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位“护法善神”却着实不善，他是一个自视甚高、有强烈个人野心的人物。其实早在王安石变法的第一年，司马光就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逢迎弄巧，不是佳士，使王安石在天下蒙受诽谤的，是吕惠卿。”后来果然应验。吕惠卿上台后，先后将吕嘉问和曾布这两位新法骨干排挤出去，同时提拔自己的亲族，扩张自己的个人实力，这些行为加速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也引起了很多朝臣的不满。同时，他所创行的“手实法”惹得民怨四起。这也正是王安石决定重新出山的原因。 然而，让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复出不但没能挽救变法派，反而招致了变法派内部的加速分裂：王安石的复出断送了吕惠卿拜相的机会，吕惠卿因此怀恨在心，不但不协助王安石变法，反而处处与之作对。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一些追逐名利之徒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摇摆于两人之间，甚至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斗争愈演愈烈，吕惠卿完全抛王安石的卵翼之恩与父师之义于不顾，由最初的暗中诽谤变为公然的恶意攻击，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向来绝对自信、百折不挠的王安石开始萌生了退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反思自己：“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
此外，随着神宗的逐渐成熟，变得独立而果断，摆脱了对王安石的言听计从，而且越来越有主见。双方的冲突也越来越多，神宗对王安石的态度越来越淡薄，这更使他对政治心灰意懒。
恰在此时，王安石的爱子早逝，这个沉重打击彻底击倒了王安石，对权位毫不贪恋的他坚请辞职，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公私来往。
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第二次罢去相位，出判江宁。回到江宁，王安石立即上书辞去了实际职事，然后退居钟山，不复过问政治。 至此，王安石的变法梦想随着他的政治生涯一起结束了。此后的变法只是打着变法的旗号的权力争斗而已。
对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尽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与新法的经济学价值无可非议，但他在改革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却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首先，王安石在推行新法初期，仍用旧有的各级官僚执行新法，导致执行不力，新法都走了样，这是没有培养基层人才的问题。
其次，王安石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相当冒失地起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到官场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蜕变为投机取巧，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吕惠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两点不当的用人措施一方面导致决策层的急功近利，一方面导致执行不力或歪曲执行，决策、执行均偏离了新法的轨道，足够断送新法的前途了。因此，再好的改革也需要良好的方向控制，而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需要有人来具体实施。用对人，事半功倍；用错人，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一败涂地。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认为：良好的处世哲学和用人之道是今日成功的前提。李嘉诚在其长江实业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管理和专业人才，因此他克服重重阻力，劝退了一批创业之初帮助他一起打江山的“难兄难弟”，果断起用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员，为集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他制定了若干用人措施，诸如，开办夜校培训在职工人、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出国深造。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深知，不仅要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拥有不同才能的人，而且要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发挥人才特长，恰当、合理地运用人才，因此，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所谓的阶段发展，其实就是由旧至新的蜕变，也是一种改革。李嘉诚通过对旧有人才的妥善处置和对新进人才的培育，很好地规避了管理层和执行层的隐患，顺利地为企业进行了“换血”，促进了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管理王道】
决策和执行是企业运行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也是重要环节，一个涉及方向性问题，一个涉及最终生产力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人才任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最终竞争力。因此，在改革之前，就应该注重对这两方面人才的培育，这样既规避了贸然提拔人才的风险，又能够在改革过程中逐步以新代旧，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一盘鱼饵看王安石的领导风格
执拗、自负、创新、唯结果是问，这就是王安石。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衡量的话，这样的一位领导绝对是个任务动机型领导，即只关注任务完成的结果，对于采取怎样的方式、执行任务的人能否担当此任则不太重视。
作为改革派的领导者，王安石的领导风格直接影响到新法的性质和下属的执行风格。
囿于时代的原因，我们找不到对于王安石领导风格的评述，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管理行为和日常生活细节上略窥一二。
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十几年，做了很多实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中不难发现他的“执著”和对结果的重视，即一切以结果为准绳，并且不达目的决不回头。这就直接导致他在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可能会不近人情，这一点从下面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开封群牧司判时，他们的主管领导包拯借自己家中花园的牡丹盛开之际置酒赏花，王安石、司马光都不能喝酒，但司马光在包拯的一再劝说下，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却一点面子也没给，滴酒未沾。面对自己的上司尚且如此不近人情，王安石的执拗确实不同凡响。
王安石注重结果的性格在他生活中的表现更是惊世骇俗。他极度不修边幅——人们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他却违背人之常情，经常是月余不洗脸、不换衣服，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让人感觉他是在故意特立独行以博取名声。为此，“三苏”之一的苏辙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讽刺他。
还有一件事更能显示出王安石独特的性格。
