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的一天，北方研究所吕所长（中将军衔，在国内外军工界是一个大人物）让秘书把史林唤到所长办公室。屋里还坐着一个人，穿便衣，但分明有军人气质，四方脸不怒而威，打眼一看就是有相当级别的大人物。那人迎上来和史林握手，请他在沙发落座。吕所长介绍，这是国家安全部的领导，姓洪，想找你问一些情况，你要全力配合。吕所长说完就走了，临走时小心地带上门。
史林心中免不了忐忑，因为看吕所长的态度，今天的谈话一定相当重要。洪先生首先和颜悦色地扯了几句家常，问史林哪个学校毕业的，来所里有几年，一直给谁当助手，等等。史林知道这些话只是引子，既然国安部找到自己，自己的情况他一定事先调查清楚了。然后洪先生慢慢把谈话引到司马完身上。史林谨慎地回答说：他来这儿时间不长，对司马老师非常敬佩，老师专业造诣极深，工作也非常敬业，不过他们没有多少工作之外的接触，只是应卓师母之邀去赴过两次家宴。
洪先生不停地点头，他说：这位司马老师可是国宝啊，是国家安全部重点保护名单上挂名的。我们的保护是百倍小心，不容出任何差错的。所以想找你来了解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等等。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尽可直言不讳。
虽然他的话很委婉，但史林不会听不出话中之音。他断定，洪先生既然来找他了解司马完，肯定有什么重要原因吧。他踌躇片刻，决定对国安部实话实说：
“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有一点，不知道算不算异常。他在以色列工作访问时，总有两三天不见踪影。我陪他去过两次特拉维夫，都是这样。据他说是陪妻子去魏茨曼研究所，那是个综合性的研究所，以脑科学研究为强项。所以，卓师母去那里是正常的，但司马老师去干什么，我就不清楚了。我原来以为，也许这牵涉到什么秘密工作，是我这样级别的人不该了解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打探过。”
洪先生听得很认真：“还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了。”他想想又补充道，“我们去特拉维夫的工作访问一般不会超过一星期，所以，单单为了陪妻子而耽误两三天时间，这不像司马老师的为人。”
洪先生赞赏地点点头，这才说出来这儿的用意：“谢谢你，小史。我来之前对你做过深入了解，吕所长说你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年轻人。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一个重担要交给你。”史林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屏息以听，“我们对司马先生非常信任，非常器重，他对国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不久前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他脑中有异物。”
史林极为震惊，瞪大眼睛看着洪先生。对方点点头，肯定地说：“没错，确定有异物，是在头部正上方，穿透头盖骨，向下延伸到胼胝体。异物的材质看起来是某种芯片或其他电子元件，我们还没机会确认。”
史林张口结舌。说震惊是太轻了，他可以说是惊骇欲绝。有异物！在一个国宝级的武器科学家脑中！在战争阴云越来越浓的特殊时刻！他觉得，洪先生宣布的事实，就像是阴河里的水，漫地而来，让他不寒而栗。他说：
“你是说他被……”
“对，我们担心他被别人控制，被敌人控制，在他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以……”洪先生摇摇头，没把这句话说完。
史林下意识地轻轻摇头。这事太不可思议，他实在不愿相信。他想劝洪先生再去认真复核，不要把事情搞错。当然，他知道这个想法太幼稚。对一个国宝级的人物，来人又是国安部的重要官员（至少是副局长级别吧），肯定不会贸然行事的。但——脑中有异物！受人控制！这个事实实在太诡异。洪先生问：
“你是否知道，司马先生在魏茨曼研究所接触的是什么人？”
“不清楚，他从不在我面前谈论那边的事，卓师母也不谈。”
“那么，司马先生的行为有没有异常？比如偶然的动作僵硬，表情怔忡，无名烦躁，等等。如果他真受到外来力量的控制，应该会表现出一些异常的。”
史林认真回忆了一会儿，摇摇头：“没有，从来没发现过。”
“那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以后请你注意观察，但不要紧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什么迹象。现在，既然知道司马脑中有异物，那么一切都已在控制之中了，不会出大娄子。”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史林清楚，这些安慰恐怕言不由衷。他突然问：
“你说是在对他例行体检时发现的，那么上一次的体检是什么时候？”
洪先生看看史林，心想这年轻人确实思维敏捷，糊弄不住的。他叹口气：“是去年二月十号。你猜得对，这个异物可能是去年二月十号以后就植入了，而我们到今年二月才发现。如果是那样，他就有近一年的时间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如果真的……能泄露的军事机密也该泄露完了。”他摇摇头，“不管怎样，我们要尽快查个水落石出，这也是对他本人负责。”
到达特拉维夫后，他们照例访问了以色列军事技术公司（IMI），第二天又访问了迪莫纳核研究所。访问中明显能看到战争阴云的影响，以色列同行们虽然还是谈笑自若，但能看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疏远和提防。毕竟以色列一直是美国的忠实盟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以色列不一定会直接参战，但至少是倾向于“自家大哥”的。
