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大智慧。退，不是一种畏缩，不是一种妥协，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练达的生活态度和一个人“进”的必然选择。此外为人处事 ，方圆并用，当圆则圆，当方则方，方圆有度，人生会更加辉煌。
进退自如真英雄
《孙子兵法·形篇》有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大概意思是说，不被敌人战胜的，在于防守。可能战胜敌人的，在于进攻。防守是因为自己的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军队就像隐藏在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军队就像来自高不可测的天上，所以能保证自己而获得胜利。
可见，退并不是失败和害怕的表现。古往今来的战争中，能够退一步而取胜的数不胜数。人生在世，能缩方能伸，如果只能伸，那么不论什么，都会有一定的限度，迟早会崩溃的。
在为人处事上。如果能退后一步以谦让恭谨的方式向前，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时进时退，成败或许只在一步之间。或攻或守，输赢也许就在分秒之中。成功男人做人必须虚心谨慎、思前想后、瞻前顾后、如履薄冰，否则一步走错全盘崩溃。做人更得要知足，要懂得在恰当之时功成身退。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所以不妨放弃虚名，在欲望面前采取退让与放弃的态度，这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
东晋的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此种家庭出生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中举、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谄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内心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很难做到。与其在是非之地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
过了几年，桓玄反对专制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渊明也随之投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济世救民的思想，渴望功成名就，再找机会一试身手。
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
不久，陶渊明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迎逢，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
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度，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闲生活。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吧！
我们并不主张那种消极避世无所为的人生态度，但当欲求之途已无路可进，抱负已无从施展之际，恰到好处的退隐确确实实是一种明智之举。
在变局中求生存
在变局中求生存，是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学，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变”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最令人难以捉摸，有大变，有小变，有全局变，有局部变，有质变，有量变，认识到变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在认识到所面临的变化的性质和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应对变化。
李鸿章的长处正在于此，因为明变，使他引领风潮，成为当时社会最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社会性质发生变异的特殊时期。空前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威胁着清朝的生存。这些侵略者不仅只用少数兵力就直捣中国的京城，迫使咸丰皇帝俯首求和，而且，其侵略触角还广泛地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领域，引起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门刚被打开，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察觉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之变局”，甚至发出了“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的惊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更令人触目惊心，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王韬等，或著文，或上书，痛陈列强侵略深入的现状，论证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
19世纪50年代初，李鸿章投身镇压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合作中，李鸿章获得了许多对西方的感性认识，开扩了视野，因而较快地接受了“变局”的观点，并结合切身的体验，形成了自己的时局观。
同治三年（1864年）秋，李鸿章在致友僚的信中，就以“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来描述西方列强深入侵略的状况。1865年，他又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他分别写了两份奏疏，全面论述了时局的特点。在第一份奏疏中，他写道：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
李鸿章对时局的认识，首先在于承认“变”，并且十分重视这个“变”。这代表了清朝内外一部分较能正视现实并想努力加以挽救的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而与另一些闭目塞听的顽固派相区别。他常用这种变局观批驳那些不识时务者，抨击许多“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以唤起人们的民族忧患意识。
变局观是李鸿章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也是他推行洋务运动及考虑各项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客观依据。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并且，还发出了“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豪言壮语、并认定只要“内外臣工，同心同等、以图自治自强之要，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瞬间而已”。
李鸿章较早地感触到了中外关系和客观环境的巨变，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武器和科学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从而吁请清政府适应形势，学习西方的长处，力图自强，其思想具有开明性、进步性。同时，正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局势，使得他成为晚清政府离不开的人物。基于变局的认识，李鸿章推动深化洋务运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将中国引上近代化的道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