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礼终于举行了，是传统的仪式，说明野田家对迎娶珍子的重视。
野田哉穿着黑色丝绸和服，脚穿白色便鞋，手持白色折扇。珍子头发被龟壳梳子束了起来，脸被脂粉擦得雪白，被面纱盖上，身上穿着白色和服，接着依次换上绣有仙鹤、花朵的礼服，一套代表新娘少女时代结束的深色和服。神职人员祈求神灵保佑新婚夫妻，仪式到了最后，是共饮清酒，新郎依次拿起摞放的三只扁平酒杯，啜三口酒，然后传给新娘，新娘也啜饮三口酒，再将酒杯依次传给其他亲友。她的一招一式都赢得了客人的赞许，相比之下，野田哉的姿态就没有谁恭维了，因为他的动作总做不到位。
之后，珍子的学习重点也转向干家务，忙完了吃喝洗涮的家务，再给家人准备下一顿的美食，再者，用鲜花和蜡烛台布置房间，给她与野田哉的卧室挑选床单和窗帘。这些都是在婆婆的指导下做的。
日本公司时常喜欢举办一些活动，此外，职员们下班后，也习惯傍晚三五成群地去喝酒，去大阪的娱乐中心区的酒吧、的士高、夜总会去。婆婆同意野田哉带珍子去参加公司的集体活动，却不让他们去私自喝酒，因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男人的事。不过，他都是以参加了公司活动为名，混过这一关。每一次出门前，婆婆总是要对珍子叮嘱一番，生怕没有她的监督，在这些“大场面”里珍子会丢了野田家的脸。
不管他们回来多晚，婆婆都还会坐在客厅里等他们。他们进来后，她会急切地问野田哉：“你的上司、同事们都怎样说她？”
“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她漂亮，说她有礼貌。”
此时，婆婆悬在半空中的心才落了下来，她对珍子说：“别得意，他们在后面不一定会说什么。”说完，这才钻进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参加这些活动的次数多了，珍子更有经验了，得到的赞扬更多，诸如有一次她与野田哉一起和几位同事去喝酒就是如此。
她穿着太太装很别扭地与野田哉穿着入时的女同事坐在一起，喝着葡萄酒。闲聊之间，时不时地她会说一说葡萄酒酿酒历史，列举各种葡萄酒的名称，再谈欣赏美酒的“心得”——其实她并没有喝过几种葡萄酒，却让这些整天泡在葡萄酒里的小姐们自认不懂酒。
第二天野田哉上班时，这几个女同事还客气地对他媳妇夸上几句。他回来当着老娘和珍子的面一说，珍子高兴，婆婆也高兴。
此时，她会若有所思地看婆婆一眼，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她还没有想明白——
因为野田哉昨晚喝多了，回来时如醉鬼一般，刚进门，尿急，就冲进卫生间，她跟上去了，但还没有等到她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他便旁若无人地解开裤子小便了，她只好把头转到了另一边。
公婆看见了说：“你看你这个女人，为什么不把卫生间的门关上。”随后说了更多的话，数落了她一番。
当时野田珍子就有些不服气，公婆用得着这样生气吗？日本人讲卫生一点不假，也很拘小节，但男女之间的忌讳却不那么多，她与野田哉公司的人坐客车参加活动，客车在中途停车，日本男人下车就在路边撒上了尿，难道婆婆不知道这些？她真想与婆婆说这个道理，只不过不敢开口。
此时，看婆婆高兴，野田珍子用很诚恳的话说：“日本男人小便究竟应不应该关门？”
他们一听乐了，婆婆也忍耐不住笑了。小姑说：“卫生间有门没有？”
“有。”她傻瓜一般回答道。
小姑子又说：“这就对了，有门就关，没有门，也关不了。”
婆婆恢复了严肃的面孔，无不担忧地说道：“看来你还不是日本媳妇，你们中国人家卫生间是不修门的？臭气熏天。”
野田珍子嘀咕着说：“其实，我当时也是想给他关门的。”
经过这一次，珍子的自尊心遭到打击，更要刻苦努力了。
不过，她随即发现，每当野田哉一个人喝多了酒，不关门小便时，婆婆是不会生气的，婆婆还会带着一种自豪的口气说：“这些男人。”
她糊涂了，却不敢问婆婆，她只是挖空心思自己去思考。
不过，有的地方她却做得很到位，她不再与野田哉在酒吧喝酒后唱卡拉OK了，因为人们大抵唱得都很难听，她自己都认为自己认真唱显得可笑了。就是偶尔野田哉在街上喝茶，他随手给她先倒上一小杯，她会看看四处的人说：“你怎么先给我倒了？别人看见是要笑话的。”
的确，在日本，ladyfirst（女士优先）是不适用的，但是却也没有人去监督这些行为，就是看到了谁又会觉得奇怪呢？其实，日本社会是匆忙的，没有谁会留意不认识的人。