史林这几天精神高度紧张。过去的工作访问有司马老师做靠山，这次，那个靠山已经不可信了，他只能自己努力，尽量在最后一次访问中得到一些有用的资料——还要时刻防着自己的同伴，观察他有无异常。不过，他没有发现司马完有任何可疑之处。
卓师母这两天一直陪着他们。她的美貌高雅、雍容大度是有效的润滑剂，让双方人员已经生涩的交往变得融洽一些。那些研究杀人武器的男人们都愿意和她交谈。但史林却心情复杂。在和国安部洪先生的那次谈话中，有一点洪先生避而不提，史林当时也没想到，但随后马上就想到了，那就是：卓师母是否知道丈夫脑袋中的异物。作为夫妻，终日耳鬓厮磨、同床共枕，她应该能发现丈夫脑袋上的异常吧。如果知道——她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同谋还是包庇犯？如果不知道——她与之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是个受他人控制的“机器人”，而她却一无所知！
史林对师母很尊敬，无论是哪种情况，史林觉得都比较恐怖，并为她感到心痛。
第三天正好是犹太新年，即逾越节，司马夫妇的一位老朋友，IMI一位高层主管胡沃德？卡斯皮邀他们三人去他的私人农场玩。卡斯皮20年前曾任以色列军工司司长，因牵涉到对华军售而在美国的压力下被撤职，是一个公认的亲华派。在这样一个相对微妙的时刻，这种邀请显然不是纯粹的私谊。四人乘着卡斯皮的大奔出城。他的私人农场相当远，已经接近加沙了。快中午时到达农场，卡斯皮夫人已经准备好饭菜，笑着说：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能在逾越节招待尊贵的客人，我非常高兴。”
餐桌上堆着烤羊肉、苦菜和未发酵的面包，这是逾越节的传统食品，是为了纪念当年犹太民族逃离埃及。午饭中大家有意识地“不谈国事”，高高兴兴地闲聊着。卡斯皮说：
“今天可以说我是替曾爷爷招待中国客人。1937年他逃到上海，一直住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几年的生活是他终生难忘的。”
卡斯皮回忆说，二战中犹太难民成了世界的弃儿，被所有文明国家拒绝，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和中国接纳了一些，其中上海接纳了2.5万人，占所有被接纳难民的一半。日本占领上海后，在1943年把所有犹太难民集中起来，在弄堂口焊上铁栅栏，禁止犹太人出入，甚至完全断绝食品供应。在这一年中，被囚禁的难民完全靠上海市民的“空投”才活了下来。市民们把大饼等食物包好，从邻近的房屋上向弄堂内扔。这些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是出于对“可怜人”的怜悯。卡斯皮说：
“我觉得，越是这种自发的下层社会的行为，越是能表现一个民族的品德。那时中国百姓同样是在日本的铁蹄下，日子也很难哪。以色列人永远忘不了在苦难中帮助过他们的人，我和妻子也忘不了。”
他轮番看着三位客人的眼睛，用目光传达着话语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看到了我对中国人的感情，那么也该重视一会儿我要说的话。卓君慧笑着说：“说句套话吧：这是应该的，不用感谢。我想如果是中国难民逃到特拉维夫，你们也一样会帮助的。对吧？”
卡斯皮笑道：“听曾爷爷说，那时一些中国民众不知道犹太习俗，还有往隔离区内扔猪肉包子的。当然，在那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吃一点违反犹太教教规的食物，耶和华也会原谅。”
餐桌上的人都笑起来。
饭后卡斯皮带客人们参观了他的农场，看了无土蔬菜，精确计量的滴灌系统，改良基因的山羊，等等。随后他领客人回到客厅，他夫人斟上咖啡后就退出去。客人们知道，真正的谈话就要开始了。卡斯皮脸色凝重地说：
“恐怕咱们之间的交往不得不中断了。原因你们都知道的：战争，美国的压力。关于战争的正义性我不想多说，各国政治家都有非常雄辩的诠释，但我想倒不如用一个浅显的比喻。这是一场资源之战，就像一群海豹争夺唯一的可以换气的冰窟窿。先来的海豹要求维持旧有秩序，后来的说，你们占了这么久，轮也轮到我们了！谁对？可能后来者的要求多一些正义，但考虑到换气口对先来者同样生死攸关，他们的强占也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如果换气口太小而海豹数目太多，即使达成完全公平的分配办法也不能保证所有海豹的最基本需求，那就只有靠战争来解决了。你们如果最终走进战争，那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我敬重你们，至少是理解你们。”
司马完说：“谢谢。战争确非我们所愿，甚至当一个武器科学家也违反我的本性。我总忘不了美国一个科学家班布里奇的话，他在参与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后，痛心疾首地对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了！”他摇摇头，“可是，总得有人干这种狗娘养的事。”
卡斯皮用力点头，重复道：“我能够理解，非常理解，甚至在道义上对你们的同情更多一些。但战争一旦爆发，以色列势必站在另一方。你们知道的，多年的政治同盟，以色列人对美国的感恩心理，等等。而且，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他盯着司马完，加重语气说，“我们也不能把宝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这句话非常刺耳，史林有倒噎一口气的感觉。看看司马完夫妇，他们神色不动。司马完平静地说：“看来你已经预判了战争的输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