围剿某个贪污腐化的乡长；比如养几位一脑子圣贤书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教授来兼任技术员，从他们那神奇的试管中滴出几滴液体，垃圾便有了色香味，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再有就是笼络一大批因大任在肩而长年皱着眉头的“名记”，这些人虽各怀绝技，但有一样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脚法细腻的擦边球专家。
小报就完全不用这么累。比如我吧，我一周上一天班，我根本就不用写，我只需去别的“垃圾场”（报刊及互联网）转转，弄点人家的产品，往我的版上一堆，得，一版眼花缭乱的“娱乐天地”就算齐活儿！
当然，我们也养了一批为我们小报工作的“业内人士”，这些人大多相貌奇形怪状，人品也高下不一，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文辞华美，文风统一是从醋厂里吹来的——酸，内容风花雪月爱恨离愁，光看文章有时猜不出作者是男是女，虽然他们统统都是林黛玉转世。
我一周剩下的时间用来制造生活垃圾。过程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拉拉撒撒。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干我们这行的，胖子不少，没办法，我们这一行跟餐饮娱乐业是近亲，甚至可以说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消费者是同一的，比如在餐厅里某些食客会一边等着上菜一边阅读小报，还有，某些人不看小报就上不了厕所，上不了厕所必定影响食欲，倘若人民食欲不振，餐饮业则必定萎缩。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一行新出现的一种浪费现象（我也算老报人了，或说是老垃圾制造工——老工人，有些事得允许我看不惯），即铜版纸印刷。说它浪费，是因为铜版纸是不能作为手纸使用的，这么干，大大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使用价值，造价上去了，使用价值却降低了，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比犯罪还犯罪！
好了，就到这儿，这就是我，文化垃圾的制造者兼造粪机，我也算精神物质双丰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