一次，宋仁宗在皇家宫苑宴请众臣，心情颇佳的皇帝规定：每人都要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高兴地拿着渔竿和鱼饵去钓鱼，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桌前，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鱼饵全部吃光，而且在众人的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吃饱了。
除去哗众取宠的成分，这件事集中反映了王安石以下几种性格：首先，不唯皇帝的命令是从，表现了他不畏权威的执拗个性；其次，不假御厨之手而自足，表现了他的自负与独辟蹊径的思考方式；最后，通过吃完鱼饵来达到与吃鱼同样的结果——吃饱，表现了他不重过程，只关注结果的管理思维。
执拗、自负、创新、唯结果论，这就是王安石。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衡量的话，这样的一位领导绝对是个任务导向型领导，即只关注任务完成的结果，对于采取怎样的方式、执行任务的人能否担当此任则不太重视。
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因此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以此为导向，指导思想也是国家垄断经营，搞活经济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百姓的人文关怀；用人方面，他也不考虑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等，只要有能力推行新法，就破格起用。而他运用的这些人也充分迎合了王安石只求结果的心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朝廷与民间都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为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
【管理王道】
每个管理者都有自己的领导风格，如任务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任务导向型又称为工作导向型，这种领导方式关心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并用密切监督和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获得良好绩效，满意的工作期限和结果评估；关系导向型又称员工导向型，这种领导方式表现为关心员工，并有意识地培养与高绩效的工作群体相关的人文因素，即重视人际关系。客观来讲，两者并不具备平行比较的可能，因为每一类型的管理者都适合某一特定环境。任务导向型领导适合强情境控制环境，例如比较差的劳资关系、低任务建构和低位置权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任务导向的领导会取得良好业绩。而关系导向型的领导，虽然对企业的业绩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对于企业文化的构建和长远发展却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是一项大动筋骨的企业活动，可能会涉及到企业文化的改变。此时，单纯依靠任务导向的领导往往会导致管理行为的僵化，如能恰当地结合关系型的领导行为无疑会对你的管理大有助益。
但用临川王介甫，为君谈笑金满库：节流与开源并举，马、狼齐用
数百年后，我们在王安石的言论和变法中发现了他超前的财务管理理论与经济思维，这不但对治理公司大有裨益，而且对治理国家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关于国家的财政问题，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自信十足的王安石认为国家财力之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方法。而且，王安石很肯定地说，经济问题是“小儿科”，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透脑筋。现在国家为经济问题而烦恼，其实只要我王安石一变法，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有“但用临川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为君谈笑金满库”之豪气。
那么，王安石是怎样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呢？
早在公元1068年，宋神宗就曾对大臣们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该共同留意节约用度。”
不久，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大体上获得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
王安石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
“对于管理财政，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老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
宋神宗是从节流的方面谈财政问题，而王安石在奏章中的意思则是：国家财政困难，光靠“节流”是行不通的，必须“开源”，而“开源”的办法就是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
王安石的变法就将“节流”与“开源”坚决贯彻进去。
还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不仅为百姓提供借贷青苗钱，而且还规定百姓在偿还时须向官府缴纳息钱。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农民免受高额高利贷之苦——从另一角度看则是避免了财富向地方富农豪强手中堆积，对于国家来说也算是节流了——而且息钱的回流也避免了国家扶助农户而导致国库空虚、资金流转不畅。同时，息钱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对农户的良性刺激，使得他们不得不谨慎运用这些青苗钱，更加辛勤劳作来偿还息钱。这就犹如在给农户一匹马时，又在他们身后放了一匹狼，促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拼命奔跑。
显然，用这种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一方面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在不增加税赋的基础上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其他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思想，其深度与广度都是当时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这些新法都彰显出王安石无与伦比的管理智慧与超前的经济思维。
大至国家，小至企业，财务（或财政）问题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还是金融调控的管理方式，都对财务管理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削减成本，降低开支，节约能耗，这是“节流”。同时，在现有流动资金难以改变的基础上，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提升资金的利用率，大大发挥资金的价值，既是一种“节流”的行为，又无异于为公司“开源”。而信贷的应用则会极大地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刺激他们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管理者在公司管理中若能灵活地运用这些管理方法，开源与节流并举，马、狼齐用，无疑将给公司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
【管理王道】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管理方法，解决的是企业持久生存的问题，而开源与节流并举，马、狼齐用，解决的则是企业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问题。企业不仅要持久生存，更要持续发展，因此需要企业保持强劲的动力之源。这仅靠员工的自觉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能够灵活地采用经济刺激与制度约束，两者并用，既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公司发展动力问题，无疑将会大大增强企业的活力。
“拗相公”VS“司马牛”：针锋相对莫若妥协合作
