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999年初，蒙牛老总牛根生启动“中国乳都”的概念，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打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口号，在众多场合提到伊利时都把伊利放在自己的前边，在所有的口径上都将内蒙古所有的乳品企业打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烙印。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蒙牛赢得了政府的支持，使自己的命运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大局捆绑在一起，抬高竞争对手的同时保护了自己。
在2004年年底，当伊利高层出事后，牛根生直言：“我们不希望伊利有问题，因为草原乳业是一块牌子，蒙牛、伊利各占一半。……我想说的是，蒙牛和伊利的目标是共同把草原乳业做大，因此蒙牛和伊利，是休戚相关的。”
在牛根生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的努力下，伊利和蒙牛终于捐弃前嫌，开始了边合作边竞争的、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双赢局面，共同迎来了中国乳业的辉煌时代。
【管理王道】
如果放到今天，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就是人事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争，在实际操作中，应视具体情况选择其一或二者并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最佳的办法就是二者并举，即两人合作，同时进行人事改革与经济改革。这是组织内部的合作问题。
就组织外部而言，现在也是一个强调合作与共赢的时代，而不是一味地竞争。同行未必是冤家，也未必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竞争对手也可以经过有效的联合，达到互惠互利，并可以在良性竞争的同时，创造出利于两者或多者共同发展的经营环境和利润空间。用蒙牛总裁牛根生的话说，这就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即共生共赢。
王安石超前的管理与经济思维的困惑——改革中必须注意权时之变
王安石早在九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诸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用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等管理与经济思维，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不幸。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具备的条件下，这种超前思维只能在人们的质疑与反对声中黯然落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有用人不当的自身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说，王安石的失败，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但我们研究管理主要还是从人为的主观方面出发，总结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因此，必须要归结到王安石这个改革的领导者身上，那他的失败可以总结为对权时之变的把控不当。
所谓的权时之变，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顺与逆。改革的实现，需要三者的配合。从历代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改革若想顺利推行并卓有成效，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可能并非全部契合，但至少要具备其中之一。而我们的改革先锋王安石呢？
其实在改革初期，王安石对权时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
首先来看天时。所谓的天时，大而言之就是时代环境，小而言之就是时机。王安石的变法中反映出来的管理思想和经济思维大大超出了时代的理解范围，虽然很正确、很先进，却并不适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正应了那句话：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合适的。但在时机方面，恰逢神宗有意改革，这无疑为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再来看地利。所谓的地利，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当时宋朝由于浪费和生财无道导致国库空虚，由于高利贷的大肆盛行，农民生活艰难，农业发展缓慢；社会结构和商业流通方面也有诸多弊病，整个国家犹如患病的老人，暮气沉沉，缺乏生机。这时，迫切需要一次改革来清秽扫冗。
最后看人和。所谓的人和，就是人心所向。具体到当时的时代，无外乎君心、臣心与民心所指。王安石通过在地方的十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优秀的“业绩”，积累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在朝廷内外树立了极佳的口碑。他任京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谦虚恭谨，也博得了广大同僚的认同，名满天下，而新君神宗对王安石也颇为推崇。
不难发现，王安石天时、地利、人和均已具备，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顺利升任副宰相，主持变法工作并使得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
然而，新法推出后，变故陡生，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首先是同僚尤其是那些前朝重臣们群起反对，阻碍了新法的推行。继而，一些以爱民著称的清廉官员也因为思想的局限而拒绝配合新法的推行，导致新法执行不力，得不到落实。 此时，一些投机分子（包括官吏、商贾、豪绅等）的趁机捣乱更使得新法完全变了味，不明就里的百姓们在生活质量得不到丝毫改善、甚至更加艰难的情况下自然对新法产生误会。如此一来，臣心、民心皆失。而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更是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对新法的抵制，地利因素丧失，加之早已存在的天时之差（思想理念远远超出时代所能理解的范围），最后，天时、地利、人和中，只剩下神宗在独自支撑着王安石的变法。
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和因素支持，但随着朝廷老臣们逐渐无奈离去和新法的逐步渗透，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持续下去，改革或许还有胜算。然而，一场天灾彻底浇灭了这丝希望的火苗。连年的大旱使得新法的推行雪上加霜，百姓流离失所。保守派趁机大举反攻，神宗也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纵然神宗一再挽留，王安石自己都难以原谅自己，最终引咎辞职。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好的开始未必就意味着胜利的结局。随着改革的进行，肯定会遭遇一连串的问题或障碍，预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的，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会影响到权时的变动。如果不能控制局面，实施卓有成效的过程管理来调整权时的天平，则改革很可能会滑向失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正源于此。
如果在变法开始遭遇反对时王安石能够作出些妥协，认真考虑一下保守派的观点，稍稍调整一下政策作为过渡，或者能够联合司马光（当然，依两人的性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进行经济和人事改革，那么，初期的改革就不会步履维艰，无论是百姓还是国家都能有一定的积蓄，即使天灾到来，也能从容应对。
可惜，执拗的宰相未能从一而终，他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齐聚天时、地利、人和的改革，却因为执著与坚持而导致权时大变，加之他用人不当、改革局面失控，最终带着深深的遗憾退出政坛。这到底是人之过，还是时代之错，留于后人评说吧。
【管理王道】
总结我们祖先五千多年中的诸多变革，我们不难发现，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决策层的态度与目标。
2.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
3.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
4.具有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
5.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
6.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
上述六点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改革过程中对权时的把握，对国家改革适用，对公司的改革同样适用。锐意改革的领导者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进行中，必须时刻注意权时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策略，引导改革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