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高不自居，功高不自傲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曾语良言
没有一个领导者能够不得众而长久地居于高位。曾国藩知道，要真正地赢得将士们的爱戴，名和利是最好的资本。因此，他从来都不独享功劳，而总是推功于人，他说，凡是遇到有名、有利的事情，都要注意和别人分享。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没有利益的诱惑，有多少人会真心地在战场上卖命呢？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但是又想独享大功，不愿意接受李鸿章的援军，曾国藩就写信开导说：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于十一日收到，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曾国藩在此委婉地向曾国荃表达了希望李鸿章能够与他一同作战，同立战功的想法。但是李鸿章一方面看到曾国荃并不想他插手金陵，同时也不愿意借此揽功，就上报朝廷，一方面上报朝廷说曾氏兄弟完全有能力攻克金陵，另一方面又派自己的弟弟前去帮助攻城。
攻下金陵之后，李鸿章亲自前去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
他还上书朝廷把此次战功归于朝廷的英明和将士们，不提自己和弟弟曾国荃的辛劳。谈到收复安庆之事，他也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在其他战役中，曾国藩也总是把赏银分给部下，把功劳归于他人并加以保举，如此一来，即得到了将士们的心，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也让朝廷对他放心。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将项羽。项羽力能扛鼎，一方称王，但是最终却失败了。韩信在分析他的性格时说：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得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官进爵时，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得失去了棱角，舍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的仁慈啊。将士的浴血奋战却没能得来应得的报酬，长此以往，项羽自然会失去军心；军心一失，失败早已注定。
曾国藩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气魄展示了一个领导者的魅力，每一个将士都愿意跟随这样的领导者，乐于为他所用。
在其位谋其政
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
——曾语良言
在其位谋其政，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一个成功者不可能是整日浑浑噩噩的人，官员更是如此。一个在自己岗位上得过且过的人怎么可能有升迁的希望呢？作为臣子，既要对天子负责，又要为百姓着想，如果尸位素餐还不如干脆把职位撤掉更好。认真负责的人心中时时有“敬”，即是把自己的职责时刻放在心中，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曾国藩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凭着敬业的精神做到了最出色。
曾国藩由学入仕，始终为国家大事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一生都恪守职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他每日早起晚睡，既要处理军政要事，又要读书、应酬，几乎无一时之闲暇。其中最耗费心神的，是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公文。曾国藩早年 “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后来随着年纪渐增，“精力日减，目光愈退”，但仍“沿此旧习”。由直隶回任两江总督后，他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不好，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一般公文只好令人代拟，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九，也就是他去世前的第五天，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了他一天的活动：
起床后诊脉，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见客人一次；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字。二更五点睡。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的第三天，曾国藩仍然如往常一样工作，但是觉得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下午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只好停办公事。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毕竟不多，在通常情况下，只有真心地去呵护花，花才能开得更艳。如果都是无心而成，又怎么会懂得它的价值之宝贵呢？
一个替人割草打工的小男孩打电话给一位布鲁斯太太说：“您需不需要割草工？”
布鲁斯太太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有了割草工。”
小男孩又说：“我会帮您拔掉花丛中的杂草。”
布鲁斯太太回答说：“我的割草工就做得很好了。”
小男孩又说：“我会帮您把草与走道的四周割齐。”
布鲁斯太太回答说：“我请的割草工也已做得非常出色，谢谢你，我不需要新的割草工人。”
小男孩挂了电话，此时小男孩的室友问他说：“你不是就在布鲁斯太太那儿割草打工吗？为什么还要打这样的电话啊？”
小男孩说：“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有多好！”
对自己的工作永远保持着审视的眼光，这就是敬业。曾国藩不辞辛劳地在自己的工作上奔波，却还是认为自己没能完全做到尽忠职守，因而心存愧疚。
他在日记中说：“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次日又说：“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身担大任者，总是会执著于自己的事业，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否则自己的价值又在何处呢？否则自己的追求又有什么意义呢？成功者的眼光更挑剔，因此他们的工作也总是更为出色。
用人之智：磨其锐，激其才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法，有考察之法。
——曾语良言
曾国藩并不善于亲自临阵指挥，他在前线指挥的每次战役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他懂得用人。如刘邦那般，虽然带兵不能如韩信那般多多益善，却善于用将，这就是他运用人才的艺术。
“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人才也要经过不断的打造磨炼才能真正成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因此，曾国藩说对待人才不必太苛刻，人无完人，但是一定要对他们有意识地进行培养，把身上一些粗糙之处尽可能地磨掉，让原本光亮的地方更加耀眼。如果求全而责备，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了。
伯乐不仅是要懂得什么是千里马，更是能够看出每匹马各自持有的特点，知道如何把常人认为的劣马训练成良马。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缴太平军后，就动身前往，希望能得到重用。但他一等就是一个月，曾国藩都没有接见他，只好通过在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
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时，曾国藩故意冷淡地说：“他是翰林，才高气大，我这里恐怕容他不下。他还是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吧。”
陈鼐自然听出了曾国藩的弦外之音，忙为李鸿章说话：“他这些年在外面也受了不少磨炼，已经不是往日那个年轻气盛的少年了，为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曾国藩其实一直很赏识李鸿章，只不过是他心高气傲，想消磨一下他的锐气，这样才更有利于他的成长。现在他主动前来，曾国藩自然很欢迎，后来又对他进行了一些磨炼，李鸿章终成继他之后晚清的一大肱骨之臣。
对于刘铭传也是如此，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淳蓄”，于是就派他去守卫沙河，让他在那里慢慢领悟坚忍之道，断粮他的气量，进而就能够达到淳蓄之境。
除了对人才进行磨炼外，曾国藩还善于通过激励的手段来鼓舞士气。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接连攻克了岳州和武昌，咸丰皇帝大喜，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哨长一级的军官都得了朝廷封赏，成了朝廷命官。曾国藩特意打造了五十把腰刀奖给立有大功的勇士。
四十七把腰刀都一一奖给了塔奇布、彭玉麟等，底下的军官羡慕赞叹不已。曾国藩又说，“现在还有三把腰刀，谁想要的话可以上来说出理由，若是真的能称得上是位勇士，就奖他一把军刀。”
一个哨长跳上来自报了战功，得到了一把腰刀。此后其他的军官纷纷上台，果然大有勇武之人，军刀已经不够用了。曾国藩激动地宣布说：“本部堂将再打造五十把腰刀，奖励给立功的勇士！”
此言一出，此次没有得到腰刀的军官士气大振，在日后的作战中更是竭尽一己之力，原来身上的潜能也被大大激发了起来。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激发的潜能，也有成为大才必须要剔除的毛糙之处。曾国藩因洞察幕下各类人物的特点，才能够把人才运用得恰到好处。
轻薄之人不可用
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华取巧之流。
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
——曾语良言
曾国藩用人不拘一格，他主张去看每个人身上的优点，因此他的幕府中各路豪杰都能各尽其才，但并不是说任何人都能收入麾下得到他的赏识栽培。他在取舍之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质朴”。
曾国藩说：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