野田珍子找过我们几次之后，我才发现，她总是在郁闷的时候来与我们聊，因为日本女人是不听她这么说的，她就找上我们了，先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接着才扯到正题，但往往是对我说，除了我愿意听她说话外，还因为我来日本的时间最长，且年纪比较大。
“你说日本男人上厕所，究竟应不应该关门？”她说。
我糊涂了，真认为她有些毛病，怎么会突然问这种问题？于是，她才会说出这些伤面子的事。我又能给她解答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公婆就没有给我好脸。”她说。
一位中国媳妇插话道：“你不要错的对的都听婆婆的，她就不会这样得寸进尺的了。”
“我怎么敢？”珍子转而反问道，“你婆婆对你客气吗？”
那位中国媳妇说：“我们很少说话，她没有对我好，我也没有对她好。”
“就是了，何必呢？”
不过，等到珍子解闷完了，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这些女人总是在午后忙完家务之后才有时间——她就会打一个电话给野田哉同事的老婆，请她们与她一起逛街，完了还请她们去家坐坐，似乎向公婆表明，这些日本女人看得起她，已经是她的朋友了。她从来不邀请我们去她家坐坐，我们请她时，她也没有兴趣去。
一位中国新娘问她：“你们在一起喜欢去哪里呢？”
“心斋桥筋、千日前（编者注：大阪的两条商业街），但大阪太小，我喜欢去东京的小普罗旺斯的目黑区自由之丘。”她很自豪地说。那个地方是东京太太们购物、闲聊的天堂。
“可这是在大阪，那么远，你们有那么多时间？”
她很尴尬，脸也红了：“我去过两次，是和野田哉去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钱。”不过，她的脸又立即阴转多云：“我上次穿的那套衣服，隔壁家的那个媳妇也托人买了一套，知道吗？她是看我穿才买的，她可是正宗的日本媳妇。”
“那个女人多少岁了？”有人问道。
“可能快五十岁了。”
人们笑了起来。
珍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她发现周围的日本人都对她冷淡下来了，除了婆婆外，应该是野田哉——其实，他是越来越对她客气了，少了那些随意，甚至少了那些粗野。原来，卧室的门一关，他就会对她“大动手脚”，她也高兴，现在他不仅对她客气，还很少带她出去。只不过她能够理解，结婚这么久了，不可能保持在黄山脚下的那种感觉。
可是，她最想不通的是，她为小姑子做了那么多事，小姑子为什么不愿意与她待在一起了？
小姑子每天一下班，把小包随便就扔到桌子上或者床边，接着呼呼大睡。衣服是折是洗是熨都是珍子干的，完了，第二天，小姑子顺手就能穿上它们上班去了。
如果婆婆在珍子还没有收拾好之前发现了，她会从床上把小姑子拉起来，让小姑子收拾好再睡，还要盖上被子，否则，露出一个大屁股成什么样子，或者干脆不让珍子收拾，吃饭时也不叫小姑子。于是，婆婆和小姑子之间经常有点口舌。
“连自己的事都不会干，你还能嫁出去，谁敢要你？你只能嫁到中国去。”
每当这个时候，珍子就会走到一边去，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
然而她就弄不懂，小姑子对她也有些依赖了，可除了感谢她的话，或者时不时买一点小东西送她，如哄一个孩子一样，也很少与她说话，更不用说带她上街了。
有一次，小姑子白天轮休，在卧室里打了好一阵电话，也没有约到上街的人，因为别人大抵是在上班。
珍子好心地说：“我与你一起去吧？”
“算了，我是去玩、去开心，你又不会这些。”
不会开心什么的，珍子也不当回事。可是有一次小姑子与野田哉在院子里说话，却被珍子无意中听见了——
野田哉说：“你应该多陪你嫂嫂，家里就三个女人，妈妈对她又是那样子，你再不陪嫂嫂多说一些话，她就找不到人了。”
小姑却说：“我是想与大嫂亲热一些，我就是觉得她怪怪的。她不像年轻人，也不像老年人，她不像日本人，可能也不像中国人。”
“怎么这样说她？”野田哉想了一下又说，“你这样说，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我也感觉到与她在一起很辛苦。”
珍子听到这句话，吓了一跳，再仔细一想，似乎他们的婚姻已经接近终点了。
于是，她决定对野田哉更是百般顺从、体贴，可是结果是……一天傍晚，野田哉又要出去了，她几乎用恳求的口气请他带她一起出去，他却对他说：“出去做什么？你没有发现，同事们都对你敬而远之吗？你一个人待在那里也无聊。”
她哭了，哭得格外伤感，野田哉也心软了，劝她、哄她，在家里陪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